寻正帝国 (www.xzdg.org )

p评论中国医改，我对中国政府组织的医改失望至极，希望这种情绪不要影响到现有的医生与医务人员，更希望广大患者群体与社会意识到卫生部的无能并不代表世界末日，卫生部官员的无能是注定的，因为他们不是依靠有能无能选出来的，他们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把医改当着送礼，搞着玩儿，无能是一种体制。/p p我在前文中说中国医改的希望在私立医院，在于至下而上的医改，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老子教乖儿子式的医改，如果卫生部老子随便指点一下，儿子们就很听话，不吃回扣，不乱开检查，不向病人敲榨勒索，那中国还用得着医改么？/p p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样的人民，养育什么样的政府，当然，有什么样的患者，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医生，我当然不会把医疗现状的责任都归结于病患，但社会整体的运作方式无论如何都会印证在医疗体系上，国人的许多恶性观念都是产生促进恶劣医疗体制的一部分。/p p医生与其他医务人员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他们都要拖家事带口，从农村出来的，还有看顾年老父母的责任，中国社会的浮夸闲侃空想乱谈的习气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医改的进程，大家都脑袋一拍，一个想当然的主意点子就出来了，这就是卫生部的医改方案实质，跟老毛治国的招式是一样的，一个稍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就难以理解大炼钢铁有什么价值，钢铁又不是黄金，堆在那里还可以虚荣一下，我好有钱，我好有钢铁！成什么啦？/p p卫生部官员的确不够聪明，但也不至于认识不到中国医疗体系的迫切问题，但是他们缺乏纠正问题的勇气，因为消费者是短视的，任何更改现有价格体系的努力，只要是增加而非减少，都会受到消费者的抵制，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不会去理性地辨别即使是价格增加，只要有助于纠正价格偏导，都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社会上对现有医疗体系已经积累了极大的不满，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从上而下的医改在纠正价格偏差上的努力！陈竺要让社会再骂他二十年，看似勇气十足，实际上是推托责任，给大家造成无论怎么做他都要挨骂的印象，与理性地推动医改有本质区别。/p p美国如果不是目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如果不严重到这种程度，奥巴马的这一系列政策是永远没有机会实施的，为什么？那就是美国人维护市场经济的决心，是市场经济把美国推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是市场经济维护着这一地位的，现在的许多救市举措，在经济危机一旦过去，又会被逆转的，比如现在国家拥有对多家金融机构的产权，一旦市场稳定，又会被私有化卖出去。/p p为什么私有经济优于公有制？因为人性。大家习惯性地举头望红日，盼望老毛把大家带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结果如何呢？他老人家倒是能随意支取用度，连男女关系上，大家穿点花哨的衣服都要进监狱，而他抢女霸妇，为所欲为，中国人饿死三四千万，他可以随时吃腻了中餐换西餐，红烧肉换油炸大虾。所有权有两个属性，一是受益权，二是管理权，二者构成所有权的基础，所谓公有，其实是统治者把受益权与管理权收归自己的结果，这是实实在在的权利，而非象征性的权利，比如中国以前的王朝时代，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得气势汹汹，但那只是象征性的，皇帝既没有所有土地的管理权，也没有其全部的受益权。公有制很容易演变成为公无制，大家都一无所有，真正地实现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状态，而管理权与受益权则到了官员手中，面对公有制，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进行对抗，起码可以消极怠工，我努力生产的东西不归我，偷懒还不会么？那正是公有制垮台的基本原因与写照。/p p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异数，其它国家要么由政府出面组织医疗服务，比如英国，要么由政府出面组织医疗保险，比如加拿大，要么是二者结合，比如德国，总之，全民医疗服务有保障，政府高度介入医疗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当中，美国尽管医改是一个永衡的政治话题，但其私有成份是各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有人说美国医疗服务是世界上最贵的，这话有道理，但也明显误导了听众，因为美国医疗体系也是世界上产出最高的，它为国民经济贡献了16%！去掉美国医疗体系的产出支付，虽然人均消费节约了一大把，但美国人平均收入也会下降一大截。/p p我极度推崇医疗体系私有化，并不因为我喜欢美国模式，或者我只熟习美国模式，提倡对缺乏保障的人群医疗服务不问不顾，而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中国还不到讨论国家全民医疗保障模式的地步，无论美国模式，还是英加模式，中国都没有能力实行，都没有条件实行，也没有意愿实行。/p p中国的执政党依靠的是农民夺取了政权，夺得了政权之后的回报就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残酷地压榨农民，饿死几千万。在任何一个现代政权中，或者就是中国的王朝时代，政府看顾的是谁？弱势群体，为什么呢？人，走投无路时就变成社会的破坏力量，就会造反，一个封建帝王当然最害怕别人起来夺取他的政权，而在现代社会里，民主政权则害怕走投无路的人形成治安破坏，从社会良知上来说，当然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最需要同情与关照的了。中国现在的政府做得如何呢？革命成功第一件事是搬进了旧王朝的宫殿中，设立四六二十四等，等级森严，这些人才是国家照顾的对象，国家出面组织的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医疗保险，都围绕着特权阶层在运动（回想高干、普通干部、国营企业工人、集体制企业等不同各类的报账比例吧）。/p p世界各国中，只有中国才露此怪相，最需要政府救助的低收入群体要向政府开办的医院缴现金，还要预交，才能享受服务，而不少医院重复收费，这些人又是最不可能发现及造成麻烦的人群，另一方面，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才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中国政府真的有意愿解决国民的医疗问题？还是只愿意维持现状，保障特权阶层的利益，不言而喻。/p p在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小孩在社区中卖柑汁水，也知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只有中国的卫生部长，才会口无遮拦，要求医疗服务不跟成本挂钩。中国的医改，只要是侧重于政府管制，就绝无希望，因为有着巨大的管理成本，在缺乏监督管理的官僚体系中，愚蠢是没有底线的，当然，不受遏制的贪婪也是无法抵挡的。/p p中国无论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医疗服务，还是由政府组织医疗保险，其结果都是注定了的，在正常的商业条件下，交出100元的保费，会有100元的效益，向医院投入100万，会有100万的建设，而陷入现有的官僚体系中，100元的保费，有60元的效益（中国现在的医保项目，就没有哪怕一个透明公开地向保民交待财务状况的，更不要说千方百计在实践中东折西扣减少保民的实际利益了），投入100万，有60万的建设而没有豆腐渣工程，就很不错了。中国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没有社会监督，没有形成财务管理透明公开的制度与相应文化之前，中国的医改就不能谈全民医保，更不要奢望政府加强对医院的管理控制，医院就变好变乖了。/p p中国稍有年龄的人，不难懂得花别人的钱的道理，如果出游花自己的钱，总会精打细算，而如果是出公差，要报销，住的旅馆等级当然就不一样了。让中国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医院，或者医疗保险，那就等于是让别人花自己的钱，浪费贪污层出不穷，消费者医务人员怨天尤地，没完没了。什么是坏的制度，这就是坏的制度，用别人的资产为自己捞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象卫生部长陈竺一样，做点本职工作，且不论好坏，他把它当着送给人民的大礼。/p p举一个例子，去年陈竺开政协会议也是高调长弹，其中他提到了禁止VIP病房，为什么要禁止VIP病房呢？因为VIP病房突出了贫富分化的现状，在政治上无异于给陈竺部长抹黑，于是乎陈部长一声令下，VIP病房没有了。中国没有VIP病房么？告诉你，执政党办公室搬进中南海时就有了，不但有VIP病房，还有VIP医院，只不过VIP从来叫住高干而已，陈竺要叫停高干病房与高干医院么？前者他不敢，后者他管不着。VIP病房只不过是原来的高干病房扩展到经济精英身上而已，抱着学而优则仕，有着鄙视商业与商人的传统观念的陈竺再次显示了官僚集团为一已之私而置大众利益于不顾的愚昧状态。/p pVIP病房有两个作用，一是提高收费，当然，也会在服务质量上加强与提高，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一件，不然，要跟大家一样去挤普通病房，有钱花不出去；二是针对普通病人来说，医院很大程度上成本是固定的，有了VIP病房，一下子可以多赚，医院也就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少赚一些了，没有了VIP病房，医院只有针对所有人不分贫穷贵践狠刮一通。其结果无非是有钱人觉得中国的医院没救了，只好打个飞机到国外治病去了，没钱人则刮得病治一半，然后被赶到街上去了。/p p美国最著名的诊所（医院）之一，全球极富盛名的默奥诊所的创办者，默奥兄弟当年治病时1/3的病人都无钱付账，默奥兄弟不但能维持其诊所的营运，还能保持极高的投资水平，将其建设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流医疗设施。“劫富济贫”是医生医院的一项天然职责，即使是过去的中医先生，也知道体恤贫苦，遇到穷人时少收诊费或者不收诊费，中国无知无能无耻的官僚体系，非得把医院医生逼成铁石心肠，变成孺口夺食的白眼狼，不见钱不治病，见了钱又治不来病的庸医。/p p在公有制下，医院的所有权是不明了的，其受益权与管理更是一塌糊涂，要说中国医院的管理人员没有权，他们贪污腐化，浪费侵吞成千上万的资金医院内部的人都无从发觉，要说他们有权，医院院长甚至开除不了一个不合格的医生护士，更不要说动“他”的管理团队了，一切都是按照官僚集团的明暗规律在操作，勾心斗角的程度不亚于其它官场。中国医院的管理现状可以这样来描述，小贪一把，易如反掌，大贪一把，烧香拜佛，为官蒙利，一切顺利，为民蒙福，伤筋动骨，改变现状，彻夜痛哭。就让胡卫民当医院的院长，他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医院低效低能的现状，当一个好医生很容易，但要在受众多行政制约的中国医院中有所作为，难于上青天，有几个人愿意试着上青天？/p p我不能说所有的管理与经济困境在私立医院中就迎刃而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私立医院与商业保险才有解决那些基本问题的潜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必须依靠竞争，没有竞争，私立医院与商业保险甚至会比公立医院与国营保险还要糟糕，不过，有一点可以放心，竞争几乎是私有制的必然现象，政府只需要在特别领域内设立打击垄断行为的法规就可以了。政府管理好医院的能力欠缺，但立法促进竞争、维护合法竞争关系与市场条件，却不太难。/p p私立医院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一是可以自主地设立合理的价格，但在早期，这个能力要受市场限制，因为私立医院在跟公立医院竞争，你收诊费30元虽然合理，但公立医院专家教授才收那样的价格，大部分的消费者，没有对比总体消费的能力，他们一看这单价，马上把你排斥了，私立医院要向消费者证明医疗服力的合理费用会导致更为有效低廉的医疗服务，需要时间与技巧。/p p第二是极大地降低管理成本，在公有制下，一个不合格的员工，你不但要为他付工资，还得再雇一个专门看住他，或者在他坏事时收拾残局，私立医院在中国的环境下当然免不了会雇用人情户关系户，但凡事有度，如果办私营企业就得把工商税务的舅侄老表全招进来坏事，那谁还会在那里办企业呀？因为是私营企业，即使是舅侄老表，也可以开除，这就是官僚体系无法企及的优势。/p p第三是极大地增加管理效益，在公有制条件下，坏事的多，办事的少，你买CT机，一听你是公立医院，一大堆人心眼立马活了，拖酒夹烟向你家里冲，你想当好人，还会被人骂你假打清高，自己的亲友都免不了要掺和，你如果是花自己的钱，连卖CT机的人都忍不住要给你另报一个价。在公有制下要开展一个有钱赚的项目，陈竺屁钱不给，还给你叫停，你不听就给你穿小鞋；医院内部则人人有一个小九九，七大姑八大姨唱得你头晕，利益分配不停地消耗着你的精力；所有这些东西，一旦私有，虽然说一定程度上仍然会存在，但稍有决断，则不成问题。/p p第四是有真正的效绩考核。管理不善者，市场决定其生死，不适合管理的人，则优胜劣汰，市场可以选择一批杰出的管理人员，消费者有选择，不存在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状态，不象官僚体制中人，把这家医院搞烂了，讨好行贿于行政管理人员，求求自己的舅侄老表，又可以到另一家医院里去搞。而现有的公立医院的考核，就看谁把数据做得漂亮，跟行政管理机构关系钩通得透彻，而真正的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s），反而插不上言，搭不上话。对于私营医院来说，显然政府手中还握有一件利器，那就是医保，政府通过现在所谓的城镇医保体系，把持了医疗服务经济体系的大权，如果政府诚心压制私有体系，这是非常有力的一大杠杆。万幸的是，政府的低效在这方面也一致，卫生部管不到医保，或者说，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官僚体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就保证了政府部门并非铁板一块，突破此种限制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可能的，而且并不难。/p p为什么私有体制有如此重大的经济优势，在中国医疗政策向私有制开放后仍然举步维艰，恶名难除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惰性，二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全社会的思想导向问题。后者很易理解，美国人即使是经济危机迫使国家介入经济，但私有制思想深入人心，对国家操纵经济大家都不放心，事后还得私有化，迫使政府退出它不应该存在的领域，而在中国，大家尽管深受经济私有化带来的好处，但日常所受的教育还与此背道而驰，大部分的人仍然囿于公产共产的幻想与空想中，仇商仇富情绪仍然盘结于心中。同样的案例，发生于公立医院大家见惯不惊，发生于私立医院就是道德败坏、图利蒙财的铁证，大家都教导亲友要小心私立医院。大家一定要小心公立医院。/p p政策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私立医院可以划分两种，一是营利性医院，二是非营利性医院，前者有完全的价格自由，但是要交税，后者不交税，但要受价格管制。由于卫生部的糊涂官员们，私立医院在中国医疗改革中的地位摇摆不定，政策制定者中没有清楚的目标与对私有制的理解，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私营医院来“补充”公立医院的不足，另一方面又怕失去对整个医疗行业的控制。由于中国的税制混乱，营利性医院究竟要收什么税不确定性太高，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私立医院都挂非营利性医院的牌子，营不营利，就难说了。中国医改应当把自主定价权全面地交给私立医院，去掉套在私立医院脖子上的绞绳，才能促进正常医疗体系的发育。/p p在经济领域中，营利代表着吸引资本投入的力度，从建国几十年来，执政党在卫生领域的投资从来都在打欠条，不停地用中医来糊弄人民，现在全球经济大滑坡，大量的剩余资金无处可投，中国更是把数万亿的资金投在发达国家而不是投入在本国的建设中，中国人生产的国民总值很大一部分是为美国人与日欧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的，中国应当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了，在卫生领域，显然，中国可以进一步免去营利医院的税收义务。这种生活必需品与服务的免税行为在其它国家中并不鲜见（比如美国食品就是免税的，经营食品的企业都是营利性的，最终是消费者享受到免除的税收），只不过中国需要把此种做法带到卫生领域，以刺激卫生领域内的投资而已。/p p在发展私有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最难克服的是惰性，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医务人员——主要是医生的愚蠢。中国医生的悲惨境地就是卫生部管理不善，严重不合理的政策造成的，但中国医生天天抱怨，却也人人抱着卫生部的大腿不放，希望陈竺大人可怜可怜大家，把他不懂得怎么用的银子分一点给困苦中的医生，宁愿当叫花子，中国医生也不愿正视自己的境遇，寻求现有体制中的突破。/p p曾几何时，中国大陆一遍愁云惨雾，中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了，那时仍然叫干部——辛辛苦苦地学习，从媳妇熬成婆，成了以往人人羡慕的国家干部，却不曾想，当教授的，搞不过卖茶叶蛋的，自家工资旱涝保收，但看着为生活逼迫无奈的小民百姓居然下海搞发了，个个红眼病四起，“知识界”怨声载道，八十年代末跟九十年代前一半，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牢骚虫，直到后来，教授终于下海了，知识分子也放下架子来了，不用救生圈下海体现了一把“知识就是力量”，现在再也听不到“当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了，反而是医生们羡慕起当教师的了，教育产业发达起来了，老师的腰包也充实了。/p p只要中国医生因为短见、嫉妒、贪婪而不愿放弃公立医院的职位，公开诋毁私立医院，缺乏创业精神，在行业内打压逼迫只有在公立系统中生存不下去的人去私立医院，不懂得在医患关系中树立自己权威与利益，中国的私有医疗服务就建立不起来，起码会严重迟缓中国医改进程。/p p中国的医改，就需要中国的医生，尤其是好医生，转向市场，在市场中寻求自己的价值，最终迫使整个系统沿着一条理性化的道路前进。指望卫生部或者政府救市，那么你就不要指望自己的境遇有多少明显的改善，僧多粥少呀，同志们，况且掌勺的胃口向来不小。/p

p【按：有网友问我卫生部钱多到不知怎么花的出处，下面原文中粗体加红色注明了出处。】 p原文：a href=”http://news.sina.com.cn/c/2008-03-08/030915100917.shtml”卫生部副部长高强首次透露新医改方案细节（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8日03:09 京华时报）/a p本报讯 昨天，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在政协医卫组的联组讨论会上，首次公开透露了新医改方案的细节，并就医药卫生领域的一些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 pa href=”http://video.sina.com.cn/news/c/bn/2008-03-07/202013007.shtml”高强回应委员提问/a p　　高强称，关于新医改方案，国务院已经审议过一次，两会结束后就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可能会通过网上，也可能开座谈会当面征求意见，之后还会有一个修订的过程，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p　　“对医改方案，媒体有一些误解，认为有八九个方案都报到国务院，让国务院来选择一个，这是不太准确的。这些所谓的方案，都是我们在研究初期委托一些机构提供的咨询意见。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起草新医改的方案，所以没有十个八个方案，只有一个。拿出来征求意见的，也只有一个方案。”高强解释称。 p　　据高强透露，在目前的方案中，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四大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险体系和药品供应体系)，都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措施。方案最终确定后，还要对重大问题制定一系列的可操作性的文件，便于政策措施的落实。一些措施，方案公布后就会马上推广，另一些会制定一系列的试点方案，或选择试点城市。 p　　高强称，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解决了很多原来存在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的问题，所以要继续推进改革。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现在面临的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缓解，但是也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一定要积极稳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推动，要每年都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每年都让群众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到2020年，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善科学的医疗卫生制度。 p　　“今年是改革的头一年，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了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体现了统筹兼顾，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设和解决当前问题相结合的精神。” p　　新医改方案 之 医院改革 p　　“药不补医”亏损由政府补贴 p　　医院改革，被认为是医改中最复杂和最难突破的核心内容，此前官方对医院如何改革的态度一直不明朗。昨天，高强透露了众多医院改革的细节。 p　　“医院现在实行的以药补医政策，要逐步地改革。这是当前医院管理和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高强称，今后要通过增加财政补贴、调整某些医疗服务收费的办法，来弥补医院由于改革以药补医机制而减少的收入，保障医院的基本运行。公益性医院的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置、人才的培养及一些政策性的亏损，政府都要承担经费。 p　　私立医院也可非营利 p　　高强称，在强调医院公益性的同时，也要引进一些市场机制，来推动卫生事业的合理发展。允许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同时存在，关键是要制定一个严格科学规范的区分标准。 p　　“现在这个标准模糊不清，用投资所有制来划分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是不对的。”高强解释，民营医院也可以办成非营利性的医院，关键看它是不是符合政府制定的非营利性医院的标准。 p　　“这个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管理和价格政策上。政府将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只要医院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申请成为非营利性质，就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比如免税、补贴等等。但医院一定要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基本医疗服务。如果医院是营利的，那么就要按照企业经营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再配之以严格的卫生监督，保证两种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 p　　高强称，发展民营医院是今后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更多地吸收社会资金发展一些民营医院，形成医疗机构合理竞争的局面。对民营医院也要实行同等待遇，制定一些科学合理的政策。 p　　“有一点是明确的，不管是营利的还是非营利的，提供的医疗服务都应是一样的。”高强强调。 p　医生薪金要优劳优得 p　　高强称，引入市场机制还包括用市场的办法对医院内部进行改革，促进卫生队伍内部的合理竞争。 p　　“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吃大锅饭，要体现优劳优得的方针，要推动医院的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让真正有才学、有奉献精神、有高尚品德的好医生得到优惠的报酬。” p　　新医改方案 之 中医发展 p　　国家将下发专门文件 p　　昨天共有7位代表在联组讨论中发言，其中3位代表谈到了中医药的问题。 p　　高强说，中医药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当前中医药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有些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投入和管理，有些来自于社会，也有些来自于中医药队伍本身。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两会前，国务院为此召开了一个发展中医药的协调会议，制定了一个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文件，准备以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p医患关系已有好转 p　　针对代表谈到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高强表示，对医患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几年的医患关系有了很大的好转，要看到这些变化。” p　　高强称，医患关系，既有医院公益性淡化、片面强调经济收益的问题，也有群众对医学规律不了解的问题。“不能指望去医院交了钱就一定能看好病，否则就是医生的责任，这是不正确的观念。有些病就是治不好的。” p　百姓看病贵在药费 p　　针对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称“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问题，高强表示，这种极端的话，还是不要说为好。 p　　“客观地说，中国的医疗服务收费是比较低的，和医疗服务的价值是不相称的。但是药费是高的，大型设备检查费是高的。所以，综合起来，中国老百姓看病是贵的。” p　　“我们不能拿中国和美国比，也不能拿内地和香港比。人家是什么收入，我们是什么收入。要比值不值。现在的贵，主要表现在不值。药品出厂时卖几块钱，卖到群众手里就几百块钱了。这当然不仅是医院的问题，还有流通环节的问题。” p　　新医改方案 之 财政投入 p　　560亿投入支持医改 p　　针对一些委员认为今年中央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不高的想法，财政部副部长出身的高强给大家细细算了一笔账。 p　　strongfont color=”#ff0000″“虽然报告说今年投入832亿，但实际是1100多个亿，因为去年超收的300多个亿还没有用。”高强说，去年中央财政超收的收入中，给医疗卫生安排了313亿，这笔钱还没花，但按照财政制度的规定，去年的钱必须列在去年的支出内。/font/strong pstrongfont color=”#ff0000″　　“比起去年实际花的300多亿，多了800多亿。”高强笑称，“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要花得有效益也很难。过去投入少发愁，没钱办事，现在投入多了也发愁，干不好不行啊。”/font/strong p　　高强说，今年的这些财政投入，90%都将投向基层，其中中西部地区是重点。主要用于三大部分，一是用于公共卫生建设的共126亿，项目基本已经确定。二是有253亿用于农村合作医疗，标准提高一倍。第三是投入560亿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p　　“这仅仅是中央财政的投入，各级财政还会再投。所以，从投入上讲，今年财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关键是怎么把这笔钱花好、花出效益，特别是钱花了以后，老百姓要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医疗费用降低了，医疗水平提高了，这个才能交待得过去。” [...]

p有网友请我评论a href=”http://news.sina.com.cn/c/2009-03-12/215817395791.shtml” target=”_blank”卫生部长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会冒的泡/a，我原来对中国医改积极关注，但后来逐渐变得很失望，政府官员除了吹泡泡，什么都不懂，而我试图教育医生，得到的失望更大，傻子当道，看来他们除了用现实的利益来引导外，并没有接受知识与道理的能力，处于对牛弹琴的境地，我连做完原定医改系列文章的兴趣都变淡了。/p p卫生部预算本来就低，结果其长官拿到钱还不知道如何用，上百亿最后还给财政了，这就足以说明卫生部官员的低能弱智程度，医生们当然很气愤，谴责他们不把这笔钱分给大家，但这种想法的弱智程度不亚于卫生部官员，分赃从来都官员吃大头，分到手，恐怕只是一个零头，于事无补。/p p陈竺送大家两套大礼：医改方案与健康处方，陈竺是诗人，连汉语都学得不太透贴，卫生部长涉及医改与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即使放在夜郎国也是职责所在，陈竺的说法，尤如一个拖沓的员工，东拼西凑部分完成了老板交待的任务——合格不合格还有巨大疑问，这位员工得意洋洋跑去见老板，说，老板，我送你一份大礼，我把你去年交待的任务做完了！/p p陈竺的心态在中国官场并不希奇，大家无为而治，做点事就是功德。对于陈竺的健康处方我不得而知，但有一言相告，大家不要太Naive与Simple，健康是自已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在中国环境下，连卫生部也不值得信任，多方印证为上。如果有陈竺写的章节，基本上可以免看，如果涉及亚健康或者中医之类的玄虚，还是趁早放弃这个处方为妙。/p p陈竺给我的印象太差，讽刺完了，咱们谈点医改的事儿，我已经失去兴趣跟人辩论我的观点了，反对我的人已经发生了基因突变，我没兴趣跟此类人纠缠，对我的评论不感冒的，大可到此为止，免得继续读下去自找不愉快。/p p* * */p p1. 中国医改的最核心问题是价格问题/p p中国现在的医改政策据陈竺说是“组合拳”，其实是“太极拳”，中看不中用，中国政府就没有勇气触及中国医疗体系巨大的价格扭曲偏差，为什么需要勇气呢？中国医疗体系本来就民怨沸腾，再做价格上的变动，初期会让人的满意度迅速下降，在民众意识到纠正价格之后的好处，还有一个过程，可短可长，连不少医生都懂不起这里面的道理，当然就不要指望民众会马上理解纠正中国医疗体系的必经之路。/p p中国医疗服务体系采取的是一个搭售体系，简单地说，医生的服务价格极度低下，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行情，谁雇医生，然后按医生实收价格来养医生，那是大亏的局面，而医生之所以还有人雇，无非是医生服务之外有一大堆有利可图的东西可以搭售，就象你买婴儿奶粉一样，价格极低，要有利可图，只好搭售三聚氰胺一样。中国的医生即使再便宜，每看一个病人的时间还是要值20-30元，按国家的定价，诊费只有2元或者5元，这之中还要扣除设施与设备的租金，如果你只是不用吃药的感冒病，那医生给你看病有多亏呀？没办法，医院只好搭售用不着的抗生素了与一堆还是有利可图的检查了，医生身上亏出来的，在其它服务上赚回来，如果医院不想关门，这是必然的经济选择。/p p人穷艺短，中国的医生被廉价化以后，你也不要希望中国医生多么高风亮洁，人性，在哪儿都一样。医生经历长期辛苦的培训，结果还是生活拮据，本来该看学术杂志的时间，花来跟市场小贩讨价还价去了，况且，订学术杂志的钱，早就多半省了。大家都不是傻瓜，卫生部也知道中国医生穷，自己手下还管了几十家医院，早就听医生叫穷听出耳茧来了，所以卫生部从来在医改中都会加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一条，但守着上百亿的资金，要求用来改善中国医疗现状的卫生部，都舍不得花出来，卫生部叫嚣改善医务人员的待遇，有几分诚意？又有几分可行性？/p p中国医生之所以愚蠢，就在于望梅止渴的戏法卫生部随时可以玩，也随时可以成功。中国医生的收入，按照我的估计，其合理的平均值应当在15万到20万人民币。即使在这个程度，医生这个行业仍然缺乏其应有的吸引力。卫生部有什么样的办法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水准？大家都对搭售深恶痛绝，如果搭售的生活用品，大家可以认了，不用就是了，中国医疗体系搭售的药品与检查，都是具有潜在危害的东西，中国又是闹着打击回扣，又是要医药分家，措施就是要减少搭售，而另一面又不愿正视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医院哪里来的钱提高医务人员待遇？/p p* * */p p2. 管理不善是公共医院的癌症/p p中国医院的问题不是看病难的问题，也不是看病贵的问题，而是一个质量问题。中国医院看病难在什么地方？小医院看病容易，大家不愿意去，洗脚按摩不含技艺含量的活儿比医院收费还高，但去的人没人嫌贵，无论是看病难，还是看病贵，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什么呢？质量。物有所值则既不难，也不贵。/p p由于医院要依靠部分服务来嫌钱，其它项目赔钱，横向补贴并无透明机制，医院内部贫富分化严重，跟中国社会财富分配有得一比。举个例子来说，药管科科长一职，哪个医院不竞争得头破血流？不透明的管理机制，蛇有蛇道，虾有虾道，反正，其结果是一团乌烟障气。整个卖药与卖设备的销售体系是在医生病人身上抽血的吸血鬼，进入这个吸血鬼体系的人，个个均获大利，医生吃点回扣，只不过是数道药品贩子抽血的零头而已。/p p一个基本的概念，凡是不正当利益，都是以效益为代价的。比如一台CT机，市场价格150万，有人以200万买入，那么，对于医院来说，就有50万的效益损失，而实际上，可能这台CT机还有质量问题，实际价值更低，只有120万，那么，医院就白白损失了80万，这50万或者80万，就为签单的各方瓜分了。当然，最终这些损失都会间接转嫁到病人与直接转嫁到医务人员身上。无论是病人，还是医务人员，都对些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对这个购卖合同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什么监督了。/p p即使不存在上述的蒙取不正当利益的情景，医院管理人员尸位素餐，拿着工资看报纸喝茶，也会造成大量的效益损失，对大多数医院来说，是没有明确的效绩考查的，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处于铁饭碗状态。归根结底，中国医院仍然是国企，所有的国企的毛病都存在。医院之间是有竞争的，但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竞争状态。/p p改革开放几十年就证明了一个道理，缺乏明确监管的国企就是永不愈合的脓疮，是社会主义的癌症，中国哪一块国企当头，哪一块就腐败盛行，效益低下，万人唾骂，但谁也无法改变现状。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医院是公共医院，是卫生行政单位的儿子，而卫生部与其下属行政单位又没有能力监管医院，其结果就是一个质量效益低下的医疗服务体系。/p p* * */p p3. 价值观念扭曲/p p中国医疗体系的希望在哪里，在私立医院，在用私有制取代名不符实的公有制，在用实用主义取代政治幻想。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医疗教育体系还是平均主义与空想管理实践的保垒，教师医生很大程度上捧的还是铁饭碗，绝大部分人，一旦到了某家医院或者学校，再也没有机会挪动。/p p说中国医疗体系的希望在私立医院，大部分人，尤其是现有公立医院体系内部的人都会嘲笑我的无知，在这些人眼中，私立医院无疑就象马克思描述资本家一样，每个毛孔都滴着病人血汗：技术水平低下、不刮光病人的每一分钱不罢休、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我丝毫不否认此类看法的合理层面，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部分的经济首先活跃起来的？大家喜爱国营的食堂，还是私营的餐馆？是的，小商小贩有着强烈的求利倾向，但这个倾向跟所有权不分明的国营企业杂乱无章的管理来比较，其利蔽不可同日而语。/p p对于早期的私营医院来说，由于从业的人来自原有的国营企业，管理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尤其是作为政府监管部门的卫生行政机构与其它机构尚没有能力应对私营医院的时候，纵林法则会导致短视的私营医院涸泽而渔，但私营医院的优势是公共医院永远没有的：一是合理的价格，二是合理的所有权结构。/p p私立医院，或者说营利性医院，在中国改革后的法制框架中，是有自主定价的权利的，这一权利具有潜在的打破国有价格体系的荒谬的可能性，让医生服务价格回到应有水平，这有助于改变医院搭售现状，恢复正常的医疗实践模式。/p p第二是合理的所有权结构，医院不再是一群管理人员打理别人的资产，该方便自己时就毫不客气，花别人的钱总是很大方，比如上面的例子，150万的CT机要花200万去买，得到回扣20万，还是要额外损失30万，在私立医院，最坏的情况也无非是直接给你那20万，起码为医院节约那30万。这一点跟价格正常化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成本是30元的医生服务，我直接收30元，就用不着卖给你额外的100元服务来赚取那20元的差价，我节约倒卖不必要的药品与服务及其过程的耗费，而病人节约80元不必要的花费。/p p但不幸的是，中国从上到下，从医生到病患，似乎对私立医院就没有信心，医改中关于私立医院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笑话，既无清晰的法律条款保障私立医院利益，也在实践中处处设置障碍。/p p国人人人都急功近利，都想空手套白狼，什么都不用付出，然后得到一大堆实惠，见不得别人跟自己交易中获利。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街头小贩讲价时，最后都要讲到我200元的裤子，现在贴本卖给你30元，然后皆大欢喜，而老实的小贩，实实在在的价格25元，反而几乎无人问津……/p p中国需要新思维。/p p* * */p p4. 竞争是医改成功之魂/p p我在前面说中国医生平均收入应该有15到20万，这只是凭借一些基本数据猜测，真实的收入水准，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市场如何决定呢？那就是竞争。政府的职责是维护竞争的公平性与促进竞争，而不是试图当医生与病人的老子。/p p现在政府向公立医院注入资金，尽管份量并不大，但10%左右的资金额度足以改变市场竞争状态，因为市场中营利率能维持在这个数额就不错了。作为私立营利性医院还有更大的经济劣势：税收。中国医改允许私立医院的存在是一大进步，但政策设计者显然缺乏经济宏观思维：公共医院凭什么可以无偿地向国家取得固定的资金补助？就因为姓公？作为纳税人，人人都有权利知道，当我们进入公立医院还得提前预交住院费用，国家为什么要向公立医院注入资金？凭什么非营利性医院就不交税而私立医院要交？/p p如果说公共医院执行了国家定价而蒙受了损失，私立医院因为有自由定价的机会而不必蒙受此种损失，那么接着我们要问，国家的赔偿额度是否适当，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合理的呢？脱离了竞争与市场价格，我们无法回答上述问题。而现行的政策却是充分抑制竞争的，私立医院在中国尚看不到机会。/p p对于中国的医生来说，除了极少部分有下海捞鱼的胆气，绝大部分人都被僵化的人事制度捆住了手脚，换句话说，无所不在的公共医院完全垄断了医生劳务市场，卫生行政机构僵化的管理体制又在垄断体系中全面排除了竞争：一个好医生只有在当局眼中是好医生时才是好医生，胡卫民在市场中绝对是一个好医生，但在这个垄断体系中，连做个差医生都困难。/p p中国医疗体系的问题，是政府管出来的，手伸得过长，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把一个卫生体系管死了。现在陈竺所提到的医改，仍然脱离不了旧有的乱管瞎管一气的毛病，中国医改哪里有成功的希望？/p p* * */p p5. 陈竺的四“基”基本不靠谱/p p中国轰轰烈烈的医保改革，其实是国营企业转嫁财务责任到民营企业的幌子，大部分医保的受益人来自破产的国营企业，由于以前医疗福利制度在缺乏管理的条件下，没有企业真正地估算过自己的相关财务责任，利润上交了国家，当然国家就必须承担相应义务，但遗憾的是，没有谁愿意承担这一义务，于是产生中国的医保，让有能力交钱的企业交钱，负担所有受益人的相应责任，在这种条件下，医保最初精打细算是免不了的，所以医保产生之初，受益人医保覆盖范围既窄，比例也低。/p [...]

作者：呛水的鱼
最近，新语丝里面的医疗话题一直很热，我好长时间没来凑热闹了，主要是好长时间没有空来网吧上网了。在中国看病很难，对谁都一个样，所以，在看病的时候，都希望有熟人就好了。所有的人对医院都不信任，进来的都是冤大头。更有甚者还被杀了熟。有人问，什么时候大夫能够把病号当作亲人看？医改以后么？医改方案都是些假大空的高调子。不客气的说，都是屁话。我的感觉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解决这个问题，不太可能了。
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我们医生的医德不行。我们得承认，有一些大夫医德确实不行。但是这个比例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其实，有一些对医院的不满是由于一些大夫水平有限造成的，不完全属于医德的问题。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再进一步，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医院是如何组织，如何运行，你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变。
我们医院是政府的事业单位，但是，国家已经15年没有下拨一份钱了。医院的内部管理和一个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一般医院的主要的组织形式是这样的，医院本身是总公司，然后，各个科室便如一个个无限责任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院长一般都是兼任医院党委书记，就是医院的CEO，绝对的一把手，一手不仅可以遮天，而且还遮地。所有的科室主任都由院长统一任命，向院长负责。
前面说过，医院从政府拿不到一分钱，但是还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赚钱。不仅仅是赚钱，还要多赚，越多越好。以应对同行的竞争。早就有人说过，中国医院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激烈了，而是惨烈。各个医院拼命的引进新设备，翻新病房楼，扩建门诊楼。这些既是竞争的砝码也是领导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就像企业一样。每年院长会和各个主任签订目标责任状，如果完成了收入目标就会重奖，如果完不成，其个人经济收入就会大受影响。主任再把目标定到科室的每个人身上。也就是医院里每个人都是带这任务的。如果完不成任务，其实不用等到秋后算账，在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好多医院，特别是南方医院，和一部分北方的医院都实行绩效工资制。也就是和时下一些企业工厂完全一样了。医院是事业单位，每个人都有档案工资，在这些医院里仅仅是缴纳保险和公积金的参照而已。实际上档案工资只有在员工退休之后才有用了，在退休前，就是表格上的数字，在国家调工资的时候，你去签一个字。
医院里一部分人，不再按月拿工资，而是采用年薪制。一般都在十几万左右，院长当然是里面拿年薪最多的，最少也得二十几万吧。
其余还是月薪制，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
中层领导，多数包括还没有领取年薪资格，但是也有一定分量的人。都会拿到比档案工资高出数倍的工资。更多的人（第三类人）工资都会比一般都比档案工资低。否则，那十几、二十几万的年薪哪里来？
还有就是占医院总人数约一半的临时工。他们拿比较固定的工资。一般都在八百左右。托党中央新的劳动法之福，这些人总算有了保险，过去连保险也没有，钱当然从第三类人那里匀过来。
这样一个高效的金字塔就建立起来了。
这里面是有积极的一面的。首先档案工资对于真正优秀的医疗人才来说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年薪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超越了现行体制，是一种不合法但是合理的激励手段。
当然，这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各样的医院丑闻大家也是看得见。
在这种体制的医院里，每个人都有任务在身，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赚钱，如何赚更多的钱。这样工作没有激情，有的只是压力。本来医生这个职业在所有行业之中压力就是最大的之一，绩效制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压力。
这种体制具体是如何运行的呢。
从一个科室来分析吧。
这个科室是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为啥说是无限责任呢。因为如果这个科室经济出现困境，当然最大的困境就是来自于医疗事故。并不是由医院买单，而是大部分由这个科室成员用自己的血汗钱去承担。一般医院都会根据各个科室的风险大小约定一个承担比例。一般都是四六开。医院四，科室六。医院的四是医院的钱，也就是国家的钱去赔付。但是科室的六就完全来自医生的工资了。而医生的工资设置并没有考虑到诉讼风险，医疗风险赔付。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出一次技术性医疗事故，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估计下半辈子也就差不多交代了。责任性的，那就进去了。所以说，下一代，饿死也不学医。
在科里科主任是绝对的老大，有权任命护士长，并且，科主任在科里具有绝对的财权，在整个科室工资总数固定的情况下，进行二次分配的权利。科主任在每年初和院长签订目标协议。而后在每个月里都要考核完成的进度。一般使用同比增长来考核。也就是要求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多少。一般要求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整个科室如果在这个十月份完成总收入和去年一样。那么，就只能拿到去年同月效益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如果超出百分之十，就会有百分之二十的奖励。如果很不幸，还没有去年十月完成的多。那么科室的效益工资有可能是零。如此，一年年重复。
很显然，这个月能不能吃上饭，就在自己的双手了，不仅要下手狠，还要一年比一年狠。如果你心太软，那么，不仅仅是自己吃不上饭，而是害得全科室都吃不上饭。也许你认为我说吃不上饭有点危言耸听。
这里以我一个同学举例吧。他工作第四年。刚刚脱离住院医师的队伍，成为医师。其实他仅仅才拿了一年的工资。医科大学高材生，五年毕业之后。经过激烈的竞争，缴医院3万元保证金（5年之内不走人）后到医院第一年是试用期。这时期是临时工，开始连三金一险都没有，只有800多的生活费，每天和大学里一样，要上晚自习，考勤不到，罚款1000元，科主任同罚。除周日晚上之外，几乎都在医院里，全年无休。第二年有了三金一险，每周日休一天，得看科主任脸色。第二年但是必须考取执业医师，否则，一直都是拿800，两次通不过，走人。到领到证的那个月为止可以拿效益工资。执业医师只有30%的通过率，好在，其一次通过，不然白上了一年晚自习。拜卫生局高效工作效率所赐，第三年开始才拿到证。也就是说头两年几乎白干。第三年作为新人，基本工资900元（别笑，北京洗碗工也比这多，我知道，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很神圣不是？），外加科室人均
效益的70%（以后每年提10%，到100%为止）。其所在内科病号数量一般，且以农村合作医疗为多。所以效益工资一般都在1500元以下。也就是他最多一个月可以拿到900+1500*70%=1950元。这要是在西部也算是一般偏上了。但是，我们这个东部小城市，连便宜地段的房价也在3000以上了。他东拼西凑买了一套85平米左右的房子。贷款近20万。每个月1450元左右的月供。万一碰上那个月流年不利，效益工资为零，为了交月供，就会连累一帮兄弟们，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啊。所以，其自从买房之后，挂面几乎就是其唯一的主食了（可以吃很少的菜），甚至只要咸菜就可以了。
为了交月供，我们大多都申请了中信银行的信用卡。这样，如果哪个月为零了，可以先用信用卡的钱应付一个月。如果下个月也是零，估计就只有断供了。
医院里规定，如果开一个CT，可以提成15元。核磁略多。其余没有。如果每天能够开出5个以上的CT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甚至给一个人多开几个部位也成。只要他开出某些主任常用的中成药，就会在不经意间收到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
每周四他可以在下午值一次普通门诊。这是他唯一有机会开CT核磁的时候。但是在开始的2个月里，他一共就开过2个CT。其中有一个还是病号强烈要求要给他开的。领到了30元提成，我们一起去兰州拉面改善了一下生活。自工作以来，第一次叫了加肉的拉面。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以坚守多久。毕竟，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和我说，他实在想不出，首付借的钱该什么时候去还。他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5000元可以装修一套房子么？
科室主任已经多次在例会上不点名的批评说，有些年轻人，在影响大家的收入，如果不改善，明年另谋高就。其实说的就是他，科里没有别的年轻人了。
能混到这个份上，说明都不是笨蛋。在饭碗面前，医德是什么？反之，优质生活的诱惑可能更让人难以坚守。
造成这种局面，谁是无辜者？造成这种局面，谁敢说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新语丝我跟中国医生争议几乎称得上旷日持久，尽管我从来都认为这些争论毫无必要，医生在所处的环境中，患者才是他们利益的天然盟友，绝对不是管理人员，也不是卫生部，更不是政府的其他权利部门。
许多医生，从新语丝的发言上看来，几乎是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对这个问题毫无认识。对他们来说，解决医患冲突的方案唯有压制患者，让他们盲目地听从医生，而在制度上，也要让医生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不在媒体中吹捧医生的高尚医德，为他们的失德行为辩解，就是加剧医患冲突的罪魁祸首。
白衣咸饭本来是我敬重的医生之一，工作繁忙之余，能大量地写作，医普，为行业担忧，公心体现，跟许多埋头搞钱叉麻雀的医生远不是一个档次。但显然他身为医管人员之一，意识上似乎被无能的医务管理人员们毒害了，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到社会问题，在专业上本来不错，但由于欠缺接受批评的能力，也显得缺乏专业精神。尽管我跟白衣咸饭冲突甚多，有时直斥其为劣医，在中国的环境中，他仍然算是不错的医生，他的大多数医普文章，还是很有价值的。
我所有对白衣咸饭的指责，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那就是他是出于习惯而非故意，从个人德性上来说，我认为他相对于其他的医生而言，有着更强的自律意识与良心，这显然是驱动他不停地写作与呐喊的动力，对此我再次表示敬意。我对他的指责，很多时候要理解为对整个行业的指责，表面上看来不公，但行业毕竟是由个体组成的，当然要由个人来承担，尤其是个人发言不由自主地代表了行业。
白衣咸饭的《打点滴》一文，这是指XYS20081023期的第二文，不仅有极大的行业反省意识，也是白衣咸饭医生的极大进步。相对于以前抓着错误死撑，白衣咸饭光明垒落地承认错误并对指错者道谢，此种态度值得赞赏，基于这样的事实，我恢复称他为医生，因为当我用医生这个称呼时，从来都代表着普通人应当对这些从业者天然的敬意。
我不会简单到认为白衣咸饭一篇文章的反省就代表了他整体观念的改变，但他字里行间还是看得出他对不良医疗行为的憎恶的，能够在污浊的环境中维持那样的心境，值得赞扬。本来我还想再观察观察白衣咸饭的后续文章，但“准非医”在XYS20081103期发文对白衣咸饭医生发难，然后白衣咸饭进行了反驳，我觉得自己憋不住了。
“准非医”并未交待自己的背景，但从笔名看来不是医生，可能是跟医生有着某种联系的人吧。“准非医”批评白衣咸饭医生的有两点，一是医普涉及普通读者，会产生误导，二是白衣咸饭攻击了同行，用“杀人不见血”来形容不适当的输液（打点滴）。
寻正也经常Google抄书，但还是觉得外行在跟内行讨论问题时，如果不针对具体争议，就不要动辄抄一段常识性的东西教训人，那对论点并无帮助，有时显得象是责问对方不懂基本的东西，这样的暗示与攻击，要在有具体争议上发现对方犯有此种错误时发出。白衣咸饭再对相关内容深入讨论了一下，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抄一段书就可以当医生了，这对经常抄书的寻正也是适当的劝勉。
“准非医”的两个观点都错得离谱，缺乏在中国社会中生活的常识。中国的民众并非不愿打点滴输液，而是迷信它，而众多医技不修，医德欠缺的医生医务人员充分利用了这种迷信，把打点滴的现代医学，活生生地搞成中医伪科学。白衣咸饭医生的医普，及时准确，民众应当知道打点滴使用不当的危害，应当在就医时跟医生询问打点滴的适当性。
白衣咸饭医生一门心思跟我对骂，坚决地强调医生医德未亏，中国制度有失，是维持“评价性医德”最铁杆的哥们。连他对医生失德行为都不能说上两句，看来中国医生的屁股是摸不得的，摸了不但他们暴跳如雷，还有铁杆粉丝出面找场子。难怪王澄医要骂中国医生都是猪脑子。
这位“准非医”没敢出现在激流一代所提的数个失德案例的正面战场，或者因为水准太差，方先生压下了，在这里阴了一句，“至于像‘激流一代’那样，将正当的、合理的医疗行为诬蔑为‘缺德’，那更是恶劣，遗毒甚广。”我看你才是恶劣，浑身是毒。你有水平判断什么是正当合理的医疗行为？还要大言不惭地威胁白衣咸饭医生，继续找场子。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白衣咸饭医生在回复文中举了自己老师被打点滴打死了，结果两头为难，带着良心的不安，原谅了胡作非为的同事。寻正有两点评论，其一是人当正直公平，即使两头都是肉，也不能和稀泥，该追究责任的，应当追究责任，要有追究自己责任的勇气。患者家属居然看在白衣咸饭医生的面子上，放过了搞死人的劣医，我不得不说，这张面子真大，人命关天，国人口中常讲，但现实中却是行不来的，写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作为中国人的无尽悲哀。
第二点是，我的老师也被劣医劣医系统搞死了，我从未原谅他们，心中充满对老师的同情，决心要向对他的死负有责任的系统问责，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我不能以自己要求于别人，不过，以我对道德的看法，良心有不安时，最好请求人原谅。老师的死你没有责任，但未能为他寻回公正，是需要请求原谅的。本人言尽于此，不必以为是跟你担扛。
总的来说，赞赏白衣咸饭医生心中的正义感，谴责“准非医”这个糊涂蛋。咱们跷着腿看这位“准非医”如何纠正白衣咸饭医生“医学知识上的错误”，科学上人人平等，咱们就把“不自量力”这句话放在以后再说。

鲸鱼是水里的霸王，处于食物链的最高端，由于浮力的作用，鲸鱼在进化中把体积大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它喝口水，就好几吨重，没有相当大的体积的水生动物，在它面前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它要哼点情歌，连鲨鱼都要震得头昏眼花。人类中的大胖子，也只有鲸鱼的乳房那么大，全球最能吃奶的是芬兰人，一年吃差不多要到200升奶了，不过，不能跟鲸鱼比的，鲸鱼娃娃一天就要吃比那还多的奶，更有甚者，鲸鱼的奶不象人类的奶，或者人喝的奶，80%以上是水，鲸鱼的奶仅脂肪就可以高达50%，接一杯鲸鱼奶，搅拌搅拌，冰一冰，就是冰淇淋，吃上几杯，就长成大胖子。
在2008年8月22日，悉尼人不得不忍着沉重的心情，观看一位座头鲸娃娃的安乐死，未断奶的鲸娃娃苦林（Colin）跟妈妈失散了，它在悉尼的岸边把一个游艇当着妈妈，试图吃奶，数日未进食，饿死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尽管动物爱好者掀起了大家的拯救热情，但给鲸娃娃喂奶却似乎是一件技术上十分困难的事，大家都很热心关注，但终究没见人进行配方尝试，可见动物园里对鲸鱼来说，还是在进行自然喂养，有了中国婴儿的教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不然，给鲸娃娃排石又是一项中国特色的重大科技课题。
生物学家最后解剖了苦林，发现命名错了，应该叫苦琳（Colleen），是个女娃娃，看来她妈妈是从中国游过去的，在东方文化里熏陶出了重男轻女的倾向，把她给抛弃了，在鲸鱼界上演了一剧缺德戏。
我以前发文说，跟很多的中国医生没办法讲医德，他们缺德是先天性的，虽然不是基因决定的，但在哺乳期习得的习惯是几乎所有后天努力都无法纠正的，这样的医生，不能教化，只能淘汰。换一个说法，他们是吃鲸鱼奶长大的，脑子里都长满了脂肪瘤。鲸鱼没有天敌，但面临体积瘦小的人类，它们就只是鱼，在智力上，它们能保证自己在睡觉时不被淹死就不错了。吃鲸鱼奶长大的中国医生，在现代医疗知识体系中，就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这既包括专业知识，也包括与专业知识相联系的社会服务知识，包括医学伦理道德知识。
我在新语丝上参加医疗方面的辩论，在最初，根本就没有打算作医疗专业问题上的讨论，我虽然以前是医生，但已经多年不行医不接触具体的医学专业知识了，这一点上是有自知之明的，讨论医学专业问题，就得查书更新或者复习，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本人是懒性子，只想就现有专业发言。我投入到中国医危写作与分析的一大不幸就是碰到白衣咸饭，以及其他白衣嫌患式的医生，他们在专业技术与行为上的忽悠，导致了我的半罐水响叮当，得重新温习医学专业知识给他们补课，结果把我的写作计划拖离了原定轨道。
我已经不打算当医生了，仍然要在医学专业问题上对医生进行医普，当然就浑身挂刺，中国医生不收拾自己的贱德性，就只会招致我的不懈的尖锐的批评。大多数的中国医生没有查阅资料后再发议论的习惯，在思维能力上更是浅薄，他们丝毫意识不到，他们所谓的执业难题，无不代表他们浅薄的社会知识与残缺不全的专业素养培训，稍有全面的医学知识，他们的世纪难题无不显得幼稚、偏执、与可笑。
在医德争论过程中，我不得不翻翻资料，教育中国的医学内科学博士基本的糖尿病知识，当然也算勉为其难，想不到其后还得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医生讲解一点就应当通的糖尿病知识，我也算体会到了动物园里训鲸人员的辛苦。这位“是非”大概是一位老是在我博客里骂人被我禁口的医生，他或许就是最早在我博客中提及非药物治疗是“老黄历”的那位自以为聪明的医生。
这位吃鲸鱼奶长大的“是非”医生很有趣，被寻正刺激得不得不查资料来“驳斥”寻正的观点，可惜或因先性因素，或因后天习惯，其讨论仍然是可笑的。其原文见《糖尿病患者是否需要入院治疗》（XYS20081007）。
可笑之一：缺乏逻辑观念。“是非”原文，“‘如果偶然一次查得血糖高’，医生不会根据一次检测血糖结果确诊。医生会通知患者复查。”比照“激流一代”原案例，也就是说，“是非”承认了患者尚无法确认糖尿病。原案例连糖尿病都只能是疑似诊断，居然搞了个“严重糖尿病”要求住院治疗，这难道在“是非”抄来的《标准》中有如此要求？这样的医生，“是非”这样教育我们，“患者应积极主动配合医生。应绝对听从医生的指导，不可轻视、忽视治疗。”这鲸鱼的逻辑真难懂。
可笑之二：狂犬吠日。“是非”发文是找场子来的，无非是想证明寻正在糖尿病上多么无知罢了，寻正在阑尾炎上还愿意详细教导中国的医生，但在糖尿病这个内科疾患上，离我原来的专业又有了些距离，说实在的，并不愿多讲。我的确在相应疾病上很无知，但似乎教育内科学博士仍然有余，“是非”被我刺了一枪，现在也知道“对于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目前的治疗原则是：早期治疗、长期治疗、综合治疗。以饮食治疗和合适的体育锻炼为基础。根据不同病情予以药物治疗。”不再提自己的“新黄历”了。“是非”依据一些子虚乌有的立场对我的讨论进行争议，无非是自己捏了个泥人或者草人（Straw man）在唱独角戏而已。
可笑之三：阅读理解能力障碍。“是非”针对“医生要求患者留医观察”的观点，给出了“正确答案”，抄了一通书，硬是没让人读出《标准》跟自己想否认的观点的联系来。“复查血糖甚至用不着医生”，“是非”硬是读不懂，尽管他的讨论明确地证实了我的说法，事实上，新一代的血糖计用血量已经极少，“是非”的担心跟不上时代，未来的血糖计是非侵入性的，不知到时候中国医生们又有什么说法？顺便提醒“是非” 一句，组织液可不是你家的抹布那样好挤的，没练过气功，不挤上半个小时，挤不出来。要丢中国医生的脸，没必要丢得那么彻底。
“‘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的答复是：酮症酸中毒和高渗性非酮症糖尿病昏迷为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鲸鱼式专家答的是什么呀？难道寻正的说法是错的？糖尿病变成了“非”慢性病？你以为寻正不知道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闭着眼睛跟你数，你未必有我数得快。
我说，“如果初步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症状体征，就绝不是‘严重糖尿病’，句号。”“是非”答复曰：“不能以没有症状体征来确定是不是严重糖尿病。有的类型症状明显，有的类型临床症状相对较轻或缺如，但也不能说不是‘严重糖尿病’。”提醒中国那些神经粗大的医生，我说的是“症状体征”，搞懂了什么是症状，什么是体征，再来跟我对话不迟，要丢人，也不必急在一时。既然都开始抄书了，为什么不把糖尿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也医普一下，满足一下新语丝读者的兴趣？我敢跟人打赌一文钱，这位“是非”技穷于此，他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有什么“类型”，也根本不懂如何判别糖尿病的严重程度！否则，他的宝有得献的。
可笑之四：不懂学术常规。要引用《标准》，要适当注明那是哪里来的标准，要么在文中交待，要么在参考文献中交待，好让人知道生产这个标准的是什么样的机构，究竟有什么样的公信力。对寻正来说，我好找没本事编写标准，而偏要粗制烂造标准而丢人的专业机构的麻烦。
“是非”所引用的《标准》，如果“是非”没抄错，其编制者是一批笨蛋。初诊糖尿病，需入院指导治疗，还要不要天理了？中国卫生资源本就不多，还让人如此浪费，真是败家子。在此我不妨把医院这个东西剖析一下，让读者以后就医时多几个心眼。
大家记得我介绍过白衣咸饭忘记的妇产科老祖Semmelweis，他对产褥热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洗手可以预防头号产妇杀手。在他所在时代里，医院不是现代意义的医院，更多的是慈善机构，穷人才住院，有钱人请医生到家里看病。在维也纳总医院的两个诊所，第一诊所如此有名，患者都跪求要到第二诊所，高死亡率让患者宁愿在大街上生产，也怕在第一诊所里丢命。第一诊所是医学生教学用的，第二诊所是助产士教学用的，当时的恶习，医生医学生不洗手，助产士学习相对简单，而医学生要做病理解剖，病原就从医学生的手传到产妇身上，产妇死了，再转回医学生手上，即使医学生回家洗个澡，把病原洗脱了，当时的医学生的教育模式也让产妇逃无可逃。
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Semmelweis的时代，现代医院管理已经基本可以避免产褥热的悲剧，但那是有成本的，代价不菲，即使是有着现代科学手段的控制，院内感染仍旧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即使在美国的医院里，这个挑战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中国医院的成本疯子模式，对于院内感染控制这类隐性问题，当然是能省则省，即使是中国最好的医院，在这方面恐怕都难以合格，中国的患者，当然只能自求多福了。
大家还应记得中国有血的教训，什么教训？中国乙肝与爱滋病的流行，中国医疗体系负有极大的责任。据说中国血站的管理规定，就是在给几个大人物输血输血输出肝炎后才换得的。现代医学是安全的，但是对医院医疗体系管理忽悠，则风险也是极大的。医院如果不控制病原，有病才进医院，重病会入院，那么医院就是毒力强的病原的集散地！若非迫不得已，中国的医院还是少进点的好，你以为没得病，就证明了自己比那些得了病原性疾病更能抵抗那些毒性强的病原么？你愿意抱中医思维，我可不敢用自已去试。
中国医生还爱带病上班，致病救人，医德高，可惜病人风险很大。大家如果看到医生脸色不佳，一付病样，还是退号保险，你又没有寻正的本事，怎么知道中国医生得的不是病原性疾病而其致病病原不会跳到你身上来？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少人有胰岛素耐受，体细胞不能摄入葡萄糖、产能以提供生命活动之需，细胞功能要减弱，糖尿病病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病原的抵抗力不足，不必要的入院，对糖尿病病人来说，不仅仅是浪费资源，还要极大地增加感染风险。糖尿病病人应当严格控制入院标准，中国的医院应常规监控院内感染，评估环境病原存在的风险（不要忽悠我，普通读者买账的地方，并不见得蒙得倒我以及懂行的人）。制作“是非”口中的标准的人，还是在专业上反省一下的好。
不知道中国的好医生是不是都太忙了，顾不过来为中国医生正名，反倒是那些半掉子专家们很热心维护中国医生的声誉，但其效果是越来越让人不敢信任中国医生了，都是些什么货色呀？你们在社会、行业伦理、人际关系上有盲区，我还可以“情有可原”，但个个跳得老高，基本的专业知识惨不忍睹，真让人为中国的患者悲哀。
与“是非”同期的“芭蕉夜雨”很显然嫌中国医生丢人没丢够，他来贡献了一点力量，jjs的批判很到位，中国不少医生现在不仅把缺德当有趣，还当着知识在传播，当着自已举世无双的创举，很骄傲。“芭蕉夜雨”还算不错的，能认识到自己在当有意的骗子，中国还有不少现代医学的医生，本人就在吃中成药或者中药，有效没有？很有效。
批判中医不是本文的目的，我还是简单地应对一下“芭蕉夜雨”的世纪难题，“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开病人不信任你，不开你很难跟病人解释，自找麻烦而已啊。”
有人开了一家理发店，小本买卖，现在大家都叫发廊才有生意，于是乎她起名叫“留得发发廊”。现在来了顾客，非得要按摸不可，她该如何选择？也许中国的确有不少的她就开始按摸了，其效果是，咱们回国理发专找男性开店的，免得引起误解，真需要按摸，才到“王瞎子按摸店”去，收费便宜合理，发廊么，尽量避开。
再来一个比喻，咱们是打铁的，顾客上门非得要找我买米，说是要用米来垫床脚，我是做一铁脚垫呢？还是卖给他一袋沙子？我做不出合适的脚垫，是不是还得卖给他一袋沙子？不然，这位顾客可不好打发的，“很难解释，自找麻烦”。
君子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患者在现代医学医生那里求开中药，中成药，无疑是直接刮向中国医生行业的耳光，“芭蕉夜雨”坦然受了耳光，承认了自己的无能，图省事，也缺德地把或许有毒的东西塞进了患者口中，get back at you。
病患教育始终是医务人员的必修功，如果医生没有专业修养，对来自患者的不合理要求不懂得有理有节地拒绝，中国医生的地位没有指望提高，自身的价值是不可能得到承认的。你就满脸蒙尘，一付贱相，真要让人看得起，唯一的选择是找命运相同的人扎堆，相互赏鉴。如果病患要求中药得到医生的默认，那么你们的病患就会很有主见地继续要求中药，面对无能无主见的中国医生，病患能有什么选择？
我在研究另类医学时，碰到的美国医生的世纪难题则相反，有不少的美国病人，会选择另类医疗，但不敢告诉医生，这样的结果是美国医生不能全面掌握病情，把另类医学纳入考量范围内，让患者在接受另类医学时其诊治过程仍然得到尽可能的优化。为什么美国病人害怕医生知道他们在接受另类医学治疗？聪明的中国医生们能不能给咱们指点一下迷津？
做中国的医生，切莫行掉价的事，自己作贱自己，还很得意的样子，那就多少很有些变态的味道。有了“芭蕉夜雨”，我都搞得不得不表扬白衣咸饭了，起码，你也得来一个我不懂中药中医，你找懂行的人开去，不合作的态度，才能过西医的无害性原则一关。如果稍有行业责任感，提高临床技能，为患者普及正确的医学知识，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如果一个医生不懂得绝症的临床应对方案，不能随时提供数个保证患者最佳利益的选择项，医学基本功有待加强。如果绝症就意味着医生全无作用，无能为力，那显然思维还停留在中医的层次，现代医学技能尚未入门。
如果是吃鲸鱼奶长大的，还是另换职业的好，中国有的是蒙财不害命害生的行业，何必要死赖在一个充满着人身风险、收入很可怜的行业里呢？

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去除思维定势，不破除思维定势，没有希望获得智识上的进步，没有学习能力。
寻正从不保证自己完全正确，人人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与思维，如果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我的思维后面，这样的恭维对我来说，没有价值。思想的交锋，是写给多数读者看的，所谓的“护德”派的医生还是非医生，都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要我单独为之作文。对于正面质疑与回应我的人，我向来是欢迎的，没有什么比自己的错误让人纠正了更令人高兴的了，因为那意味着学习与成长。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奥义。
“和你在一起”令人想起了武侠小说中的蛊，大家都把这玩意儿归于苗人，其实还是中医与迷信的创造。我用蛊比喻“和你在一起”，因为他象影子一样上来批评一通，我明确要求他出示自己的专业背景，以确定对他的讨论的信任程度，但他又来一通类似的批评，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何回应他仍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有法律及法学背景的，我刺得多，赞得少，当然要怀疑他的屁股，但他偏要掩起来，我没招了。网络上当然隐匿身份是一个个人选择的权利，但提供背景却是讨论专业问题的必须要求，免得跟你讨论的人浪费时间，过详对于专业人员没有必要，过略对于非专业人员则读不懂。在寻正面前暴露背景存在一大风险，如果专业人员缺乏了专业精神，我爱刺人，但怕刺又何必参与讨论呢？这点信心都没有，又如何能让人相信你掌握了道理呢？
在此我再次明确要求“和你在一起”：一、提供自已的身份背景，究竟跟法学法律有何关系，二、与我批评过的数位律师、法学教授有没有关系。你就编一个身份，也免了我跟蛊对话的那种无趣。
在我未能被正面告知上述必要信息以前，我不详细答复“和你在一起”，只提醒大家他的东西错漏百出，论事讲理根本就不懂证据法则，啥事都说一半留一半，以求误导听众读者。以前新语丝上暴露过不少人文献造假，依仗的是大多数读者不会复查文献的心理，列举不支持自己观点甚至持相反观点的文献作为自己论述的证据，要做此类假，就省略文献细节，列举题目上看似相关的文献作为证据就行了。此种手法在争论中非常常见，比如白衣咸饭反对举证倒置时的两个例证，如果不检验细节，他获得了十足的支持，一深究，就露馅儿了。
要谈美日法规，请把具体的东西列出来，要谈中国的法规，也请把具体内容列出来，象蛊一般，“和你在一起”尚未取得让大家无条件信任你的声誉。中国相关法规我又不是没细读过，真以为大家好蒙么？中国法制系统需要认真二字，有漏洞不稀奇，若以为自己能抓点实践上的漏洞，真把“国内期刊也是国际期刊”之类的判例当作证据，拿来新语丝献宝，未免有点不知趣了。在逻辑上的教导那就真要等到我知道了这位“法理学高人”的背景之后才行，我不愿意浪费时间。
当律师也需要思路开阔，比如“布医布施”提到那一个案例，医生获得口头同意后摘除卵巢，事后患方诉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人身权胜诉。这里的结论认为“不签字，这个案例就是医生在病历上写上一百句‘口头交代获得认可’也不管用。”这也是明显误导，以为知情同意书是知情同意的唯一证据。要作法律上的判断，就要依据法官的判词，即使是法官的判词，有了“国内期刊也是国际期刊”的先例，我们仍然要考虑是教育法官，还是修改法律，还是自己的理解有误。中国的很多律师都不比常人更有严谨思维的习惯，“布医”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在此提供两份英文的知情同意书及相关内容，见附件，以阐明知情同意的原则，中国的医生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如果法官需要教育，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教育法官，而不是屈从于不合理的法制实践，不要丧失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在医疗实践中推崇合理的医疗模式，保障行业与患者的最大利益，以环境现状为不合理的行为辩解，只会造成大家都乱搞一气。
知情同意是医患关系中的一般原则，正如附件五中所述，没取得同意，摸一下都成问题，知情同意并不仅仅局限于特定项目，而是医疗中的常规原则。在临床活动中，许多常规，并不需要知情同意书，但存在一个默认的知情同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医务人员向病患解释欲行措施，病患合作，就表示给予了同意，不合作或者明确表示反对，如果是有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医务人员应当尊重病患的选择，采取次佳措施，提供可能条件下的最好服务。
知情同意的先决条件是“如实告知”，没有获得如实告知，即使医务人员诱导胁迫产生了同意，也不是合法的同意。对于不需要签知情同意书的诊治行为，如果病患未获得告知，即使出现合作行为，也不能当作同意的表达，连你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同意？之所以不拒绝，因为处于陌生的环境中，病患在环境压力下，可能被迫被动地承担该行为，或者误以为该行为是已经授权的行为部分之一。
附件一提供了知情或者如实告知的四个组成部分，一是理解自己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二是医生提供了相关信息，三是有机会问问题，四是自己认为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然后明确地同意医务人员的选择，或者叫授权医务人员进行欲进行的医疗活动。在另外的知情同意书上，我还看到明确提出医务人员充分地解释了替代方案。从这些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出，知情同意书是在重大医疗决策上书面地将普通的知情同意过程程序化、标准化。
在现代医学，标准化是一种趋势，针对如实告知，某些医疗行为还有标准的告知内容，附件六提供了美国患者在接受乙肝疫苗时会收到的标准告知信息，有了这样清晰明确的告知，患者便服有足够的信息作出相关决定。
知情同意是以病患为中心的服务过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患者权益，其次才是成为法庭证据。通过知情同意过程，患者可以获得相关信息，与医务人员合作，医病不是修车，病患的合作有时比医生的作用更能决定治疗的效果，知情同意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患者有表达拒绝的机会，这个机会，就靠患者质疑与问问题来提供，如果患者未能获得问问题的机会，即使有了同意，患者也可以控告医生的失职（negligence），被误导行了不当的选择。
如果病人没有被告知，医生进行了手术，那就已经侵权了，事后医生再向病人告知，寻求同意是不合法的，因为侵权行为已经产生，病人没有上述拒绝机会。术后签知情同意书，无疑是在向社会宣告，医生起早了一个允许侵权书，并获得了病人的签字。这与术前有非书面的同意有着本质区别，在附件五中，明确解释了同意的法学意义，术后可以找患者签确认书，确认术前曾口头给予同意，如果患者拒绝签确认书，应当在病历中如实记录患者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给予了同意，尽可能地提供证据。术后强迫患者签本应术前签的同意书，还构成骚扰侵权。如果侵权行为已经产生，医生只能跟患者达成谅解，在谅解协议中患者有条件或者无条件地原谅医生的行为。
由于国人喜欢自作聪明地解释法律，更因为中国不少律师法官不懂法律，常把是非判断与量刑后果扯到一起，于是乎中国式的知情同意书出台了，比如“激流一代”的第一例，“病人现在因为病情需要输注人血清球蛋白，我知道这是人血清制品，输入身体后可能会发生过敏反应，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制剂不纯传染到血清性肝炎甚至艾滋病等等严重的后果，本人愿承担用药后的这些风险”。这是什么样的知情同意书？这算哪门子的充分告知？如果病人使用该药出现了肝炎爱滋病，那么这份知情同意书就把患者定在承担责任的法律地位上，但假如该药没达到行业标准，患者该向药品商索赔怎么办？医院医生怕承担责任，把药商的责任也给否认了，难道不是缺德？
该同意书不仅仅是缺德，更是法律上的白痴发明的无聊无效文件。在对医患关系的描述中，经典的理论是一种Agency Relationship，中文应该叫代办关系，医生是患者的代办（Agent），代表病人的最佳利益。所谓知情同意书，就是法律上的授权书，病患授权医务人员对他们的身体进行某种操作，获得授权的医务人员对病患的身体进行存在潜在风险的操作。没有获得授权而侵犯人体，就是人身侵权。医生患者签署授权议协，不应当对后果进行操作，一是因为存在什么样的后果不清楚，无法分配责任，二是作为文件起草方的医生强行把责任分配给病人违背了代办关系，没有履行自己代办义务，三是如前所述，医生干涉了第三方的责任，医生不是法官或者专门的仲裁机构，这样的条款没有法律效力。
为了一个无效条款，中国医生把病人吓得延误有效治疗，的确有点小聪明，却是失德行为，也存在潜在的技术责任事故责任。与知情不同意书相比较，见附件四，知情同意书应该关注的是在知情条件下获得病患授权，不应当进行责任分配。而知情不同意书表达的却相反，一是后果明确，有明确的责任，二是医生的立场代表了患者最大利益，不违反代办关系，三是患者表示免除医院医生相关的责任，与第三方责任无关。这样的协议中，各参与人谨守自己的职份，所以合法。
知情同意书是一种授权协议，它暗含的责任分配应当有国家法律进行认定保障，比如说医生的收益权，医生按照授权提供服务，则患者有义务付服务费用，而医生有义务保证患者在特定医疗条件下（除医生以外的特定环境因素），病患获得行业标准的服务，医生未能履行这样的义务，就存在责任或者技术事故责任，这样的责任，如果医生以授权书的方式推向病人，那无疑是在向行业道德规范与国家法律挑战。这样的行为不受谴责，哪样的行为有必要谴责了？
中国的医生与医院应当牢牢记住，在授权形势的知情同意书中，不应当有责任分配条款，除非是包含的知情不同意书，在后者，医院医生尽到告知义务，可以要求患者免除本就不应该医院医生承担的明确的责任，也无非是对既定法律规范允许的责任分配进行确认而已。医生可以告诉患者手术伤口感染的几率，但无权要求患者承担伤口感染的责任，这个责任，是由法律分配的。医生应当告诉患者，现代医学不是精确的科学，但是是负责任的科学，这就是跟中医的区别。
中国的医生在如实告知病人时，要学会象附件六中那样，包含精确、简单易懂、全面、有行动指南意义的循证医学内容，把时间花在保护患者利益上，提供客观准确信息上，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中国医生还应当扩展社会学，法学知识，免得连简单的用非道德非法的手段去获得对自己完全无用的证据的忽悠都弄不明白，辛辛苦苦在病人身上挣两个钱，又被骗子教授骗跑了。
我赞赏“布医”在人身批评上的态度，要具体争议，就摆事实讲道理，捕风捉影，跷腿充政治思想工作老师胡乱批评，都要受到重责。针对“布医”维护的立场，我基于篇幅关系，有如下反驳。
1. “激流一代”并未反对血制品签字，如果要我再解释一遍，恐怕又要骂人了。
2. 在中国，医生是医院的雇员，说医生失德，也就是医院的失德，没必要分那么清楚，要分，是医生跟医院分，而不是病人来分。
3. “激流一代”表达的意思是医院要向供货商要求质量，签字保证是一种形象说法。原第一例知情同意书本来就有大问题，见上述。
4. 迄今为止，没有人要求完全避免那些需要告知的风险，“激流一代”原文是在讽刺医院医生转嫁责任的做法，并不需要其描述本身成立，没有必要钻字眼。在中国，医院为赚钱而使用利大而非最好的产品比比皆是，连白衣咸饭都举了不少的例子。钻字眼挑错也易受到我的讽刺。
5. “激流一代”原文就很好地说明了该例医生未尽到告知义务，“这个药对早期川崎病是一种特效药，能有效防止心脏冠状动脉的炎症损伤，如果了解到这个制剂是由正规药厂生产，并在药品使用有效期内，签名输注好了”。这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激流一代”对该医生的批评，不必苛责他在随后的发挥，更何况其发挥有极大价值。如果是寻正进行批评，还会更严历些，标准更高些，我会要求医生告知患者各样风险具体的机率，而非泛泛而谈。比如感染某病机率是A，而你这家医院综合复查出来，却是B，远高于A，那就有医院或者医生的责任了。说话做事，要符合现代医学规范，不要象中医先生，不然，刺你没商量。
6. 抛开“布医”的论点击在虚空不说，“布医”对血制品的风险的理解并不妥当，对美国相应案例一知半解。医学科学不是精确的科学，小概率事件在群体规模上无法避免，但不意味着无法控制，一个行业在已知条件下进行了控制，那么是否对以前的行为进行惩罚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这种争议，不能作为证据。中国相应行业面临的问题大家心知肚明，不必要扯得太远，三鹿就很能说明问题，科学没有国界，中国的婴儿并不比外国的婴儿更能消化三聚氰胺。中国血制品行业，其产品是否合格，并不是以会不会发生小概率事件来衡量的，而是以具体发生概率及生产过程是否尽到了行业义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尽量排除相应风险来衡量的，以质代量，存在搅浆糊的嫌疑。
7. 争议是可以的，三个例子都可以，但要把握好对方的立场，不要强加立场，要有理有据，不然无论你语气多么缓和，也可能被我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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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Salinas Valley Memorial Healthcare System知情同意书
1. This form is called an “Informed Consent Form”. It is your doctor’s obligation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in order to decide whether to consent to the surgery or special procedure that your doctors have recommended. The purpose of [...]

我这人热心肠，用句中性的话说，叫爱凑热闹，用贬义说，叫爱献宝，反正新语丝上的重大话题，总爱插一脚，而且个性张扬，爱刺人，别人要反击，我再刺，于是乎很容易偏离我预定的写作计划。这次新语丝上关于医德的争议，我又陷足甚深，不回应不合我的性格，一味回应则防碍了我的写作计划。因此，本文分成两部分，前部分搭售我的回应，体现我刺人不倦的美德，后部分讲点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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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huang自从在新语丝上现身以来，大家对他的印象其实很不错，他跟我一样，（做了些踏实工作，但废话很多，加个不必要的括号，免得误解）。我对他一直客客气气。他在医务方面的几乎所有争议都不极端，试图公允平和，我对他并不象其他大屁股医生那么有恶感。对我来说，公允平和是有度的，比如这次的争论，要么“激流一代”批评的医生是错的，要么“激流一代”是错的，这里面没有中间立场，Linchuang试图在战火纷飞的激辩中开劈一个中间立场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废话，讲些永远正确的政论性的术语，然后阐述自已的立场——不幸的是，他的立场错得离谱，为我所刺，只能算是Linchuang的不幸，发文在其它地方，多半叫好的人成群结队，何必在这里来遭受白眼呢。
Linchuang的辩论方式，脱离不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套路，讲些让人无法反驳，跟讨论问题似乎相关的话，然后严历批评对手。当年学校老师都要被我刺，那么在新语丝上我当然更要刺你了。旁观者S把医疗行为科学上的内容抄来教育中国医生，尽管那样的东西我读过不少，重读一遍总有收获。其中有一条，Linchuang大医生大概是没有读，或者读不懂，或者忽略了，当医生，要学会直截了当做事与做人，因为很忙，我曾经介绍过，在美国当医生，要比普通人多工作40-50%的时间，寻正不当医生，才有那么多闲时来写这些东西。Linchuang要学会talk straight，直视病患与辩论对手，否则，是极不尊重对手与病患，反驳了你的观点，问你一个问题，你顾左右而言它，更有甚者，直接地忽视辩论对手的所有讨论，宣布取得了阶段性战果，既脸厚又无耻，寻正叫破了你的特技而已，用不着那么受伤。
当你不愿意正面回应我，做出一付清高，不屑与辩的姿态，对我的侮辱远甚过骂我一顿，如果欠缺了这点心理学常识，不妨找常人交谈一下补补。你受了伤，却不想想我也有一颗脆弱的心。伟大光荣正确的Linchuang大医生不理我，刺得你理我，也算一种胜利，文明与否，那是次要的问题。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文明的Linchuang懂不起尊重的含义，我没有太多的教导义务，本人及网友讲的医德问题的道理，你究竟领悟了没有，那才是关键，因为你在行医当医生，行为不当，便祸害无穷。我替你的患者担忧。
对于Linchuang对我的心理与身体健康表达的关心我很感激，谢谢关怀，美国多的是心理医生，我也常看其他科医生的，不劳挂念。我反而担心的是，Linchuang大医生如果也得了这些“自我评价高涨、表现欲强、自我中心、狭隘、偏激、易怒、睚眦必报等诸多症状”的“文明”病，在中国的医疗条件下，不免有些惨兮兮的，即使是Linchuang大医生，也难免在出院时签字自我负责，Linchuang大医生在内科范围内医术还将就，还能循证，但如上所述，心理方面的东西，连常人都不如，又如何负得起那责？
Linchuang指责我骂人，在新语丝上我用粗口也不是一回两回，斑竹本人也时而忍不住用些“不文明”的词，没办法，斑竹教坏了，你Linchuang大医生不也操刀上来了么？可惜你骂人的功底太差，没艺术性，没逻辑，为什么不做点自已在行的工作呢？比如，踏踏实实地回应批评，正儿八经地针对争议进行讨论。是不能也？还是不屑为也？值得思量。
Linchuang有些节制能力，但离文明，差了不少距离。与同期的Brucedai相比，远不是那么光明垒落，后者更能得到我的礼遇，因为他愿意就事论事，讨论实际问题。我不跟人玩虚的，并不因为以前喜欢你，就会放过你的，那就是我的性格。
针对brucedai《回寻正》一文，下面是我的简答，之所以简答，要节省时间与篇幅谈点我想谈的话题，对不起了。
1. 医患关系首先是消费关系，不然，你可以把卫生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全盘否认了，我也得改行。医患关系是特殊的消费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消费关系。消费分两种，产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医患关系属于后者，在消费关系中，医患关系也并非独一无二的，所有的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行业，都存在类似关系。在国外，患者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为消费者，在法制体系中，所有消费法规，包括产品与服务方面的，自然地适用于医患关系。
2. 患者是医生的客户跟上文一致。Brucedai有着不少人的反商情结，落后时代一个世纪了，“无商不奸”是无聊文人的酸葡萄心理的折射而已，莫以为商人或者服务者不应当对客户负责，可以能骗则骗，那是纵林法则。
3. 微笑服务不等于时时刻刻都要微笑，莫钻字眼，也莫嘲笑我，找点资料补补，充充电是正经。
4. 医闹的水平碰到医闹。这是管理学的内容，叫住SFP（Self-fulfilling Prophecy），对此你是外行，我是内行，不要低估这一哲理的威力与妙用。如果自己也知道把“所有病人一例（律）当刁民”是错误的，那么就应当有勇气反驳那位医生，自已知道此种行为对大家都没好处，却任其发生，是不对的。
5. 随便提醒一句，三鹿奶粉事件是否可以告经销商，要看消费者跟经销商之间的合同关系——某种程度上叫社会契约，超市是否可以免责，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6. 莫说寻正的东西很肤浅，我的心灵很脆弱，受不得这样的打击。做事要有实干精神，寻理，也得由浅入深，不要一味地深入讨论，结果医患暴力越来越多……
7. 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这个反驳就很妙，你寻正也不随波逐流吗？两个错误：一、我受环境影响的行为不涉及道德判断，我对中国医生的教导都是义务劳动，没人付我稿费，你们当医生的不一样；二、以本文为例，你看我不都在改么？受些环境影响，但我仍然努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比如教导医生之余再加些深层次的东西。这一句话是我对自已行为的反思，并不见得我就认同，在道德法制场景讲的是另一个原则，人的独立与自由，莫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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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都会走到末路歧途。胡卫民医生，一个中国人家喻户哓的名字，他就是一个英雄，同方舟子一样的医生行业的英雄，他也打假，打医疗行业的假，也曾被诬告，还不得不赔钱消灾。将方舟子与胡卫民医生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彭剑律师，人如其名，他也曾为胡卫民成功拔剑。胡卫民成功了，他成了众望所归的英雄，他如同黑夜的流星，尽管短暂，但一旦升起，就带来亮光与希望，不过，英雄走到了末路，流星终究不能搬开黑幕。
在国内的读者不需要我介绍胡卫民医生的事迹，国外的读者自已动手搜一搜就解决了，一个同方舟子一样有名的人，任何介绍都是多余的，因为那不是我的主题。在今年8月，胡卫民医生再次向他所在的娄底中心医院辞职了，在最近的《家庭》杂志上，他被喻为一个人向体制宣战，用胡医生自己的话说，“医疗黑幕，好像一层纸，捅进去却是铜墙铁壁！”胡卫民医生就撞倒在铜墙铁壁之前，在他再一次爬起来之前，我们来研究研究这如纸似壁的东西。
胡医生捅开的这层纸是一个贪污犯，名叫杨志毅，此公于今年七月因受贿罪受审，是娄底中心医院的前院长。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院长就是一方诸侯，院长都能扳倒，捅开医疗黑幕并不困难，大家以为胡医生从此走上坦途，他每天吟诵的希氏誓言可以让年青医生也读上一遍两遍，那就错了，胡医生的迷茫与挣扎，就在此处，“24年来，我坚持着医者的尊严与操守，但我的路为何越走越艰难？”这是他向省领导致信中的内容。
胡医生所面临的铜墙铁壁叫住经济规律，也就是寻正很早以前解释过的经济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新语丝上众多的中国医生抖起大屁股为错而鸣，其根本原因，就在这条经济规律上。寻正是刺猬，善于打群架，敢跟众医生叫板，不然，中国医生们的唾沫阵是不亚于诸葛亮的八卦阵的，进得去，出不来，因为你找不着生门，一味踢死门，哪能不伤筋又动骨。唾沫阵如何历害？胡医生所在医院的党委书记说，“表扬他，会使同事们更加孤立他，我也不好开展工作”。中国的医生行业肮脏到了连真话都不敢说，说了要揍你，胡医生的未成年的儿子就这样被人威胁过，为什么医患冲突中的医生不值得同情？他们武功好得很。
胡医生是中国医生行业的卫道士，不过，白衣嫌患、Linchuang、以及众多的中国医生不这样看，胡卫民医生是中国医生的叛徒，恨他的，可不只是本院的医生，骂他诬蔑了中国医生行业的清白的医生，在三千里外排着队等候，这些在新语丝上表演脸厚无极限的医生们，大概以前也没少骂过胡卫民医生，他对中国医生的医德批判可不是“激流一代”那点反省可以比的。
对这位医德上的英雄医生，我持有限的同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医德可以解救中国的医生行业与中国数不胜数的患者，他们本身就不需要解救。偏执于医德医技的胡卫民医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社会现实。换句话说，进一步寸步难行，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的有骨气脊梁的医生，医生行业的英雄们，无不倒在经济规律这块铁板上，看似无形，真要通过，却是铜墙铁壁。四川的肖启伟医生、哈尔滨的王雪源医生、与上海的陈晓兰医生，无不在现实中国因为执着于正常而普通的医疗道德规范而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经济规律对现实的嘲弄，个人英雄主义固然可敬，却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不是建设合理的中国医疗行业行为规范的基础。
胡卫民医生是政协委员，他向省领导写信，无非寄希望于政治影响解决个人问题，即使得到解决，也于中国医改毫无影响。省领导可以违背经济规律支持他，但中国的医疗大环境不能。
胡卫民医生需要给寻正当几天学生。我不会教政治，传授普世价值观念，我只需要教教他算算账。胡卫民拼死拼活，据说可以惠及7000病人，这是很大很大的数字，几乎有不可想象的感觉，因为超出人口与医生比太多，但对于自己所关怀的群体有多大贡献？太过于微弱，以胡卫民医生自身的经历，有多大的意愿再让其子承父业？即使他愿意，他儿子会愿意么？尤其是在受到如此威胁以后？
一个医德超常的医生对中国来说，杯水车薪，中国需要更多的医生来实现胡医生的理想，如果年青医生都不愿意跟从胡卫民医生，那么，胡卫民医生的模式就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胡卫民医生能培养七个相同的医生，每个医生只需要照顾2000人，那么他就可以惠及多一倍的病人，关键是胡卫民医生要能够劝服更多的医生跟随他。在这里我们能够指责年青医生们利欲熏心么？不能，否则就成了强奸民意了。胡卫民医生可以将自己的服务低价售出，他不能强迫其他医生也这么做。前者是他在病患中大受欢迎的原因，后者则是他同行恨之入骨的原因，在中国，自己及父母的同事们不愿出席胡医生父亲的葬礼，很能说明同事对胡医生的憎恨。
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胡卫民医生无法将他的高尚医疗活动跟同行的卑劣医疗活动切割开来，他的所有政治努力，无非是压抑医生同行看似不正当，却在经济学上有些正当的收益，患者是单向的受惠者，医生是利益最轻的受害者（不过最在乎那点养家糊口的钱的受害者），其次医院是较大的利益受害者，药贩子是最大的利益受害者，但药贩子不跟胡医生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胡医生就陷入了唾沫阵，唾沫多到连同情他的人，都不敢表露想法。陷入思维定势的医院管理者一定不喜欢他，同事恨他入骨，中国医疗体系压榨了医生几十年，医生这么下贱没办法，为点蝇头小利恨你入骨，人类天性，太蔟说，有人性。
胡卫民医生当然受病患的爱戴，一个舍已为人的人，始终会受到受益者的爱戴，但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关系当作常态。胡卫民医生需要重新练习我算过多次的旧账，我相信中国的医生并不是贪婪之人，他们很容易满足。胡医生需要想办法，让他的患者把他们在享受到高质廉价服务上的差价，回补给医生，比如说，使用某种药物不必要，但医生为了10%的回扣而常开此药，此药花费300元，他需要向病人额外收30元，为患者节约270元。你不收这30元，就成了孤家寡人，单兵作战，穷途末路，收了这30元，你这里医患融融，和睦相处，挣同样多的钱，那边却要被患者追打，开业三个月，就可以精兵强将，形成可持续的好医生模式。
胡卫民以维护医德成名，那么心理上可能就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个困难，叫住反商情结：除非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价格，胡医生都可能认为是不合理的价格，不从道德的角度衡量医疗行为，而是从商业的角度考察可行度，胡医生就会排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胡医生也就是中国医疗行业医德祭坛上的一颗真正的流星，看见他，可以供我们许一个愿望，仅此而已。
胡医生也谈其科室的经济效益，可见未必迂腐，但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在这一方面充电，补补中国医生的先天缺陷，或许可以体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妙境。
医德，不落实在经济学规律上，就是悲剧，天天都在上演。

首先表扬zhaia的态度，愿意就捕风捉影的讽刺进行道歉，那是君子行为，要讨论什么问题，就讨论什么问题，因为别人是主任医师，居然扯出一大堆关于主任多么差劲的故事，因为在广东，是三甲医院，又是一堆广东怎么样的说法，此类捕风捉影式的方式是要不得的。如果这样的批评允许了，中国的大多数的医生连发言权都没有，如果某医生说，我来自二甲，或者镇医院，白衣嫌患式的医生如果观点不同，还会大大地嫌医一番的。我在美国的同学有医学背景的甚少，那么进入医院搞管理岂不连话都不能说了？
zhaia能够认识到自已的错误，那么也应当认识到我的批评是反讽，是如果你能那样地诋毁“激流一代”，也会有人如此贬低你的价值。在这个逻辑关系中，你道歉认错，则前提不成立，你的价值也就还回到你本身，也就没有必要辩解。能认错在中国医生已经成了极为稀有的品质了，我对你并没有持续的恶感，因为认错，反而有极大好感。我对你捕风捉影式的人身攻击并无任何证据，纯粹是为了捕风捉影地批评而随意阐发的，读者及你都不应当有另外的解释。
我对白衣嫌患的攻击持续有效，直到也象你一样否认那样的前提。事实上他即使公开道歉，我的许多批评仍然有效，直到他有事实上的改正。在语言描述中，数字并不一定代表了精确，或者有具体的研究支持，我说白衣咸饭50%的机率无法从医学院毕业，90%的机率在从业后10年内淘汰，纯粹是我的个人判断，是假性量化，其他人用70%与100%取代那两个率，也只表达不喜欢此类人及其行为的程度，谈不上更精确或者更不精确。
医疗行业首先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本身就比产品行业更为复杂，中国的改革在所有服务行业都存在巨大的挑战，并不仅仅只是医疗行业有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导致了人的终极惰性，大家都容易处于诉冤状态，打个比方，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中发生争吵，争吵各方只管描述自己多么被冤枉，而从无人提得出建设性妥协方案，比如说，大哥说三妹不该抓他脸，三妹说抓脸是因为大哥踩了她脚，循环往复，无人搞得清谁是谁非。清官为什么断不了家务事？因为中国的清官很笨。
现代法制实践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步骤明确的定罪量刑，先定是非，再判后果。为什么中国的清官笨？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念，三妹骂人，大哥踩脚是非后果揉到一起，也就情有可原，然后当然抓脸也有几分正当性。国人在伦理道德与法制实践中的糊涂，导致了中国式的清官——笨得象牛、穷得要死：清官的断案能力不重要，而其人品才是关键，不贪不腐，就是清官。
国人论断是非的能力缺失了，也就导致医改进入烂泥塘，比如说，医生服务费用定得低，医生说，我们吃不起饭了，于是乎药房拚命卖药，挣得的钱以补贴服务费用的不足。如果社会指责医生乱开药，医生立马满腔冤情，我们是被迫的，中国式的思维判定为部分合理，也就是不合理，但仍可以接受。用错误纠正错误，这是中国式的法制思维，杨佳犯案，罪大恶极，于是乎无论怎样对待他，都是合理的，由于他的严重过犯，此前针对他的不公正也就可以被社会忽略。
制度是人创造出来的，还得靠人来执行，中国医生动辄把问题归于制度，那是一种赖皮手段。中国的清官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的行政体系就不懂得如何评定官员的执政能力，卫生系统最高主政者，一个无知的陈院士，加上一个笨笨的高书记，中国的医改，完全没有希望从天而降，所有自上而下的努力，都因为这二位的忽悠而散于无形中。即使这二位想做清官，他们也没有那样的能力，一半源于认知，一半源于惰性体系。
白衣咸饭曾呼唤我表达对中国医改的数套方案的看法，结果我奚落了他，并不是我不懂得他呼吁中国出现一个新的良善行医环境的迫切愿望，而是我实在不愿医生们生活在幻想中。中国不可能出现超人计划，邓小平当年的改革开放，的的确确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上有政策，下有动力，于是乎改革成功了。中国经济改革如何成功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那些劳改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他们冒险冲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搞活了中国的经济，中国拥有不光彩的过去的富翁多，并不是说他们的财富都是抢来的。
无论中国如何医改，中国的医生需要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改变其生活处境的强愿，不在沉默爆发，就必在沉默中灭亡。你没有勇气挣脱环境的枷锁，当然也就是环境的俘虏与奴隶，无论自天而降什么样的政策，你没有勇气面对自己与自己的环境，医改，只会越来越不利于你，因为每一次的政策变动，总会给投机者造成获利空间，他们并不因为你们的懦弱而有所收敛，你不能在现有政策下把握机会，也多半不能在新的环境中改善处境。这是一个中国医生行业以及其它附属行业的现实。
中国的医生改变其处境需要极大的勇气，一是面对自己的弱点的勇气，二是面对现实的勇气。我呼吁医生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但那份尊重却不是从天而降的，你弓腰驼背、形象猥琐、溜须拍马、面对不义行为胆小如鼠、面对强力压迫随时能曲、面对弱者则趾高气扬，你又如何可能得到尊重？凭什么要人尊重你？就因为你会看病开药？中国的医生连自己的服务究竟值多少钱都不知道，你所有的呼唤医改的行为无非是婴儿肚饿后的啼哭，医生不学会保障自己的利益，等待着社会的怜悯，此种指望，永远要落空。
中国的医生看到批评，蜂拥而上，吵着闹着出头为失德失范的行为鸣冤叫屈，这一份团结实在是太难得了。与之相对照的是，实际工作与生活中不少医生是懦夫，目光短浅，即使作为医院的员工，利益有损，敢于跟医院管理层抗争的少之又少，为什么不敢抗争？因为医院官员有的是利益分配方式，有权势关系的，得到第一优先满足，赖皮的，得到第二优先满足，剩下的，都是可怜虫。现实中医生的不团结，导致医院管理人员为所欲为，即使有明显不公，也轻而易举地通过局部的利益调节而分化瓦解群体性反抗的可能。
失去公平正义的心态，医生们品性就难以保持，利益是可以调控的，为利所驱使的鸣冤行为，也很容易从利益的角度解决。一个医生因为大批医生利益受损而带头反抗，他无疑是医生的代表，正义的化身，但是当强权以满足他个人的方式来解决矛盾时，他的个人品性就受到挑战，是用现实的短期的利益交换虚幻的永久的正义呢？还是坚守行业与团体利益的正义？医生的动机是利益，则会给予权势轻而易举的收买机会，一群医生，尤如一条虫。如果医生真象他们所宣称的那么高尚，能够联合起来去争取团体的、长期的、公平的利益，他们的动机就必然依附于不受权势控制与影响的社会公义，失去了收买的可能性，也就能为正当利益而争，为他人公义而战。中国医生的明显自我中心，只能见到自已的利益，见不到别人的利益，其结果，当然就是恶劣的医疗环境。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住外部效应（Externality），医生跟行业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外部效应，你做臭事，影响行业声誉，行业声誉不佳，你的日子也不好过。通过宣传洗脑改变行业形象，那是官僚阶层的特权，医生不要指望这种可能性，因为即使有这么一个特权，其效果仍旧不是很好。缺乏正义感，医生就变成了利益驱动，缺乏公义之心，人人都在向行业声誉索取，那就是为什么医生行业在中国变得如此臭名昭著，当然，不少医生认为中国医生行业名气很好也行。
一个行业的成长，那是需要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到住院医生培养，到执业各个环节都要得到行业精英的关怀的。我相信，不少年青医生，能得到高年资医生几个微笑就不错了，中国医生的所谓关怀，多半是拉帮结派，搞内部竞争。尽管大部分的资深医生都是那样过来的，他们对年青医生的境遇视而不见，在内部利益的竞争上常常是当仁不让，中国文化讲究先苦后甜，当医生，体现了个十足十。医院内部管理的混乱，年青医生不能迅速提高专业水准，掌握独立行医的能力，从而提高为病患服务水平，跟医生的利益驱动息息相关。医生在向社会呼吁公义时，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们在内部的分配、管理、培养、相互关怀上有何公义可言？见微知著，一个医生，面对同事的态度，多半衡量了其医德上的修养，见利必争者，医德已失，能为人代言者，方显良善之心。
能为同事代言，那么心中有道义，也就能够设身处地为病患着想，做适当的事情，做善事，才有动力，做不合适的事情，做恶事，才有止境。环境，无非是一个人内心的试金石，什么都推向制度与环境，无疑是把人与动物混淆起来了，人类环境，可是人类创造的。医生，要在环境中把握方向。
在推动医疗改革的过程中，医生不能盲目地等待，不要指望卫生部，压榨了几十年，还不够干么？中国的行政卫生系统，用不到10%的投入，劫持所有大型医院的管理权，为所欲为，贪腐成风，既不能在现实中维护医生的利益，更由于其不作为，或者短视的护短行为，把医生推上与患者及其家属破脸发生暴力冲突的边缘，而正该出面的医院管理人员，从来就不现身，但渎职若是，连道歉的话，都不会有一句。卫生部的行政长官，高叫着收费不与成本挂钩，随时是可以依赖其劫持的管理权，以医务人员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政治影响与利益的。鸡跟黄鼠狼拜年，再含情脉脉，也无非是一箱子的痴愿。
中国医生当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偏见，认为中国医患关系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变差的，事实如何，并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在没有余（舆）论的情况下，当然歌舞升平，那时医生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是吃皇粮的，叫国家干部，敢跟国家干部动手，反革命帽子随时会扣上来的，当然，医生们收入跟劳动不挂钩，更没得回扣吃，也少了些威胁病患的理由。合谐或许是假象，一个更根深蒂固的问题却是那时的医疗技术本来就差，一有重病，都死马当着活马医，期望不高，人，死了残了，多半怪自己命孬。
改革开放，中国的医疗系统的确成长得很辛苦，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块就睡着了，仍然在发展变化，尖端的医疗技术向全社会扩展，原来的死马，现在就宝贝得紧了，原来的人挣一辈子钱，买棺材都得几家亲戚合资，现在么，生命的价值大增，谁都想多活两年，不想无故而残。医生作为生命与健康的保障，当然就身处风尖浪口，活马成了常态，当然死马就得问问原因，你还以为是国家干部，硬起脖子不交待，当然要揍你了，活马被医成死马，有提刀砍人的冲动，那叫本能。
政治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有了更多的经济资源，钱多了，当然对所购买的服务要求就高了，气粗胆壮，以前看到国家干部，连忙把家中最好的凳子搬来让你坐，怕让你瞧不起、生气，现在国家干部有时还要为他们端凳子，时位之异人也。如果医生不懂自己服务的消费群体的期望值在哪里，要改善医患关系，只能去求佛祖研究下一辈子的可能性了。
从社会经济政治利益上来说，医生的行业伦理要求医生行为的基础是病患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医生与患者是天然的同盟，医生如果要实现政治上的医改愿望，必须寻求这个盟友的帮助，AMA可以逆民意而行，硬是把众望所归的医保方案扼杀在摇篮中，这与医生行业在美国对患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医生必须学会把患者当着自己的政治盟友，让有利于医生行业的医改方案成形实施，而不是象现在一样，跟自己的天然盟友打得头破血流、互相指责。医生若要改变现状，必要反思，看到自己的希望所在，为之持续努力。
医生不应当成为恶劣制度的帮凶，把所有的不公正轻而易举地转移到病患身上，因为在中国恶劣的医疗环境里，对患者利益损害最大的是供应商与政治捐客，他们凭着政治资源，强买强卖，医生挣得10%的回扣，而他们则捞取了5-10倍的利润，大量的医疗经济资源，被他们吸跑了——安全舒适，笑看医生跟患者打破头。医生指责患者不理解不信任，这全国性的大账摊开了，如何信任这一个肮脏的行业？从头到脚，都在流脓，利欲熏心，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良知了，连赤裸裸的失德违规之举，也敢大举申辩。春江水暖鸭先知，医生就是病患经济资源向社会黑势力流动的闸门，不向你们问责，问谁？
为患者服务，成为患者最佳利益的代理，这本就是西医老祖希波克那底立下恒古承诺，也让医生行业在社会里取得道德的致高点，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你们却要抢占道德致低点，成为为利益驱动的行尸走肉，又如何能够在医改中得到发言权？哪样的社会会信任你们？对中国医生行业信誉损害最大的，并不是那些在执业中犯下实际错误的医生，害群之马，哪个行业都有，而是那些为错护短，强辩错误为正确的寡廉鲜耻的中国医生们。有了你们这些可耻的辩护，谁还愿意相信中国医生真正能代表患者利益？
医生在医疗体系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他们是每一个诊治合作团队的队长，如果这些队长只能鼠目寸光地盯着自己的二两米饭，那全队还有什么希望？无论医疗体系如何设计，是医生把握着具体的经济资源流向，这就是力量，让社会邪恶势力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展现与释放，就得靠传统的道德致高点，崇高的医务伦理道德来凝聚，否则一盘散沙，医生，无非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受气包而已。
医生如果取得了患者的信任，一切政治与社会障碍，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消融。取得患者的信任的第一步，就是行业反省反思，把握医改的话语权与主动权，寻求一个行业利益得到保护的新的医疗体系。是医生最终决定了医疗资源的使用与分配，牢牢记住了。
在我结束本文以前，再次对zhaia敢于正面回应问题，敢于认错，表达我的欣赏之情。知错认错是极具勇气的行为，在中国医生中太难得了。另外补充一点，当我以对方的逻辑讽刺对方时，比如我讽刺骨科医生brucedai的越界批评，并不标志着我赞同brucedai的观点，就跟我捕风捉影讽刺zhaia一样，用的是逻辑上的不自洽进行反击。在专业上，我向来坚持首先是医生，其次才是专业医生，我以前的背景是外科，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对它科评头论足。有了这一点说明，zhaia所讨论的其它内容就不言自明了。若仍有争议之处，不妨继续讨论，对于君子，我向来是很客气的，不会避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