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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是一位不那么“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据说列宁曾批评他是“一个有感情而没有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辛克莱一生丰富多彩，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社会改良运动，也不乏勇气与实践，但他的政治生涯远不如他在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他文学上的成就又得力于他的小说在政治领域带来的改变，辛克莱1942年的“Dragon’s Teeth”赢得了普利策奖，但他最有名的小说却是《那片纵林》（The Jungle），对这部小说，辛克莱说，“我瞄向公众的心脏，却意外地击中了肚子”。
辛克莱于1878年9月20日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的父母均来自望族——南方的贵族，他的祖父是南方军队的海军上将，父亲是一个零售商人，收入应该还不错，可惜他要卖酒，卖酒时又太在意要自己品酒，品得多了，变成了酒鬼，家业迅速衰落，变成了富裕家族的穷亲戚。南方的失败对不少前贵族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变成酒鬼的不是少数。在他10岁时全家移居纽约，他自家很穷，但他祖父母及亲戚家却比较有钱，他时常跟祖父母在一起，后来他认为他的相应贫富悬殊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辛克莱直到十岁时才进入学校学习，此前他在家里接受零散的来自父母的教育，据说他在五岁时就有了阅读能力，这种零散随机的教育，结合家庭的贫穷，很难说他有什么系统的训练。入学以后辛克莱的天份就很快展现出来了，他用了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八个年级的课程，够资格进入中学了，但因年龄原因停留在八年级。14岁时辛克莱进入中学，他尝试写作，第一篇短故事卖给了“Argosy”，一份发行量较大的杂志，挣了25美元。15岁时辛克莱成了纽约市学院（现在的纽约市大学系统的前身）最年轻的一名学员，他于1897年毕业，随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就放弃了，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勤于写作挣钱自立及补贴家用，在高峰时期，他每天要写作8千字，一周写作七天，每周可以挣40美元（相当现在的850美元）。
辛克莱有极强的自尊心与行为冲动，某种程度上，对他自已所认定的目标来说，他更象一个唐吉珂德式的战士，忠于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总是伴随着意外，连成功都是意外。在1900年他将自己定位于一流文学家的位置，我不知道是谁说过成为不朽的文学家一定要写不朽的小说，显然辛克莱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他放弃了高报酬的写作领域，一头冲进了写不朽小说的“纵林”，再次与贫穷困苦挣扎为伴。
1900年4月辛克莱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远离城市买了一个小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Springtime and Harvest”，在写作期间，世交好友Meta Fuller，他的第一任妻子前来相伴，某种程度上成为该小说的主人翁，在同年10月他与Meta结婚，随后他向出版商Macmillan送交了他的稿件并期望有丰厚的稿酬，但Macmillan以及随后多家出版商都以繁冗的情节为由拒绝出版。在1901年1月辛克莱借钱自已出版了该小说，印刷了1000本，但所有收益在付出成本与借贷以后毫无节余，而他以前的存款已经在专注于第一部小说时花光了，此后辛克莱进入了磨练心志的阶段。
正当辛克莱灰心丧气的时候，一个叫Funk & Wagnalls的出版商看中了他的小说，愿意改名“King Midas”出版，后来售出了2000本，尽管只有微薄的收益，辛克莱的自信恢复了，他再次到野外支起了帐篷，靠着岳父的接济，开始他的第二部小说“Prince Hagen”。这一次写作的收获仅仅是在野外收养了两只麻雀及儿子David的出生。在儿子出生后，岳父把母子接走了，要他找到一份“正常工作”后再去见面。有着大学学历与众多的富裕亲戚，辛克莱要找一份“正常”而薪酬高的工作一点都不难，他拒绝了亲戚们提供的工作，在1903年5月带着妻儿移居到离普林斯顿不远的一家农场，租用了一块空地，再次埋头写不朽名著。
在《那片纵林》以前，辛克莱先后出版了五部小说，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都不是很成功，版权收益不足以为辛克莱一家三口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辛克莱不得不四处借钱，很多时候并不成功。不过辛克莱的这一系列尝试，起码让他挤入了“潜力派新秀榜”，他也广泛地同文学界的有名人物建立起了联系。
对贫穷的感悟与同情让辛克莱成为了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在1904年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SPA：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在1905年9月在他的倡导下，他与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左翼社会活动家与律师克拉伦斯*达罗、社会改革活动家弗洛伦斯*凯利等组建了“大学社会主义协会”（ISS：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并担任副主席，为倡导社会主义及社会改良而展开积极的社会活动。
在20世纪初，美国也同其它国家一样，为社会问题困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都在尝试着提供答案。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实际上起源于同一思潮，即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过在手段上有极大的不同，共产主义倾向暴力手段，社会主义则寻求温和地改革，社会主义者中也有不温柔的，主张使用暴力手段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但此类暴力主张有限制条件，而共产主义者多倾向于把整个社会结构打散了重组，使用暴力没有限制。在美国的社会主义阵营有一家周刊叫《呼吁理性》（Appeal to Reason），某种程度上相当于SPA的喉舌。
1904年夏天芝加哥屠宰场发生工人罢工潮，辛克莱向《呼吁理性》杂志发文，鼓励失败的罢工工人不要放弃斗争，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很受杂志读者的欢迎。辛克莱向杂志编辑解释他认为美国工人阶级相当于“工资奴隶”（Wage Slavery），以对应对解放前的黑人“产权奴隶”（Chattel Slavery）。随后杂志出版商Wayland为辛克莱提供了500美元的前期一次性付款，用于创作一部关于“工资奴隶”的小说，将在杂志上分期发表。随后不久他又找到Macmillan定了出书计划，也得到500美元的前期付款，随后辛克莱向主持他们婚礼的牧师Savage借贷了1000美元，买下了原来房东的一套房子，结束了帐篷生活。
在1904年10月，辛克莱到了芝加哥，对屠宰工人的生活进行实地调查，接待他的Ernest Poole（一名著名的社会主义作家）回忆说，辛克莱第一句话是，“你好，我是辛克莱，我来这里写劳工运动的《山姆大叔的小屋》来了！” 辛克莱随后的确贡献了一部《山姆大叔的小屋》，但却不是因为劳工运动。辛克莱在芝加哥采访调查了7个星期，接触了大量的工人，管理人员，政府的检查人员，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劳工运动活动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年底回到普林斯顿的家中开始写作。
历史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在辛克莱到芝加哥研究的时候，Adolph Smith，一位医学杂志的记者也在调查屠宰场的加工过程与状态，Smith给了辛克莱极大的帮助，Smith的系列文章发表在《柳叶刀》上，但他的文章远不如辛克莱的小说影响那么大。
辛克莱随后不停地劳作了三个月，极大的同情心与对现实的感悟让他充满“眼泪与折磨，把生活所带来的所有痛苦倾倒进入每一页中，外在地看，那是一部关于屠宰场工人家庭的小说，但其实是关于我自己家庭的故事”。在1905年2月25日，《那片纵林》的第一章出现在《呼吁理性》杂志上，随后8个月里每两周发表一章，辛克莱保持了旺盛的精力与写作速度。《呼吁理性》杂志的20－30万读者分享到了该小说的最早的版本。
《那片纵林》的主人公是约吉斯（Jurgis），他是一个立陶宛的农民，因为看到一个美国吸收移民的传单，说在美国有遍地财富，他、他父亲、以及他未婚妻奥那（Ona）一家数口在只知道一个英文单词“Chicago”（芝加哥）的情况下移民到了美国。两家人原以为强壮的约吉斯一人工作足以养家糊口，但现实是残酷的，最后连家里的小孩与衰弱的父亲都不得不工作，当然只能挣得极少的薪酬。
强壮的约吉斯很容易在屠宰场找到一份工作，17.5美分一个小时。当时屠宰场相当于是一个低级劳工集散地，公司大门外随时有成千上百的移民劳工等待着工作，这样的场面对国内参加过招聘会的应当很熟悉，区别就是屠宰场大门外天天开招聘会，随时雇人，因为公司里面也在随时解雇人。屠宰公司面对劳工供应远大于需求时，当然就象政治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要“榨干工人的最后一滴血汗”，约吉斯就得在所谓的“加速团队”（Speeding up the gang）系统下劳累：公司常雇人员（领着较高的薪水）轮换着休息，然后不停地插入队列中促使整个队列加速工作，达到每一个人的体力的极限。当然许多人不能一直保持极限工作效率，一旦衰竭摔倒，马上就失去了这份工作，工头马上到门口去领新人进来替换。竞争压力是如此强大，约吉斯最艰苦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等到深夜1点，足足18个小时，就为等到牛群被赶到屠宰场后有半个小时的工作机会，能挣不到9个美分的钱。
辛克莱的主题是突出工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悲惨与受剥削的生活，当然也就有着道德上的指控。约吉斯是一个朴实诚恳正直的农村青年，面对缺衣少食的生活困境，他的经典回答是“我将加倍努力工作”（I will work more）。显然“资本主义的市场”并不给诚实的约吉斯机会：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极不负责任的商业操作、欺诈、勒索，人性面临无限制的沉沦，约吉斯的家庭灾难重重。全家人工作却因语言不通买了一个破房子，把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钱相当于白送了人，还有大量的欠债。为了还债，约吉斯拼命工作，却不幸扭伤了脚，妻子奥娜又生了孩子，一家人面临 着挨饿的危险；等伤好以后，他到了骨粉弥漫、臭气冲天的屠场肥料厂去干活；不久，奥娜遭到工头的污辱，约吉斯痛打了工头，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奥娜难产而死，儿子也失足被淹死，他在极度悲伤中流落到农村打短工，回到芝加哥找不到工作，只得流落街头行乞及打零工。约吉斯所处的环境相信国人很熟悉，周围任何人，只要有一丁点儿权利，都会敲诈勒索，包括政府的督察员、法官、警察、以及工头。
最后是约吉斯在贫困潦倒中受到激发，社会主义及劳工运动成了精神支柱，新生的约吉斯成了辛克莱为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张的宣传工具。
《那片纵林》最引人注目的是辛克莱对屠宰场肮脏恶劣的环境以及屠宰商人为了利润而赤裸裸地玷污其所生产的食品的描述。比如腊肠的生产会有“从欧洲运回来的被拒绝接受的又霉又臭的旧腊肠，混点硼砂与甘油 ，倒进了进料斗，然后再包装出来食用；也会有遗落到地上的肉块，沾尘带泥，被工人脚踩鞋踏，跟工人带有成千上万结核杆菌的口痰相混合；也会有装卸在的仓房里的大量肉块，从房顶破漏下来的积水就成天冲刷，成千上万的老鼠成天光顾，那些仓房里太暗看不清楚，但是如果把手在那些肉堆上捞一把，满手都是老鼠屎；老鼠很讨厌，老板会把有毒的面包用来毒它们，当然它们会死，然后死老鼠、未吃完的面包、以及堆放的肉就会一起进入进料斗：这可不是笑话与荒诞传说，那样的肉堆被铲进推车，铲肉的人即使看见一只老鼠也不会费心去把它拎出来——相对一只毒死的老鼠，进入腊肠的原料里还有更多更为恶心的东西。”
如果上面的描述还不够恶心的话，有工人掉入煮肉的大缸中，“数天后才发现，除了骨头外，（身体）全被当着Durham纯叶猪油（Durham’s Pure Leaf Lard）卖到外面世界去了”。Durham是辛克莱虚构的一个屠宰场名字，可以看作当时芝加哥最大的屠宰商人Ogden Armour的化名。在最早的版本里，还有一位未婚妇女在厂里生产了，把小婴儿放在前往煮肉缸的运送牛肉的推车里去了。【百年前资本主义的食品差，现在的社会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人消失在食物加工容器里在数年前也听说过，我的一位做外贸生意的同学好不容易谈妥一项出口协议，老外在第二批样品罐头中发现了泥沙，专门做的样品中都会找出泥沙，那检查得不那么严的就难说了。】
因为如此恶劣的生产条件与控制手段，辛克莱指控食品屠宰包装行业在美国对西班牙战争中，“杀死的美军士兵比西班牙人的所有子弹杀死的要多数倍”。
《那片纵林》文笔华丽，换一句话说就显得冗长，最初的版本还杂夹着辛克莱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说教，这样的缺点加上对屠宰场的恶劣环境与工人恶劣的生活的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再加上辛克莱对食品包装行业的指控使之面临潜在的诽谤诉讼，这部小说也差一点遭遇到了辛克莱以前小说同样的命运，在1905年10月《呼吁理性》杂志主编Warren应邀到辛克莱家中讨论后续章节，在辛克莱读最后一章时，他睡着了！两周后Warren在11月4日期杂志上登载启示，《那片纵林》在28章以后的章节不再登出，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向编辑部发信索取，编辑部愿意单独寄送后续章节。国内有介绍辛克莱的文章说“由于作品所触及到的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和强烈的进步倾向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恐慌，因而连载五次后便遭到官方舆论的压力被迫停止刊登”，那是赤裸裸的谎言与无知。
显然Warren也没有兴趣象最初合同里所建议的那样，为辛克莱的小说单独出版。在另一端，给辛克莱预付500美元稿酬的Macmillan也放弃了出版计划，它的一位评论家说，那是一部为注定悲剧而编织的系列悲惨遭遇，并非作者充满着对穷人的爱，而是作者充满着对富有阶层的恨。好在Macmillan并没有对贫穷的辛克莱进行进一步的压迫，它并没有要求辛克莱退还预付稿酬。辛克莱联系众多的出版商全都无果而终。
辛克莱采取了他第一部小说所采取的行动，别人不印自已印，他在《呼吁理性》杂志上于11月18登出广告，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读者征定一个特别版，称为“Sustainers’ Edition”，用社会主义打动读者，宣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买一本描述“现代的工资奴隶”的小说。该版将会是精装硬皮，只售1.20美元一本，在成本的基础上添加少量费用。
辛克莱的特别版并不太成功，虽然最后印出的特别版上宣称有5000本左右的发行量，在1905年12月16日辛克莱再次在《呼吁理性》杂志上告示，在他第一个告示后14天内他只收到了总数为972本的定单，离他能够收支平衡相去甚远。但近千人感兴趣应该可能是他随后取得Doubleday，Page印刷公司出版合同的关键因素之一。
Doubleday, Page公司的一位作家Marcosson敏锐地发现了《那片纵林》的新闻价值，况且该公司的老板也想曝光食品加工包装行业的丑恶，公司派出自己的律师调查了辛克莱在小说中对屠宰场的指控的准确性以后，在1906年1月同辛克莱签定了出书合同，Marcosson成为辛克莱及其小说的公关经理。辛克莱调整了书中部分内容，原来的36章删减为31章，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说教被清除了，部分细节也被裁减了，在最初的稿件上相当于瘦身了三分之一。由于Marcosson出色的运作，辛克莱及《那片纵林》在一夜之间走红，《那片纵林》也获得了正如辛克莱所宣称的那样高度评价，成为与《汤姆叔叔的小屋》齐名的不朽作品。
Marcosson出色的运作能力并没有聚焦在辛克莱所关注的劳工运动或者“工资奴隶”，而是恶劣的美国包装食品。《那片纵林》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罗斯福总统阅读后下令调查芝加哥屠宰场并与辛克莱开始通信，在3月15日的信中他提供了长达三页的评论，除了反驳辛克莱的社会主义论调外盛赞其文学成就，邀请辛克莱到白宫会面。罗斯福总统最先派出的调查组由农业部官员组成，农业部负有发展美国农业相关行业的责任，这个责任跟监管食品行业的责任在很多时候是冲突的，调查结果认为辛克莱谎言成堆，对政府监察人员的指控是故意精心地歪曲事实。辛克莱认为让农业部自查自已的官员就象让强盗当自己的法官一样。农业部的官员显然未能说服总统，罗斯福派出了第二个调查组，由非农业部的官员组成，在白宫会面时总统建议辛克莱加入调查组，辛克莱礼貌地拒绝了，第一个调查组未能适当控制利益关系，他不愿意成为又一个含有利益关系的调查组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辛克莱当然有强烈的支持自己的指控的倾向性）。
《那片纵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其他同时代的社会改良活动分子的纪实报道一起，对华盛顿的政治气候产生了强大压力，罗斯福总统虽然欣尝辛克莱的才华与他的作品，但并不喜欢这种可以左右他政治决策的压力，在4月14日，罗斯福发表他一生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在这次演讲中，他发明了“耙粪文学家”（Muckraker）一词，攻击这些作者并不真正地对社会改良感兴趣，只是成心要寻找社会阴暗面，只管埋头耙粪，不管抬头看天。罗斯福说，“让辛克莱滚回家去吧，让我有时间管理这 个国家”。
屠宰包装行业显然也不是吃素的，Ogden Armour虽然没有发起诽谤诉讼，他找到了枪手持续地在有名的杂志上攻击辛克莱及他的小说。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辛克莱也后方不稳，一位叫Elbert Hubbard的商人兼作家嘲笑《那片纵林》是诽谤的样本，是对智慧的侮辱，据说食品包装商把Hubbard的文章复印了数百万份免费全国邮寄，所有有社会影响的人物人手一份。
面对众多的舆论与文字攻击，辛克莱为自己与《那片纵林》的声誉展开了反击，他骂Hubbard是蠕虫，向Ogden Armour发出挑战：有种就告我诽谤！他在有名的纪实报告文学基地比如Collier’s，Everybody’s，The Arena，与The Independent等报刊上发文揭露抨击屠宰加工包装行业，包括《屠场秘密》，《反全国食品批发毒商的运动》，《万恶的肉类产业》等。在《那片纵林基于事实吗？》一文中，他宣称那部小说是对芝加哥屠宰场全面真实的写照，最微小的细节都是真实的，跟不是小说家的社会学家做的研究报告没有区别。
辛克莱自然地加入了为洁净食品药品法案而斗争的行列，如前述，辛克莱的《那片纵林》为此法案的推动起到了极大作用，在6月4日，罗斯福总统的第二个调查组的报告发表了，基本上证实了辛克莱对屠宰包装行业的指控，1906年6月30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PFDA以及肉类检查修正案，加强了对屠宰加工行业的监管。
《那片纵林》不仅仅是在美国有巨大影响，它还为辛克莱赢得了世界声誉。在19世纪末，美国大片的土地都已经被农业开发出来了，肉类屠宰加工包装行业已经成为超过钢铁与煤矿的产业了，美国便宜的产品远销欧洲，加剧了欧洲相应行业的竞争，欧洲本地的商人当然乐于见到辛克莱的这一部对美国食品的直接指控的小说。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屠宰加工行业当然会玩国人熟悉的爱国牌，效果却让人大笑难止。辛克莱自视甚高，在他的作品上不太喜欢妥协，跟出版商的关系总是不对路，Doubleday, Sage公司的老板Doubleday并不喜欢《那片纵林》，认为它太多说教，关注肮脏的细节让人难以接受，也不喜欢辛克莱的张扬，时逢欧洲出版商Alfred Harmsworth请求版权要在欧洲发行，Doubleday觉得受够了辛克莱，准备拒绝，这时一个自称是Ogden Armour的律师上场了，他没有接受辛克莱的挑战去准备材料控告诽谤，跑到Doubleday的办公室，代表Armour邀请Doubleday就餐商讨商业事务，如果Doubleday愿意基于爱国主义立场，限制《那片纵林》的发行，不进一步为之广告，Armour将跟Doubleday签定一个巨大有厚利的广告合同。愤怒的Doubleday马上拿出那份版权请求，当面签了字，告诉Armour的律师该书将很快在欧洲大量发行。事后Doubleday说，这位律师显然搞不懂他为什么如此生气，缺德的人当然搞不懂为什么很多“小事”会让一些人产生无边的愤怒，脑子里缺了一块东西，就永远难以理解别人基于那块东西所作出的反应。
很搞笑的是，这位商人代表很聪明，认识到了辛克莱的巨大声誉的商业价值，揭露恶劣食品的英雄，随便开个食品加工厂，比市面上的产品价格加倍可能都卖得出去。此人数次求见辛克莱，要跟他合伙办厂，不断地提高价码，最后到了提供30万美元的股份（相当于现在的6百万美元），辛克莱不得不把这个家伙赶出家门。辛克莱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斗士，那就不是完全受物质利益驱动的人，因为《那片纵林》的成功，辛克莱已经不缺钱了，根本就没有兴趣在这方面进一步追求。
《那片纵林》在1906年取得了极大成功，当年就售出了15万册左右，数年内被翻译成了17种语言，畅售全球，在美国此后也多次再版，在1914年被搬上了银幕，那时还是无声电影，可惜现在没有其底片了。《那片纵林》在美国文学史上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并称两大有巨大社会政治影响的作品，是美国语文课中的推荐经典作品之一。《那片纵林》谈不上简练，即使是美国人也有人觉得它太过于繁冗枯燥，但喜欢的人也很多，感兴趣的可以从这一链结阅读电子文本（http://www.online-literature.com/upton_sinclair/jungle/ 这是改写后的31章版，36章的原始版没有电子文本），如果链结无效，可与寻正联系索取。
《那片纵林》是以纵林为喻，比喻纯洁的主人公到了混乱无序的纵林中受到磨难，尽管在后来删改的版本中辛克莱去除了所有释题的语言，但他拒绝改换题目，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遵从原题译为“那片纵林”，而不是中国有两个译本所使用的“屠场”。在国内有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乾译文，还有2003年天津科技出版公司出版的王静与王利的英汉对照版，估计它们都是采用精简后的31章版，译得如何还望读过这两本书的朋友相告。
辛克莱随后利用他的版权收益在Eaglewood, New Jersey开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验，他号召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称为Helicon Hall或者称为Helicon Home Colony的共同社区，很有点中国以前的人民公社的味道，二十几个人住在一起吃大锅饭，唯一的区别是他的公寓是收费的，管理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形式，他准备发行1000股，每股100美元，实际上只卖出了230股，他占了160股，是最大的股东，他的传记作者Anthony Arthur在“Radical Innocent：Upton Sinclair”中称他为Helicon [...]

A young person, to achieve, must first get out of his mind any notion either of the ease or rapidity of success. Nothing ever just happens in this world. Edward W. Bok
期望成就的年青人，一定要在头脑中把任何简单快速取得成功的想法去掉，这个世界中从来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爱德华*波克（1863.10.9－1930.1.9）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en who never amount to much: those who cannot [...]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描述了《美国大欺诈》的时代背景，这里详述亚当斯在写作这个系统前后对公共卫生与医疗问题的关注与科学推动作用。
科学家并不生存在真空中，我们会缅怀与崇拜布鲁诺，但推动科学发展前进的更多的是牛顿与伽利略这样的有着常人一般缺点或某些时候愿意向世俗妥协的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科学的普通操作者们更是难以保持性格、道德、行业操守等与科学精神的一致性，中国的医生们放在美国百年前的乱相中与他们的美国同道们是如此相像，我不得不说，历史会带来生动的教训与期望。
在反对秘方的主力中，医生及科学的支持者无疑是中坚力量，不管是基于自私的行业竞争的目的，还是无私的保护患者的目的，在秘方大行天下的时候，普通人大多数时候要获得关于秘方的有害性、无益性、欺诈性的信息都来源于为科学精神与道德感所激发的医生与相关专业人员，遗憾的是，这类信息太过于零散，往往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秘方与杂夹了过多的个人情绪，在《美国大欺诈》出版以前，缺乏对秘方行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与揭露的声音，不过也不是没有，在《美国大欺诈》中亚当斯就列举了一个药品店的窗口良心广告，广告中说，“请不要问我们任何古老秘方有什么价值，因为你会使我们觉得尴尬，我们诚实的答案一定是，它们毫无价值……”随后该店承认愿意售卖秘方，但提醒患者要看医生。
整个医生行业并不做得比这个药店更好，不说某些医生本身就是秘方商人或者参与秘方运作获利，医生行业与秘方行业在事实上进行着一种朦胧的、半推半就式的合作互利。连医学杂志，包括美国医生协会办的杂志，都登载了大量的秘方广告，而缺乏药品选择（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的医生也往往向患者主动推荐秘方药品。《美国大欺诈》的发表显然也激发了医生这个天然盟友的公义之心，大量医生向亚当斯写信暴料，如果说我前面提到的马克*吐温是非专业人员，他分不清某些医学事实是情有可原，接收到众多医生来信的亚当斯则是深深的失望，跟寻正对在新语丝网上经常跳出来的很多中国的医生的失望有得一比，亚当斯在一篇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自从我开始这项工作以来，我接收到了从医生而来的足够的失当信息，如此之多，即使我认同其中的十分之一，我也会因为众多的诽谤控告而入狱终生。”
抛弃秘方就得依赖医生，医生与秘方半推半就式的经济合谋、医生在科学上的无能（无力提供科学证据）、医生在社会学上的无知（没有证据意识与科学精神），这三样的结合非常容易摧毁唱衰秘方者的信心，尤其是当时的科学发展还远未达到深入人心的状态，亚当斯所面临的困境与心情迷惑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毫无疑虑地向着认定的方向前进，用人文操控科学，在医药界激发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对亚当斯来说，这场革命在他有生之年只是看到微薄的希望而已，在他向秘方行业发起进攻的数十年内看起来更象一个失败的理想（Lost Cause），法制上的胜利并不能如同亚当斯所预斯的那样迅速断绝秘方行业的生路，正道不倡而邪必盛焉还需要演绎几十年。
出身于牧师家庭的亚当斯把谦逊、诚实、正直的品性发挥到了极致，他留下了上千万字的作品，却从未有只言片语自夸或者暗示自已的伟大，事实上他基本上不描述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历程）。相对于同时代的众多文学巨匠而言，他更显得默默无闻，他的写作风格求事实、重数据、描绘细节，某程度上他就是为阐述科学知识与体现科学精神的人文工具，过于注重现实使得他的作品缺乏超时代的想像力（Vision），也使得很多作品显得臃肿冗长。这样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亚当斯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事实上他非常成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新闻报道风格对后世的影响上，还是生前身后所获得的名誉上。亚当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志愿参与反德国宣传的公众信息委员会，之所以是志愿参加，他在此委员会的工资是年薪1美元，而他为此委员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件事算是对他正直热心品格的又一佐证。
亚当斯在《太阳报》的记者经历是形成他写作风格的关键，在19世纪末媒体业的蓬勃发展也伴随着竞争加剧，而吸引读者的要素之一是得到及时、准确、引人入胜的新闻信息，相应地对记者的要求比如说写作速度、观察与发掘事实的能力、与写作风格就很高，亚当斯对他在《太阳报》的经历终身都很推崇，他说，“我不能摆脱新闻写作训练的影响，也不愿放弃这样的影响”，不过新闻写作的工作强度应该说不是一般人的终生追求，亚当斯当记者经常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所以他接着说，“新闻报道写作做五年时间是一份很好的工作，此后就得做更进一步的东西了。”
最初亚当斯受聘于《太阳报》时得到是标准的15美元的周薪，他离开时已经涨到了75美元的周底薪，据他后来透露，他当时年收入应该在5000－6000（相当于2006年11－14万）美元左右，超过当时的国会议员（大约5000美元年薪）。在1916年他的版权费总收入8630美元，1917年9204美元，1918年9768美元，1919年10693美元（还是不完全统计），那时的所谓中产富裕家庭的收入在2000－6000美元。之所以列举这些数据，是为了说明亚当斯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作家，即使是早在他加盟McClure的时候就已经是业界有名的作家之一了。另外，在亚当斯打假生涯中吃过两次败诉官司，各自赔了6美分（真是欣赏赔审团制度，比一本正经的法官断案有趣多了），还不够一个人少吃一次餐馆的损失。
在Baker的鼓励下，适合于McClure的兴趣，亚当斯在卫生方面的最早尝试是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结核、伤寒、与黄热病的调查。按Baker的建议，他选取的是“可预防的但因为公众的无知而引起众多死亡的疾病”。亚当斯是公共卫生公众教育的先驱，不过类似的调查Baker认为不能引起轰动效应的关键是缺乏一个因素：他需要寻找人为造恶者（Human Evildoer）加以揭露。按这样的建议，他最终找到了秘方这个专题。
在此前，著名编辑爱德华*波克（Edward Bok）在他的《妇女家园杂志》上曝露了秘方与禁止秘方广告，因错误地列举一个秘方的成份而败诉赔偿，激怒了波克，他聘用了律师Mark Sullivan进行调查，但其调查作品又觉得不适合登在该杂志，随即把文章售与Hapgood（Collier’s Weekly的主编）出版，时逢Hapgood在一篇社论中调侃了秘方，涉及登在《普通人》上面的一页秘方Liquozone广告，《普通人》加以还击反讽，而秘方商人又以诉讼相威胁，Hapgood也被激怒了，决定全面曝露秘方行业，于是《美国大欺诈》的所有条件都形成了。
亚当斯在1905年2月来到华盛顿会见了Wiley医生，透露了他的写作计划并得到了Wiley医生的支持，Wiley医生的兴趣当时主要在洁净食品立法上，但多年的努力并不太成功。随后在获得Hapgood的支持后，亚当斯开始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先收购一定数量的样本，将其送到有关专家处检测，收集宣传资料，从州政府部门、药物刊物编辑、医学研究人员那里收集疗效信息，他不辞辛苦全国奔跑，找到那些广告中给予证词的证人加以核实，接触销售人员，直接采访秘方商人及其医生。【我此前批评揭露纸箱包子的胡紫薇缺乏职业精神，可以用来对比，科学讲结论的可靠性，人文要讲求证据的丰富性，既对读者观众负责，也减少自身的诉讼风险，不然成了仅仅是观点正确的楞头青，跟粪青就没两样了。】与此同时，Hapgood多次在他的杂志上为即将出现的秘方系列造势，直到1905年10月7日，Collier’s Weekly的读者都在期望着即将出现的大曝露。显然亚当斯没有令他们失望。
在命名为《美国大欺诈》的第一期里，亚当斯开篇就为他的读者定下了攻击的力度与基调，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如下：“易于被欺骗的美国人今年将会花费大约7千5百万美元用于购买秘方药品。为此他们将会吞下海量的酒精、惊人数量的鸦片剂与麻醉剂、从心脏抑制剂到暗中有害的肝刺激剂的大量杂七杂八的药品、以及在其它成份以外的，毫不掺水的欺诈。这个行业的基础就是欺诈，源于最熟练的广告欺诈贩子。如果报纸、杂志、以及医学杂志拒绝刊登此类广告，在五年内秘方行业就会象南海泡沫〖英国历史上有名的经济泡沫〗一样变成臭名昭著的历史，我们国家不但会增加财富与生命，还会减少酒鬼与瘾君子。”
把握批评的力度，或者在中国文化里称“打圆场”，在西方也很常见，对此亚当斯毫不客气地说，“当此系列被宣告的时候，来自各方的意见都提示‘不要犯把所有秘方归入不可区分的总体一类进行批评的错误’，但是把绵羊〖好的秘方〗与山羊〖坏的秘方〗区分开来的诚恳尝试努力，可叹的是，难以找到可以归入绵羊一类的候选者”。也就是说，这个系列是对秘方行业全行业的否定与批评曝露，不留余地。
在第一章中他就曝露了媒体与秘方行业的合谋与著名的“红色条款”；秘方要么完全没有治疗作用，要么能治疗一种症状，却是以更大的副作用为代价的，比如说乙酰苯胺可以止头痛，也可以让心脏停止跳动，大量的止痛药品含可卡因与鸦片，产生成瘾性；他也批评了秘方商人证言造假与邮局成为秘方欺诈的工具；在这一章中他曝露了8个秘方与5个秘方商人。他进一步批评了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比如纽约卫生部的失职，“根本就没有利用那些精心组织及成本高昂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保护公众。”为以后的政策讨论定下基调。
科学工作者创造知识，人文学者推广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亚当斯笔下体现了个十足十，公众——有时甚至是社会持有期望的精英人士——的无知状态是令人吃惊的。就在第一章发表后，很多编辑就写信给Collier’s Weekly表示要严格监管他们的广告（即封杀秘方广告）。纽约医生协会邀请亚当斯在年会中作特别讲员，而美国秘方商会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也开始著文反驳与批评亚当斯与Collier’s Weekly。
在三周后也就是10月28日，亚当斯的第二章发表了，“Peruna and The Bracers”，针对的是酒精性质的秘方，当时Peruna可能是销售量最大的秘方了。Peruna的成份中含有据称有七种药物，但亚当斯说它们都不具有强列的药效，而且一瓶Peruna中那些成份含量总共加在一起也不足0.5%，剩下的是28%酒精与水，加一点着色剂。在这一篇攻击中亚当斯把Peruna、Paines Celery Compound、毫斯特特酒跟五种酒精性饮料进行了对比，是一种介于威士忌与香槟酒之间的烈酒。亚当斯详细驳斥了Peruna所宣称的那些作用，揭示了其成瘾性、减弱人体对结核的抵抗力、与降低对伤寒的警惕性，他出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美国内政部因为此药的可替代与成瘾性而严禁（原始文件中说“absolutely prohibited”）Peruna在印地安保留地里销售。在此文中Duffy’s Malt Whiskey也受到了曝光，Gensenica（听起来象国粹人参制剂）、Kidney Specific、Jamaica Ginger、Hood’s 洋茯苓、百多克血苦酒、平克汉植物配方等也被提到但未详细分析。亚当斯还揭露了秘方商人伪造名人背书的技巧，大部分的背书都要么违背了背书人的本意，或者背书人根本就未尝试过其产品，对Peruna来说，海军上将Schley还专门发文澄清他并未为之背书。亚当斯最后建议政府合理地实施针对酒精饮料的政策，不让它们以秘方药品的形式避税。
有了亚当斯的两篇文章开路，在11月4日Coller’s发表了前述Sullivan一文，同时郑重宣告“Collier’s不再接收啤酒、威士忌、或者酒精性饮料的广告，不接收秘方药品广告，不接收医疗广告或者宣称有医药作用的广告。”该杂志估计此举将令其广告业务年收入减少8万美元。
在11月18日亚当斯针对Liquozone这个激怒Hapgood的始作俑者发动了进攻。Liquozone是阮戴的微生物清除剂的又一个变种，就象Peruna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卡他一样，Liquozone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以此为基础它宣称可以治疗37种疾病，跟微生物清除剂类似，Liquozone含有不到1%的硫化物与硫酸，其余都是水，当然会加一点染色剂。秘方商人宣称它含液氧，而亚当斯说，液氧在零下229度以上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液氧的话，在人还来不及吞下去以前，一汤匙足以冻坏人的舌头、牙齿、与咽喉！一个在芝加哥的化学分析公司报告说该药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亚当斯进一步联系了纽约的Lederle实验室，该实验室报告说该药绝对不含有疗效的成份，在动物实验中反而降低了动物的忍耐力，药物组的动物比对照组的寿命要短。同以前一样，亚当斯揭露了名人背书的虚假性，还特地把一位德国教授的死归因于Liquozone。亚当斯的批评毫不客气，说每一口Liquozone都可能降低患者康复的机会，而绝不会增加任何康复的机会。
“The Subtle Poisons”发表在12月2日，与前述秘方不同的是亚当斯在这一章中直接地指责秘方药品中含有毒品，导致大量的死亡事件。他在文中一开始就指出了大部分治疗头痛的药品含有乙酰苯胺，该药不适当的使用有剧毒，能导致心脏骤停，他指出纽约市在1902年观察到每10万人有134例因急性心衰死亡，对应于同期大量的类似药品的广告宣传。他随即列举了一份二十二例患者清单，他们都因为使用此类药品死亡。他列举了十二种含乙酰苯胺的秘方，以Orangeine与Antikamnia为例详细列举了它们对人体的危害。其后他又针对含可卡因或鸦片的各种糖浆，纽约市立法规定此类药品商标上要注明内含毒品，此类糖浆常针对小儿，使小儿安静顺服，常规剂量可以让小孩马上止哭入睡，被大量的父母使用，这类药品导致毒品依赖，亚当斯呼吁政府禁止“这个可耻的生意，它变毫无抵抗能力的婴儿为呆子、迫使男青年成为罪犯、女青年成为娼妓。”
《美国大欺诈》尚未完全发表，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已经是巨大的了，华盛顿的Wiley医生向往年一样继续推动着清洁食品药品法案，但这一次却挟带着舆论的广泛支持，迫于舆论的压力，罗斯福总统在12月5日明确向议会表示支持该法案，此前他持犹疑态度。
在次年1月13日亚当斯发表了第五篇文章，“Preying on the Incurables”，这一回他谈的是一个他极为熟悉的话题——结核。此外他还揭露了面对癌症、水肿、心脏病等的欺诈性秘方，最好笑的是还有意欲变黑人为白人的秘方！同第四章一样，他也在此章中用了病人的尸检报告指控秘方致死性作用，而与前四章不同的是此章中他对秘方进行的是大范围的揭露而没有集中攻击某一两个秘方。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结核是美国人群中的第一大杀手，人群中患病率极高，当然也就是秘方的一块风水宝地。大量的秘方以吗啡、氯仿、海吸希、酒精、甚至有巨毒的氰化物作为成份，这些秘方药品对结核患者来说绝对是灾难。对亚当斯来说，越是深入秘方行业，他为之所激发的愤慨与心情越是沉重，在这一章中他的笔调极为严历，“绝对欺诈”（Absolutely Fraudulent）、“绝对虚假”（Absolutely False）、“毒品”（Poison）常用来形容秘方，他嘲笑一个叫T. A. Slocum的“医生”收10美元费用为患者提供治愈保证，他说，“地球上肯定没有什么留下的了，除非Slocum医生再来一个15美元的销售，加入丧葬费用与一块墓碑。”在文章结语中他说，“这个行业中的所有人，无论是通过生产、销售、还是广告来获利，都双手沾血。他们不能否认，秘方行业是最赤裸裸冷血的行业。无底的贪婪布下陷井，死神就是合作伙伴。”
在2月17日亚当斯发表了最初计划的六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The Fundamental Fakes”，该文抨击媒体与秘方行业合谋合作，说“其根据地是或大或小的日报、周刊、与宗教报刊”，媒体广告代表了秘方行业的“90%以上的收益潜力”。文章的高峰是一位媒体大款与友相聚，自夸其报纸适合大众阅读，“我从不接受任何我不可以在这里面对我夫人、儿子、与女儿诵读的文章”，他宣布。随即一位医生客人抓起一份其晨报，开始阅读第二版的广告，首先是他女儿在母亲威胁的眼光下离座，然后25岁的儿子觉得内容不适当而回避，最后女主人也不得不狼狈而逃！亚当斯在文章呼吁媒体要有起码的良知、尊严、与基本的道德标准。
在最初这一系列完成后的第四天，参议院以63:4通过（22票弃权）此前年年讨论的清洁食品法案，按照美国立法体制，参议院通过只代表了形成法律的第一步，该法案进入众议院，也进入另一个漫长的修改、讨论、与其它立法运作过程，亚当斯于3月10发表了“Food or Fraud?”，抨击食品行业与该法案反对者的说客（Lobbyist），在3月初Upton Sinclair的“The Jungle”也装订成册发行并在《纽约时报》上广告，该书曝露了大量肉类包装过程中的阴暗面，引起了轰动，愤怒的罗斯福总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从此该法案的反对力量基本上被瓦解了，众议院的修改过程中法案的拥护者加强了法案的某些条款，在6月23日以241:17的高票数通过PFDA，从此打开了药品食品立法监管的大门。
基于美国的联邦体制，一般而言联邦法律对跨州商业有效，在卫生领域州政府及州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联邦法律的通过将加快各州的相关法律制定与实施，但并不意味着各州就一定应用联邦法律原则制定相应法规或者会通过相应相关法规，所以亚当斯还继续奔波于各州为相关法规助阵。同样地，《美国大欺诈》并没有完结，从7月14日到9月22日，亚当斯在秘方系列后以“Quacks and Quackery”为题针对医疗行为欺诈发动了攻击，在1911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原PFDA条款不包括秘方商人必须对其承诺的效疗负责，亚当斯再次执笔写下了“Patent Medicines, The Law and The Public”系列，于1912年1月20日与5月11日发表在Collier’s上，最终PFDA得到修订，秘方行业不得在商标与广告中发布不真实的疗效主张。
基于篇幅关系，行为欺诈系列与法规系列的简介将包括在附件中，这里简述亚当斯及他的《美国大欺诈》所带来的影响。任何一个行业总会有顽固分子坚持自己的永远清白正确，所幸亚当斯并不那么需要去劝说医生加入他反秘方反庸医诈骗阵线，他对医生的批评并未受到抵制，众多的各州医生协会及医生相继采取行动支持他的反伪反欺诈运动，美国医生协会（AMA）在1905年成立了药物化学委员会（Council on Pharmacy and Chemistry）反对秘方药品，在1906年收集秘方系列六篇文章单印成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公众发售，随后多次再版，加入行为欺诈系列与法规系列，以及一些相关文章，比如说我所阅读的1912年版的《美国大欺诈》就包括专门批判秘方行业如何操控媒体的“The Patent-Medicine Conspiracy Agains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1905年11月4日Sullivan文）、描述秘方行业如何泡制用户证言的“Strictly [...]

记者常称无冕之王，英文（Kingmakers，instead of King without a crown）中其实并无此意，最早这个称呼源于英国的一个曹操式的人物，叫Richard Neville，他是英格兰国王下面的一个势力最大的伯爵，在英国史称Wars of The Roses（1455－89）的王权争位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他先是帮爱德华四世（与英王享利六世的争位）取得了王位，后来因政见分歧与国王兵戈相见，抓住了国王代行王政，好象西方的封建体制下挟天子以令诸候不是很行得通，不得不放了国王，但随后他赶跑了爱德华四世，扶起了英王享利六世，由于他能决定王权归属，所以史称Warwick the Kingmaker，Warwick是他的属地。
在19世纪新兴在以《泰晤士报》（The Times）为主的媒体业取得了对舆论的控制权，由于他们对政治产生有时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报业编辑们逐渐取得了Kingmakers这个称号，应该说是戏谑成份多于客观的评价。在现在，这个名词是政治与政治相关领域的常用语，指那些对（政治）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或事），译为无冕之王是不适当的。我之所以要批评这一译法，是觉得“无冕之王”折射了不好的心态，大而无当，带有庄子的味道。
对一个记者或者媒体工作者而言，他们只是社会分工之一种，有专业特长，不应当有什么无冕之王的超然社会地位，就象医生不应当是白衣天使一样，空洞导致假打，反而在各行各业中形成虚假的氛围，无益于行业道德，也不能约束个人行为。对媒体业工作人员来讲，基本的道德要求是真实、可靠、客观、公平、公正、与社会责任感，这些道德要求并不与常人有大的不同，只是在行业应用上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而已。
对许多神化或者丑化鲁迅的人来说，读书是只关乎眼睛与脑子的事情，所以误解重重，读鲁迅、或者李宗吾、或者柏杨，是要用生活经历与阅历读的，因为他们描写的是书外的东西。读中国人的书，鲁迅说见不到活人，那是许多中国文人的通病，偏听偏信，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不注重，文科傻妞一是好糊弄，经常被糊弄，二是缺乏养生能力，也就没有骨气，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中国人的书很容易就缺了人性，即使语言优美者，也如同半斤烧刀子，喝的时候过瘾，但下去以后对身体有害，第二天要头痛。
我称撒母耳*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为人文之师，是把他当着活生生的人的，为了给大家一个活人的印象，我先介绍他在暮年回忆的一个打假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出现在Stewart H. Hobrook的The Golden Age of Quackery（1959，此系列的不少资料出自此书）书中。
这个故事涉及中国人也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Samuel Clemens（笔名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在晚年也是积极反对秘方药品的人之一，亚当斯的《美国大欺诈》相当于一枚舆论的重磅炸弹，也就是我所谓的起撕开沉默共谋铁幕的作用。马克*吐温约见了亚当斯，马克*吐温是个大烟鬼，在云雾缭绕他给了亚当斯关于一个治疗成瘾但引起阳萎的秘方的资料，出于对马克*吐温的信任，亚当斯此后稍微做了点调查就把这个秘方揭发出来了，该报道涉及一位新教牧师，随后该牧师写信抗议并威胁以诽谤控告，亚当斯发现他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支持他当初的报道，后来他与杂志刊文致歉，这应当是他在打假秘方业过程中最大的失误。在这里随便提一下我为什么对胡紫薇不以为然，媒体业的基本功是实证，实证没有，陷入被动，专业精神缺乏。媒体业讲究自由（Freedom of Press）不假，但那只是观点的自由，在基本事实上，是要受事实与真相的严格控制的，没有求实求证的精神与行为，就有法律与道德责任，毕竟这不是庄子的时代。
人就没有不犯错的能力，还原亚当斯为人之后，咱们也八褂一下，看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西方的演绎。亚当斯1912年曾赴英国，原计划搭乘泰坦尼克号回美国，却在最后一分钟因事而取消，泰坦尼克号出事了，他在乘客名单而不在幸存者名单中，所以此后数年他得花不少时间证明自已没死。这一次靠运气逃脱一次灾难，在晚年还发生过一次被报纸误报死亡的事情，成天向关心的朋友证明自己没死。
亚当斯于1871年1月26日出于纽约州的Dunkirk，他父亲Myron Adams是一个牧师。他于16岁时进入处于纽约Clinton的Hamilton College。于1905年至1916年期间他担任了该学院的校董，于1926因他在纪实报告文学（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上的贡献而获得该院的荣誉人文博士称号。
毕业后他成为纽约太阳报的一名记者，随后在1900年他加入了著名的McClure’s Magazine。McClure’s Magazine是后来所谓的耙粪文学工作者（Muckraker，相当于中国人所称的纪实报告文学工作者）的一大基地，该杂志报告了大量的社会丑恶不公现象，集聚了一大批优季的耙粪文学工作者，其中也包括Ray Stannard Baker（他是威尔逊总统正式的传记作家）。Baker倾向于科学研究领域内的纪实报告，亚当斯成为他的知已好友，也走上了同样的写作领域，成为一名耙粪文学工作者。在McClure’s Magazine亚当斯主要是参与对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05年亚当斯在Collier’s Weekly上发表了《美国大欺诈》系列，对药品与媒体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美国大欺诈》的成形与亚当斯在前期追踪公共卫生领域事件不无关系，也与Collier’s Weekly的编辑方针大有关系。Collier’s Weekly原名Collier’s Once a Week，创办于1888年，创始人是Peter Fenelon Collier。早在19世纪末该杂志读者已经超过25万，成为极有影响力的美国期刊之一，在1903年Norman Hapgood加入该杂志成为主编，Hapgood吸引了一大批著名作家为该杂志撰文，其中包括前面所提到的Baker，国人熟习的海明威，以及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Hapgood的领导下，Collier’s发展成为纪实报告文学的中坚力量之一，在Hapgood领导的十年内，该杂志印数超过了100万，在舆论上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大欺诈》成形及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背景。
我前面介绍了基于经济上的竞争，医生与秘方、打药行业有着天生的敌视，不时地有秘方以攻击正统医学的无效性作为售卖点，而医生及其协会也常常对某些秘方进行抵制和谴责，医疗行业受限于本身当时固有的缺点（主要是针对大部分疾病的有效性欠缺），秘方往往在医生的抗议与谴责声中大行其道，秘方的批评者不能左右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即使是科学大倡的今天，医学只能是扩展能治愈疾病的范围，但基本上不可能完全消灭所有疾病，缺乏法制监管，普通消费者对层出不穷的医疗秘方欺诈并不具有多大的免疫力。在19世纪后期，医生、科学家、消费者利益代言人开始持续地寻求法制途径打击控制秘方对消费者进行的欺诈，但由于秘方行业几乎是间接地控制了媒体，此类努力并无成效。
到此时秘方行业基本上是无法无天的，不少秘方商人直接卖水成钱，媒体与秘方商人共谋，消费者要承受健康与经济利益的双重损害。医生、科学家、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继续向以往一样地在联邦与地方议会里努力寻求法制轨道限制秘方行业，但这一回他们成功了，因为《美国大欺诈》为他们赢得了舆论的支持，撕开了秘方行业利用媒体形成的铁幕。1906年美国联邦通过《食物药品纯净法案》（PFDA，Pure Food and Drug Act），开启了药物食品的法制化的大门，再也不回头地走入卫生经济理性化、科学化、现代化的轨道。
PFDA要求秘方药品商在商标上注明成份，并没有明确规定秘方商人是否需要证据证明他们所宣称的那些治疗效果，这看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大的进步，但读者需要理解其经济学与政治意义。在经济学上，注明成份就意味着秘方商人所依仗的一个重要欺诈工具——诉诸神秘的限制与失效，秘方不再成其为秘方，行业竞争将迅速加剧，药品利润大减，大幅减少利润空间也意味着秘方商人对媒体控制力量的削减。在政治上，一旦最初立法通过，则以后的进一步立法诉求有了先例，可以进一步修改本法或者另立新法，直接控制与影响秘方行业；秘方不再成为秘方，那么秘方商人维护专利的方法就被限定在专利保护范围内，而政府进一步严格专利的审批也将明显加强对秘方行业的控制，更好地行使保护公众利益的职责。
1911年联邦探员扣押了从密苏里运往华盛顿特区的一批秘方药品，药品商标上注明那些药能治疗癌症，属于所谓“约翰逊医生治癌系列”（Dr. Johnson’s Mild Combination Treatment for Cancer），政府控告秘方商人商标欺诈，因为秘方商人明显知道该药对癌症无效。在此随便揭露秘方商人脸皮之厚实程度，这些药品上商标上有“1906药物食品纯净法案保证”（Guaranteed under the Pure Food [...]

尽管我一再强调秘方药品的兴盛有着时代背景，连社会精英如本杰明*富兰克林都会搞秘方药品及宣传秘方药品，并不意味着秘方药品在社会里有着正统地位，也不意味着秘方药品享受着中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不受质疑的地位，秘方药品在经济上侵犯了正统医生的利益，允许无师自通的打药贩子借着广告自封医生，骗取病患手中的钱财，秘方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是必然的。唯一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对秘方药品有利的是，广告是个新东西，他们用虚假广告引诱人们自愿购买他们的产品在当时法律体制下是合法的，毕竟他们没有抢劫，也没有强迫人们购买他们的产品。民主体制有一个学习纠正的过程，社会有着习惯与惯性。
早在1849年一个国会的报告中就说，“19世纪中的秘方药品与庸医经验医术是让科学与人文之友为之永远感到悲哀的邪恶”。基于我每章都会暴露一个成功秘方药品的贯例，我在这里介绍一个曾广受指责但一样成功的秘方，也讨论为什么媒体不能为公众伸张正义。
威廉*斯文蒙（William Swaim）于1781年出生在新泽西州，他参加过1812年美英战争，据说担任上尉，此战争于1895年结束，他移居纽约，在他未发迹以前，他的职业是书本装订工。他的传说与以前介绍过的“民间科学家”阮戴相似，久病成良医，在他的一场大病被治疗好以后，他想方设法获得了他认为治愈他的疾病的秘方，然后移居费城，开始生产销售此秘方，他大约于1820年开始销售他的秘方——他自认为他的秘方如此有效，他直接命之名曰万能药（Panacea）。
斯文蒙万能药还有一个相称的商标设计：赫尔克里斯大战九头蛇，源于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希腊神话中赫尔克里斯大力神杀死九头蛇的故事，九头蛇代指各种各样的疾病。当然，媒体广告是斯文蒙成功不可缺少的关键性因素。跟其他大多数秘方大享一样，斯文蒙上尉也自学成材，以医学权威的名义教导人们如何自我诊断疾病以及如何治疗——毫不希奇斯文蒙万能药总成为推荐药物。
斯文蒙也遵从那个标题浓缩内容的传统，他在1822年开始出版系列书籍介绍其万能药，1824年印制的此系列题目叫A Treatise on Swaim’s Panacea; Being a Recent Discovery for the Cure of Scrofula or King’s Evil, Mercurial Disease, Deep-Seated Syphilis, Rheumatism, and All Disorders Arising from a Contaminated or Impure State of the Blood. 在1831年出的叫A Collection of Cases Illustrating the Restorative and Sanative Properties of Swaim’s Panacea, in a Varity of Diseases.在1828年他受到攻击时则发行一本叫Some Remarks [...]

当读者阅读本系列文章时，应清晰地认识到时代的局限性，科学取得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里科学发现一经证实，不难取得社会的认可，而两百年前并不是这样，重大的科学发现要为社会所接受的时间可能远超过科学家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时间，最重要的是，那时，科学距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的遥远，科学家们也会在科学与伪科学的边缘挣扎。
经济社会活动有其本身的规律，科学并不天然地赋于人以正义的借口与力量，这一点在大病大治时代里应当说有十足的体现，正统训练的医生误入歧途，放血疗法、清理疗法、含汞药物等等对患者的伤害并不亚于秘方药品，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的缺乏是秘方药品兴盛的根基，一如中国现在的医疗市场。
与中国医疗市场不同的是，美国的医生们从一开始就因为经济竞争原因跟秘方药品格格不入，所谓格格不入不是说他们不使用秘方药品，不创造他们自己的秘方药品，而是他们在媒体舆论与社会法制构建上对秘方药品进行打击，持续不断地打击过分的秘方宣传及与正统医学相左的另类医疗——尤其是无师自通的民科大师；中国医生的表现令人失望，在维护正统医学与打击另类医学上不但无功，很多时候反而有过——为伪科学张目、本身就搞伪科学、以及为蝇头小利与中医合谋患者的钱包。反对中医的旗帜从数代医生的手上传到了人文学者张功耀与生物学者方舟子手里，我不难想象某些医生会用国家政策与舆论导向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只用一句话回复，人不能没有骨气，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其社会价值是有限的。寻正说中国医生当得高薪，那可是要你们挺直腰去挣的，寻正扛一皮包回来，只能给你们发白条。
我原来这一系列的主旨是借揭示秘方在西方国家（美国）的兴盛，借而劝解中国的医生要对媒体抱现实的态度，居然发了十几章才接触到正题，这既有寻正爱啰嗦的毛病，也有写作规律在内，感谢大家的耐心。
秘方行业的兴起要有同谋，这个同谋就是媒体，在独立战争时代，全美国只有43家周报，在1784年第一家日报问世，到1800年，日报发展到了20家，到1870年，光是宗教性质的周报就有400多家。在19世纪早期，秘方行业大约要提供这些媒体总收入的1/3广告收入，而在内战（1860年代）后，这个比例升高到了1/2！媒体的确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但社会义务如果叫媒体关门歇业，那有没有这样的义务都没有区别了。
在秘方时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免俗，况且如同我先前所言，一穷二白的美国人才奇缺，有为之士，都得要戴好几顶帽子，比如中国人极为熟悉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是多面手，科学家、发明家、出版商、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不嫌打字烦，还可以继续排一长串头衔，秘方商人一旦赚了钱，拥有自己的媒体那是常事，比如先前提到的艾尔医生，他的许多广告材料都是自己印的。富兰克林本人是宾州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的老板，在1735年他为John Tennent的《自已就是医生》（Every Man His Own Doctor）发行了第三版，然后在宾州公报上连续广告，为此另类医学书铺路，富兰克林的报纸不但也充满各种秘方药品的广告，也有不少他自己的秘方药品的广告，对了，他也搞秘方药品的。
秘方药品因为时代的原因，并非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么不合时宜，尽管正统医生与之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1824年费城药学院（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美国最早的药学院，现称USP，University of the Sciences in Philadelphia）出的第一部药典上还大部分是秘方药品。所以我在这里更多的是描述媒体与秘方行业的相生相成，而非单纯的道德指责。 这一次我介绍一个报界的拿破仑与秘方界的拿破仑的故事。
我以前介绍过神康师莫利森的草药通效丸，大量的广告与系统的神康术宣传让他的赚取了巨额财富。这一次介绍美国版草药通效丸，药名一样地叫Vegetable Universal Pills，对应于神康术，让此丸为大众接受的理论叫净血术（Purgation）。圣经利未记第十七章十一节有言“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净血术还是很有群众与宗教基础的。
依靠草药发财的人叫本杰明*布兰椎（Benjamin Brandreth）。最近疯和尚抱怨生在中医世家的不爽，那是一缺机缘，二缺资本家的野心。布兰椎出身医学世家（1808年），他的秘方来源于祖父William Brandreth医生，他最开始在英国利物浦地区销售此秘方，随后带着发财梦于1835年带着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纽约，租了一套房，开始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该药丸：父亲合药做丸，母亲负责标签，儿子装瓶。据说最开始的生产成本以及广告用费几乎花光了他带来的全部资本。但他（们）成功了。
布兰椎只花了短短的两年就变家庭作坊为生产工厂了，四年时间积累起了20万美元（相当于2006年的4百多万美元）的身家，他的厂区发展成为一个社区，他一直担任社区行政长官，多次出任州及全国代表，两度选为州参议员，在1857年他协助建立了New York Eclectic Medical College，出任校董，大量捐钱维持其运转。在美国内战后到80年代初期，他年营业额达到60万美元（相当于2006年接近1千万美元）。他每年在广告上要花1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百万美元）。布兰椎死于1880年，当时他正在合药，大概脑溢血中风迅速死亡，来不及使用他的药丸了？他死后草药丸应当还继续生产了无数年。
布兰椎的大作有一个长得不能再的题目，“The Doctrine of Purgation, Curiositie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from Hippocrates and Other Medical Writers”再加上副标题“ some two hundred sages were cited – Covering a Period of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Proving [...]

我在这一系系里介绍了很多的秘方药品了，本来想找一个能够彰显国粹中医的秘方来调侃一下，却令人失望，外国的秘方能卖进中国，中国的秘方却走不出国门，唯一有点影响的，就是中国的蛇油（Snake Oil）。中国的蛇油由修建跨洲铁路的苦力带到美国，在蛇油中算有效的产品，印地安人与希腊人也用蛇油，由于蛇的种类不同，可能效果要差些，蛇油有比较好的镇痛的作用。在19世纪末，蛇油也进入了秘方市场，但它的销售形式却是传统的打药形式，真正的秘方巨头，大多是采取批发零售模式这个资本主义的正规渠道。我前面一文介绍了水都能卖成钱，这就是新兴资本主义的魅力，这魅力是很大的，大家平常都吃芹菜，芹菜也在美国历史上搞出几个秘方大亨。
蛇油中最有名的是“响尾蛇王”（The Rattlesnake King）Clark Stanley，曾风光一时，大家争相模仿。蛇油更多的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在贩卖，而且多无疗效，以致于在西方现在蛇油的意义就是假药。
中医补药之王是人参，据流行武侠小说披露此物强身健体，吃了三分钟之内产气，如此好的东西，居然在美国秘方药品的黄金时代连泡都不冒一个，实在是遗憾无比，光会骗同胞啊？美国人连水加点染色的东西都有效，都能搞出些百万富翁，这吹了几千年的中医之宝到头来只能帮着发达国家挣中国人的钱（指西洋参），太可恶了。
我一直比较不严格地使用打药这个概念来泛指秘方药品，可能在中国以后的新生代的人都不知道具体什么是真正的打药了。国人熟悉武侠，文学家们双眼一闭可以搞出一大堆的东东来，往往很浪漫，却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武人除了在乱世可以造反，社会地位可能从来就不高，中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的所谓骑士游侠，汉朝有一个有名的郭解，被汉武帝连罪名都不要就干掉了，还波及族人，日本社会的武士以及后来的浪人，相当于春秋战国时贵族家养的门客，远比以后的武人社会地位要高。少林寺的和尚的功夫，都是文学家帮着练的，他们真正看家功夫，可能是杂耍气功和卖打药，这就是少林寺的雄起丸的来源——那是他们走乡串户讨饭挣钱的绝招。
中国传统社会的武人可能多半都是走乡串户的打药先生，所谓的武打是表演给人看的，为的是兜售他们的秘方药品，打药就是“打”和“药”的结合，“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打药先生们都是表演一番后再兜售药品的，动的是两条腿，卖的是一张嘴，80年代初期打药行业曾复兴过一段时间，但随着各种娱乐形式的增加，他们也同美国历史上的打药贩子一样无法维持生计，消失了，到了90年代，我只是还偶尔听说过此类活动，现在也许在实行集市贸易的地方还能看到祖传秘方打药先生的身影。
中国人作为东方国家之一，距普通美国人遥远而不可及，所谓距离产生美，美就能生财，中国人的雄起丸也给美国打药市场带来了一个叫莲花公主（Princess Lotus Blossom）的传奇。
莲花公主名叫Voilet McNeal，她跟着一个音乐团队走乡串镇地表演，表演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传说，话说三千年前，一场不知名的疾病席卷了中国，这场疾病威胁到了这个极大古老文明的生存，因为几乎一夜之间，男人都阳萎了（啊！居然如此编排咱们），面临这样一个悲剧，中国的皇帝悬重赏给能找到解药的人，许多的科学家与医生都为之努力，但年复一年，都没有线索与希望。一个叫何大乔（He Tuck Chaw）的智者在火山旁发现了很多乌龟，叫卡克瑟（Kup Ki See），雄性有金色的裙边，雌雄比例达到1000:1。智者大为振奋，努力寻找雌雄的不同，最后发现雄龟有一个雌龟没有的卡利卡（Quali Quah）囊，处于大脑的下方，他取出此囊，晒干，磨成粉，做成药散发给中国人，于是中国得救！
莲花公主的药就源自那位智者，叫生命火种（Vital Sparks），能返老还童，强身健体。其实莲花公主的药就是巧克力加芦荟，连乌龟的皮都没碰一下。但这丝毫不妨碍莲花公主大量销售她的生命火种。莲花公主根本没提中医，尽管她的思维方式跟中医高度一致。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乌龟，但庄周梦蝶就恰好碰到了这种昆虫，中医先生们不妨造点雄蝴蝶丸罢，治疗男性不育高度有效。
打药行业是秘方药物的原始形式，在大众化的媒体被发明以前，秘方药物就以打药形式销售，起码有上千年的历史。对打药先生来说，最重要的是集合起一群观众，通过各种销售技巧换到观众手中的余钱，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打药先生比后期的秘方商人更毫无顾忌，因为他们走过一个地方，很少可能再次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肆意夸大药效，攻击正统医学，讽刺权威，他们都采取直销形式，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地方上的代理人可以受益愿意帮助他们辩护，所以打药在西方远比我前面提到的通过代理经销的秘方更招至医生、宗教、地方上的药物商人的反对，早在18世纪大多数地方都有立法禁止走售打药商人。两个特点导致此类法律无效，一是执行不力，打药商人走乡串镇，多至偏远地区销售，大多数人不会想到此类法律，二是打药行销人多以观看表演，请求义捐的形式销售其打药，逃脱了法律上的责任。
相对于建立销售渠道的秘方商人而言，打药贩子都是小贩，文化层次上低得多，他们或许会搬弄神秘观念，但他们很少有系统的主张，在生活上他们也缺乏自制力，由于打药骗钱太容易了，所以他们往往把很容易骗来的钱花在酒吧及其它娱乐场所里。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打药贩子难以积聚起大的家业，也多不在历史上留名。尽管他们不在史上留名，在秘方行业中他们人数最为庞大，骗钱的手段也最为可耻，因为他们很少重新光顾同一地方，少了其他秘方商人的那种顾忌，虚吹不留余地，而且经常雇用托儿枪手串演打药的立时有效性，从看客中欺诈钱财。
在美国历史上为打药而刻下名字的是克卡普（Kickapoo），称为打药之王（King of the Road）。克卡普是美国土著中的一族，讲Algonquian语，据说克卡普的意义是“东游西荡”，应指的是这个民簇居无定所的特征，这恰好也是打药先生的特征。中国人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在“自然学”式的思维中，美国人生的病，美国土著的秘方应当是天然最有效的，在秘方的世界里，印地安一词很多时候跟中医文化里的“御医”或者“祖传三代”一样能引起人的景仰与崇拜，远远超过对东方比如中国向往的那种神秘效应。有不少游医，不管是不是红色人，几片羽毛往头上一插，就开始以印地安人的名义给人看病与卖药了。
克卡普印地安医药公司的创始人有两个，John E. Healy（称Healy医生、Healy上校）、Charles H. Bigelow（又称德州的Charlie）。正如我前面所说，相对于其他秘方商人，这两位传奇人物乃至于他们的公司都遗留了大量的历史空白，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出身与起点要卑微得多。Healy是内战老兵，应当说有表演与能说会道的天才，上校与医生都是自封的，而Bigelow是农民子弟，师从于一个叫“黄石医生”（Doctor Yellowstone）的游医。这两个人的结合，最开始是在1870年代末期，以Healy’s Liver Pad Concert Company的名义售卖叫Healy肝包的东西，其肝包只是布包着用药熏过闻起来象药铺子的剧木粉，外粘一层红辣椒构成一个小红团。Healy宣称其肝包不含有毒药品，只是用植物根、皮、树胶、叶、油、及果子精心配制的止痛药，要患者小心地把小红团对准疼痛部位，以体温烤化药物，立时生效。
肝包价值1个银元（当时的美元跟中国的银元差不多）一小包，1.5个银元一大包，卖得还不错，但令他们不朽的却是他们在1881年合伙开的Kickapoo Indian Medicine Company。这时他们全力推销的是Kickapoo Indian Sagwa。与其他打药贩子不同的是，他们在New Haven, Connecticut修了一个本部，叫Principal Wigwam，他们雇用了大量的印地安人，组成多个表演团队，分赴各城镇，提供表演娱乐与售卖Sagwa。Sagwa最初可能就是芦荟加干脾酒，以后也大约就是植物药酒，除了此药，克卡普还有一系列的其它药物针对各种疾病：Kickapoo Indian Prairie Plant、Oil、Salve、Cough Cure、Pills、Worm Killer等。
不象其他的游方郎中，克卡普固定地从本部派出表演团队，一般一个队由6个左右的印地安人（少有真正的克卡普人）加同等数量的白人组成，在周围地区系统地巡回表演，收取低廉的门票费用再加售卖打药。有时克卡普会出动上百人的表演团队，取得轰动效应。克卡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后不少类似的表演团队应运而生，克卡普有极为灵活的经营策略，只要愿意向他们缴拿费用，其他团队允许在特定区域使用克卡普的名义进行活动及售卖他们的产品，克卡普药品也可以在药店里买到，为此可以减少游走地方的药商的反对。
在克卡普本部最多的时候据说有多达300个印地安人，究竟有没有克卡普人在内值得怀疑，不过派出去之后都是克卡普人了。由于有了这些印地安人表演团队，土著人一度变得极为紧俏吃香，由于缺红头人，克卡普有一次用高薪把一个叫Buffalo Bill’s Wild West Show的兄弟团队里的印地安人挖个干干净净。
一场典型的克卡普表演是印地安人围着描述土著生活的壁画围成半圆，主持人进场逐个介绍这些“克卡普人”，以及他们的“丰功伟绩”。前面的“克卡普人”以咕哝声回应对他们的介绍，最后一位发表了一番演讲，当然是用土著的语言。然后是主持人“翻译”这位“克卡普人”的演说，讲的是关于将要在这里出售的神奇药品的传说，无非是克卡普人如何发现这些药品，而这些药品又挽救了多少克卡普人的性命，然后这些人又是多少辛苦地生产出这些药品，就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拯救白人兄弟于危难痛苦中。讲完了欲售药品的无尽好处后，表演团队里的一部分印地安人与白人拿出来了那些宝贵的药品，进入人群中销售，而剩下的人则继续表演，白人管吹拉弹唱，“克卡普人”只管卖力地吼与使劲地拍鼓。在喧嚣中观众的钱包被一扫而空，直到表演结束大家都若有所得、尽兴而归。
在19世纪末，没有足球，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克卡普式的表演尽管未必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治疗福音，但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极受欢迎。在高峰时期，克卡普公司每一周就要卖4000美金（相当于2006年8万美元）的Sagwa。克卡普不仅走出美国，进入加拿大，还一度远达澳大利亚与欧洲，为美国打药挣得国际声誉。
克卡普为Healy与Bigelow挣了巨额的财富（具体不知），在1912年易手时据说该公司被卖了25万美金（相当于2006年5百万美元），这时秘方药品已经开始承受政府法制上的巨大压力，走下坡路了，说明该公司在打药（表演）行业极具声誉。易手后的克卡普如何终结的无资料可查。
我以前介绍过民科的传奇，在打药表演行业中，也多有打药先生大幅展示人体解剖结构，外加吓人的畸形、寄生虫、毁坏的器官等标本让观众产生买药的恐惧情感。不过这不是克卡普的销售技巧。
打药有多赚钱，一位人文教授化装成印地安人考查，被一个打药先生网入卖打药，数钱数得不想干教授了……（那是美国人小说中的场景，信不信由你）
附图请至博客观看。
附图一、蛇油（Snake Oil）

附图二、蛇王的蛇油广告

附图三、莲花公主的生命火种

附图四、西方的打药先生形象

附图五、中国的打药先生形象（程灵素）

附图六、土著（印地安人）表演

附图七、克卡普广告一

附图八、克卡普广告二

附图九、另一个打药表演公司的打药

附图十、加拿大打药之王Thomas P. Kelley, Jr.（此为传记封面，出版于1974年）

增加一些图片：
 

在美国有这么一位人物，他是黎鸣、肖传国、与张阳德三位一体的结合，他有“哲学乌鸦”一般的灵感，当然也少不了那为“学术”而决斗的勇气；他也有肖候选一般的神吹，当然也少不了那与拦道的方舟子打官司的狠劲，更巧的是他打赢了官司，也打输了官司；他还有张阳德一般的对科学前沿知识超人的领悟能力，当然也同德哥一样喜欢那科学突破别人的钱包的那种快感。他唯一不同的是在美国的环境里，国家与政府从来不给他发工资，而且他跟这三位相比，学位没有、学历太短、学问只深不浅。
这一位美国民间科学家的大名叫威廉•阮戴（William Radam），在1890年他出了一本书“Microbes and the Microbe Killer”，书中系统地介绍他的理论与发明，是研究民间科学家工作模式不可多得的材料，他教训尚在幼年期的现代医学说，“为了准确诊断而延误（治疗）纯粹是耽误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医学科学错误之一，跟病人寻求康复完全没有关系”。阮戴的许多评论都可以由现代中医借去批判西医。
当现代医学的毕祖们在实验室里努力的时候，有这位民间科学家也在为祖国乃至全球的人类，甚至非人类的动物的福利尽心竭力，一切都源于一场疾病。阮戴原是德国人，移民到了德州Austin，经营了三十亩地，开了一个养殖场和种子店，20多年的日子也就这么逍逍遥遥，时而紧张时轻松地打发过去了，直到他暴发了一场疟疾，奎宁到后来不管用了，找医生吃了无数的药，病情越来越重，后来还伴随了坐骨神经病与风湿，生活变成了痛苦与折磨。当常人遇到此情此境时就会意志消沉，失去生命的激情，但勇敢的阮戴先生决心重新燃起生活的蜡烛，如果那些穿着白衣服的医生治不好我的疾病，我就要独自上路，批经斩籍，鞠躬尽粹，为象我这般受苦的患者带来福音，阮戴先生暗暗发誓说。于是乎一个民间科学家的传奇从这里开始了……
当时巴斯德与柯霍才刚刚建立了细菌与某些疾病的关系，还处于早期其他科学家或者医生们半信半疑的阶段，我们无从得知作为民间科学家的阮戴怎么获得关于微生物的知识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象德哥一听到“拿米”就非常兴奋一样，阮戴先生对最前沿的科学入了迷，他坚信他所有的疾病都是由微生物造成的，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干掉它们？
作为一个务花草果木的商人，当然第一个想法就是人体其实也跟他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差不多，人身上有微生物，就象花果上有害虫一样，杀死微生物，就跟杀死害虫一样。作为民间科学家，常阅读某些刊物是重要的，我们的阮戴先生就订阅了几乎所有的园丁杂志，在一本杂志上他看到了一个广告，赏1000美金给能杀死卷心菜虫而不损伤菜的人，于是乎他选择了这个目标作为起点。
曾有两个战士尝试过用煤油加硫磺来烧死卷心菜虫，当然大火一过虫子死得干干净净，不过卷心菜也烧成硬碳一堆（笑），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当然不会愚到去尝试火烧，因为在人就根本行不通。自家就有菜园子，当然也就多的试验机会，他用他所能得到的化学药品物品进行逐个尝试，在葡萄、草莓、老鹳草等等园内植物上尝试，看能否杀死上面的小虫或者真菌而不损伤植物本身。许多化学药品源于以前医生的处方，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很多他以前吃过的药，既要杀虫，也把植物弄死了（笑）！
在尝试606次（也许不是那么多次，你自己定罢，You name it），我们的民间科学家花费完99%的汗水后进入了灵感期：在大自然里万物又是如何清理的呢？暴雨冲刷，暴雨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雷电，对了雷电，就是雷电暴雨浸润空气万物，那我为什么不尝试模仿雷电暴雨呢（笑），不杀死我体内的微生物，就是我死，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下这个方式，阮戴说。于是乎长达一年的研究划上了胜利的句号，我们的民间科学家郑重地命名他的雷电交加液为微生物清除剂（Microbe Killer）。
当然我们的民间科学家首先就是要治好自已的病，据他说，他开始大口饮用此药品，在开始饮用的时候，体内的微生物躁动不安，他可以感觉得到他血液里的微生物的慌张（笑），当微生物清除剂与微生物展开战斗的时候，它们也损害了他的躯体，于是他感到全身无力，但是他坚持喝药，微生物的势力开始消减，三个月后他就恢复得象个新人，六个月后他完全康复，体内最后一个微生物被微生物清除剂干掉了，他生机全复。
一个几乎是万国皆有的现象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科学及科学家们对民间科学家的迫害，他们带头制定的法律就只对他们有利，造成学术垄断（笑），获得大自然力量产生的神剂的阮戴先生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随便给人治病，假如患者本身就接近死亡的边缘，非人力所能及，而且几乎所有人生病都会看医生，医生的药如同我发现的那样，都会杀死微生物也杀死人本身，那不把我套进去了，那时我就会代人受过面临谋杀指控，我身陷囹圄被人误会不要紧，但我发明的可以造福人类的药品就会被人误解，所以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必须得谨慎从事（笑）。
所以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决定要寻找一个案例，病人要严重到其它医生与药品都无效而且病人完全放弃希望，在没有其它干挠治疗的情况下验证微生物清除剂的治疗效能（笑）。这样的机会随即在他的一对黑人雇员夫妇身上出现，老公患结核快死了，老婆又患上了乳腺癌，都放弃希望了，现在听说他有此秘方，就跑来求。我们的民间科学家是非常谨慎的，首先他申明从未建议他们来治疗，其次，他也不把此药送到他们手里，只是提示说，隔壁放着有，如果愿意拿就随便拿（笑，诸葛一生唯谨慎也）。这对夫妇死马当着活马医，也同阮戴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
此后更多的人听说了阮戴的神奇配方，更多的人来求，很快他的名声就在当地传开了，他也忙得放弃了园子，专门为人配药。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专利为储藏与清洁（食品）的一个新的加强的消毒配方 （A New and Improved Fumigating Composition for Preserving and Purifying Purposes）（笑，民科在语法上的谨慎再次体现）。他坚信此配方可以“杀死所有的真菌、细菌、寄生虫、以及所有的产生腐败与沉淀的东西”。
专利中的介绍涉及用硫磺、硝酸钠、黑氧化钾、檀香、氯化钾炙烧后与水蒸汽混合后输出，再加点红酒，于是包治百病的微生物清除剂就产生了。以下是1910年JAMA报道的该药品的分析结果：
硫酸………………………0.590%
亚硫酸……………………0.016%
其它无机物………………0.013%
水………………………..99.381%（笑）
聪明的广告操作让他的生产厂供不应求，尽管一开始就受到了医学社区的打压，但阮戴无疑赢得了消费者，医生们的抵制只让他及他的产品名气更大，他的最大麻烦是众多的仿冒者，最难为容忍的是其中一个仿制者把广告都贴上他家门口了。显然阮戴的脾气跟肖传国差不多，对这些仿冒者他毫不容情地威协要控告进法庭，但他好象更说话算话一些，毫不客气地当真告了，陪审团制显然不好买通，他从来没告赢，唯一告赢一次被判补偿损失一（1）分钱（笑）！结果还上述到德州高等法院，把这一分钱都夺过去了，还是没搞赢（笑），美国人民及法官很有些搞笑细胞吧！
打输了官司并不影响我们这些很有天份的民间科学家的生意，他有本事把所有官司中，不分输赢，法官的判词截头去尾插进广告中，当着他的产品有效的证据（笑）。昏教授可以向前辈学学。
肖传国PK方舟子的高潮是两场官司，争的是名誉权，阮戴也PK上了美国当时的“方舟子”，名叫爱柯斯（R. G. Eccles），是一位医生与药物学家，在长岛学院医院（Long Island College Hospital）上班。爱柯斯丝毫不注重传统医学的验证手段，这药有没有效，你该问问用了该药的病人嘛，他从不跟我们民间科学家、他手上长长的吃药有效的病人名单上的病人联系（笑），却直接地分析微生物清除剂的成分，然后在杂志上发文指控微生物清除剂里含有硫酸与盐酸，认为该药有毒。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常识还是有的，这两种东西有毒是肯定的，但微生物清除剂是绝对不含那两个玩意儿的，爱柯斯显然是污蔑！为了为此药辩诬，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冲进了一个公正机构，申请公正，在公正书上发誓说“本人从未购买乃至使用哪怕一元钱的硫酸或者盐酸，用于生产本人的微生物清除剂。”
爱柯斯说阮戴是一个“无知的妄想狂”，“比当代以及任何时代最坏的骗子还要坏”，“做大规模毒害人的生意谋取6000%的利润”；阮戴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欺诈”，“简单可笑”。针锋相对，我们的民间科学家一边为自已的理论与药品辩诬，一边称爱柯斯是“庸医”与“骗子”。阮戴财大气粗远胜于肖传国，威协要告对方诽谤后开始安排律师活动，谁知道爱柯斯不是吃素的，先发致人，在Brooklyn以诽谤罪名把他告了，请求2万美元的赔偿。
美国法庭没有把国内期刊变国际期刊的本事，民间科学家的表演连对手都感到好笑吃惊，首先他自己请的专家证实了其产品中含有爱柯斯发现的两种物质，只是量上跟爱柯斯有区别，随即民间科学家以“最博学学识功底深厚的现存美国自然学家”的权威身份（笑）宣称其实这两样物质对人体无害！完全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笑）；其次控方马上在法庭上考察这位最博学的自然学家基本的植物学的一二三，他连马铃薯、芋头、芙蓉等的基本植物学分类都搞不清楚（笑），献了一个跟忽得志一样的丑，他辩解说这两年忙着做生意，把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搞忘了（笑）。陪审团判他赔偿6000美金。
财大气粗的阮戴气疯了，Brooklyn的场子要在Manhattan找回来，赶走了原先不得力的律师与专家，换上了精通法律的律师，猛钻法律的空子，找到一个法律上的先例不允许辩方律师陈述证据证明其说法的正确性（笑），于是法官指令陪审团不采取辩方证据，强判爱柯斯与登爱柯斯文章的药学杂志诽谤，12人的陪审团有10个人想判6分钱给他（笑，普通人判案比法律专家有趣多了），但剩下两个人不同意，妥协的结果是判500元。尽管我们的民间科学家尽赔5500美元，但赔钱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赢了一案。
得意洋洋的阮戴马上给爱柯斯发出一个警告，不要再随便诽谤他及他的产品，否则爱柯斯将面临法律控告及面对面的决斗（笑），黎乌鸦是否是从他那里抄来这一招数的？爱柯斯跟方舟子一样的臭脾气，“诽谤”如常，有时还变本加利，我们的民间科学家终于没有再控告及真的发出决斗邀请（笑）。因为一场法律上的胜利就足够他在他的广告中使用了。
我们的民间科学家不幸死于1902年，不过他要是再多活十一年就会面临微生物清除剂最大的难堪了，在1906年PFDA要求所有药物食品适当的标签所含物质，但未对药品对其宣称的疗效作出要求，这个漏洞在1912年被补上，Sherley修正案要求商标及包装上的宣传疗效不假不具有欺诈性。FDA的前身农业部下面的化学局立马把这个暴利的微生物清除剂确定为头号目标，1913年联邦探员扣押了一车微生物清除剂，估计零售总价值5166美元，其成本估计为25.82美元（笑）。控告在Minneaspolis举行（美国政府并无权直接处理扣押的财产），微生物清除剂公司个案有效病人一个接一个，但未能劝说服陪审团，年底判决销毁所有扣押物品，从此微生物清除剂退出秘方药品舞台。
威廉•阮戴在暴利中获得了巨额财富，开张一年他就修建了一幢大楼，叫Koppel楼，两年后他搬进了在纽约新建的大型官邸中。他具体在死时积累了多少财富无资料可查。
寻正说这位民间科学家是黎、肖、张三位一体，没说错吧？这个世界真精彩。
附图请至博客观赏。
附图一、（1890年）民间科学家的风彩——真象那么回事！

附图二、头像（1912年公司所画？）

附图三、商标一

附图四、商标二

附图五、广告一：1887年的广告

附图六、广告二：等同于肖传国电线杆上的传单

附图七、广告三：1899年Radam登在纽约时报上，教训大家什么是常识（点击阅读）

附图八、瓶瓶

附图九、罐罐

附图十、醒目的标记：治愈所有的疾病！

美国乃至全球，媒体业的兴盛与发展，都跟秘方药品息息相关，广告业的诸多技能，都是基于秘方药品发展起来的。我如果要继续写下去，估计每天发一文，每一文突出一个秘方商人，恐怕这一年都得耗进去，大家看了那些特别的个案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乱相如何了，所以我的这一系列要准备转向了。我甚至不能说再选择两三个有特色的就终结暴露群丑，因为凡我所看到的，那些秘方商人个个有特色，所以我的选择还是只能随（我）意而行。在继续暴露这些人之后，我转向表扬那些先知先觉者，不平则鸣的义士们。
我在这一系统文章中就是要树立一个观念，人类对健康有着极大需求，当正当的行业不能满足或者严重有亏时，则邪道盛行，这一点正好由平克汗夫人的秘方来说明。我前面报道了一系列的秘方商人，显得好象这个行业就是男性的天地一般，对中国人来说，男为太阳，女为月亮，这里我说太阳也从西边升起，就讲女性在秘方中的魅力与能力，这个能力一旦暴发出来了，也象太阳一般强烈普照。
平克汗夫人的秘方的出奇之处，就在于造假行为被捅出来以后，其销售仍旧稳定增长，让反伪斗士们无限沮丧。看到平克汗夫人秘方的发展史，国人中的反伪人士当吸一口气，准备接受任何暂时的挫折，然后再加一把力，要坚信邪不胜正。平克汗夫人死于1883年5月17日，1902年，也就是20年后，全国发行、对妇女有着极大影响的《女士家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刊登了一个平克汗夫人秘方的广告，同时对比登出了平克汗夫人的坟墓的照片，清晰地显示她的死亡的时间，在此二十年里，无数的妇女曾向平克汗夫人写信请教并收到回信。让该杂志失望的是，平克汗夫人秘方照样卖得欢，销售持续增长。后来1906年受到Samuel H. Adams严历的讽刺与批评，也效果不大，到1910年代，销售翻了一番。
平克汗夫人应当是19世纪里美国最有名的女性，因为起码超过4千万美元（全部换算过来相当现在的5亿左右）被用来宣传她及她的产品，她对美国妇女影响巨大，很多人把她当着女权主义的先驱（因为在男性的天地里打出一片天地及维护女权的观点）。她的商业模式也显著跟其他秘方商人不一样，当然成功来自广告是万变不离其中的铁律。
平克汗夫人的全名是Lydia Estes Pinkham，1819年出生于Lynn，Massachusetts。她早年是一个模范标准的美国女性，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家乡当教师，推崇戒酒，废奴，与女性的权利。1843年她嫁给了丧妻的Isaac Pinkham。她老公人好，也充满各种挣钱的主意，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实现之。他们共育有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这对她以后的商业发展很重要，因为其商业王国就是靠着这个家庭团队打造出来的。许多年来这个家庭挣扎在贫穷与刚够生活的边缘，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公从一个机工那里收账收来了一个据说能治女性的全身衰弱的秘方，以25个美金，相当于超过现在的600美金，抵账过来，在秘方到处飞的年代里，实在不是高明的交换（所以家穷？）。
平克汗夫人就常读一些医书的，尤其是草药类的指南，也经常用草药与家庭秘方治疗自己与家人。拿到这个秘方后，她进行了尝试与改良，加入肺筋草、马利筋等植物，觉得还不错，到处送给朋友邻居，赢得人们赞赏，从未想到把它商业化。
1873年，伴随着全国性的经济衰退，平克汗一家也接近破产了，在绝望中出现了一线署光，两个外地人听说了她的秘方药品很有效，到她家购买，当着最后一丝希望，平克汗家开始销售Lydia E. Pinkham’s Vegetable Compound（可译着丽丽*平克汗植物配方）。最初的数年里销售可能并不顺利，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直到靠尝试平克汗一家找到媒体这个最大帮手，平克汗植物配方才开始迅速扩增生产规模，后来平克汗家的工厂雇有450人左右进行生产。
在广告上平克汗一家人有极大天份，比如广告威吓，一份平克汗家的广告词说：“一场悲剧中，让一位Stratford，Connecticut的牧师被他妻子杀害，就因为他妻子因为承受不了长达16年的妇科疾病的折磨而发了疯。丽丽•平克汗植物配方，*全天然配方*，包治此类疾病，完全可以预防类似悲剧！” 【*注：想起国内广告词，此为寻正所加】
平克汗一家对广告情有独钟，一天她儿子Dan撞进了《波士顿先驱报》报馆，讯问广告费用，当被告之需要60美金时，他二话不说，把刚收账得到的所有的钱捐献给了该报。随后他们再次与该报协商，以房产作抵押，花了1000美金（约现在的二万美金）买断该报的头版连续作广告，什么都押在广告上的魄力非同小可。伴随着商业上的成功，加深了平克汗一家对广告的信任，他们一家在媒体中信誉极好，由于他们常到《波士顿先驱报》作广告，喝醉酒的排版工人误把平克汗夫人的像挂到了一天当时各版各条的首位，主动为他们作广告，事后尝试着给他们发去一份账单，平克汗家毫不犹豫地付了款！
平克汗家后来在广告上的策略是全力推出丽丽•平克汗的形象，其产品的商标就是丽丽的头像。将丽丽塑造成一位慈祥的祖母形象为其产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伴随着其它举措，丽丽•平克汗成了19世纪最知名的女性，这不是高高在上的知名，而是很多人触手可及的知名。
触手可及的知名，就在于平克汗夫人在常识与智识上的天份，她编写了一本书，叫《女性指南》（Guide to Women），里面针对女性成长各阶段的生理心理状态进行教育，提供指导，即使在今天，很多知识都接近专业人员所能提供的建议。当然整本书也会适当插入她的秘方药品的广告。平克汗家应该算是免费送上门此类宣传资料的先驱，他们开始是靠自己挨门逐户地送的，肯定特辛苦。
由于《女性指南》一书中有她的地址，不少人开始写信就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咨询平克汗夫人，随着其药品销售量与知名度的增加，这个免费咨询业余迅速扩充到家庭里的所有女性成员，然后不得不雇用大量员工维持这个部门。由于这个特点，平克汗夫人在1883年的去世对她家庭商业几乎完全没有影响，美国妇女们仍旧一如继往地写信给“平克汗夫人”，然后“平克汗夫人”的亡灵也一一给她们回信。
伴随着平克汗夫人的死亡，丽丽•平克汗植物配方的创业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先后过世，但其商业王国持续地膨胀，其守业团队不断吸纳新人，在秘方药品中算是极少有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John T. Wetherald这个广告天才，面对秘方反对者的进攻与暴光，该秘方药品销售与利润持续增长。在1883年平克汗夫人死亡的那一年，其年利润达到3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百万美元左右），到1925年达到最高峰，年收入达到4百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千5百万美元左右），此时其产品远销各国，也打入了中国。我查到的书上说其中文直译是“Smooth Sea’s Pregnancy Womb Birth-Giving Magical 100 Per Cent Effective Water”，查不到当时具体中文名叫什么，另有译为“红粉丽丽”的，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
平克汗夫人的秘方可能是秘方药品中最为顽强的一个，在20年代销售达到高峰，此后随着科学在医学领域大步如飞的进展而一步一步地退出市场，直到现代变成食品添补品，仍旧流行在市面上，美国的朋友只要进入Walgreens，应当不难找到它的身影，而在网上也能买得到，有兴趣的可以尝尝，应该便宜吃不出问题（畅开胃口吃又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效果当然是信则灵了。
丽丽*平克汗夫人及其药品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美国传说，深入到文化层次，一度赞诵她的歌到处都听得到，到酒吧里，大家都喜欢唱这些歌：
Oh, we sing, we sing, we sing of Lydia Pinkham,
And her Love of the human race,
How she sells her Vegetable Compound,
And the papers they publish her face.
再来一首（The Ballad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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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奇怪我写作秘方药物系列的速度奇快无比，那倒不是寻正有超强的码字能力，贪天之功寻正不喜欢，贪人之功也要不得。秘方药品盛行美国社会长达几个世纪，很多的人文学者感兴趣，这方面的作品多如牛毛，我当初跑了两趟图书馆，现在手上一大堆书，想不快都不行。特此说明。
0. 简介
1. 没药没药治——所罗门医生的没药神酊
2. 草药之王——神康师莫利森的草药丸
3. 西方的鸦片——默里阿利的可可酒
4. 药品食品两重天——可口可乐的前世今生
5. 乱世美国梦——洋茯苓之王艾尔医生
6. 新大陆的探险者——秘方药品之王戴欧医生
7. 半边莲撑起半边天——让正统医学低头的美国赤脚医生汤姆生
8. 正统邪道——大病大治时代的拉什医生
9. 苦中取胜——毫斯特特苦酒之倚圣屠龙记
10. 太阳也从西边升起——与平克汗夫人的亡灵通信
11. 民科的辉煌——威廉•阮戴的微生物清除剂
12. 土著的魅力——打药之王克卡普印地安医药公司
13. 媒体、霉体、没体——两个拿破仑的故事
14. 报业从妓只为钱——没有硝烟却有血汗的战争
15. 人文之师——揭开铁幕的亚当斯及他的《美国大欺诈》
16. 操控科学的人文——《美国大欺诈》
17.商业王道——《妇女家园杂志》
18.社会主义的花结资本主义的果——《那片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