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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中我对供应的加和产生市场的供给曲线讨论得很简单，对个人生产供给的曲线也讨论得很简单，现在必须加入更多的考量，让那些理论上的曲线更接近生活实际。
首先在生产活动中我谈到了养鸡不赚钱，那么养鸡场就可能关了改养鸭，这就涉及一个成本，叫住机会成本，养鸡人并不是非得养鸡不可，在现代社会里还有很多其它的工作可以做，如果其它工作的收入效益比养鸡高，养鸡人就会选择其它工作，在较大的企业，机会成本主要体现为劳工成本，相对就要比较容易量化一些。养鸡场需要资本，投资就要求有一定的投资回报率，也可以转化为机会成本，特有名词叫资本成本，表现为资本的利率或者利息。
你如果对经济学的数学化感兴趣，就可以把鸡的平均成本表达为：AC＝VC+OC+FC/Q，其中VC是变动成本，OC是机会成本，FC是固定成本，Q是产量，AC是平均成本。因为固定成本跟产量的关系，产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也能接受愈低的价格，对于市场的想当然与对数学的迷信就会导致不适当的结论：产量大就能接受较低的价格，所以国家可以管制价格，以确保产量大的留在市场里。
我们必须把市场供给曲线还原到个体水平：
P（价格）
X60
X50          K（100）                                                             （+）
X40                 J（20）                                                   （+）
X30                        EFGHI                                      （+）
X20                                  BCD                       （+）
X10                                                     A（+）
X05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Q（供给；图一）

上面的市场供给曲线由（+）构成，由于讨论是供给曲线，即在某个价格上市场上企业愿意供应的数量，相当于假定是卖方市场，所有的企业都要开足工，处于最大产量状态。市场上的企业会如同图一所示，有最优秀的企业A，平均成本极低，能接受很低的价格，BCD是属于第二档次的，EFGHI等属于第三梯队，J是家庭作坊，K是个体户。当市场价格处于20时，市场的总供给为ABCD的总和，30时再加上EFGHI的产量，到50时大家都会参与生产，所以市场供给最大。
低价导致大量的企业或者个人被挤出市场，总供给减少，现有企业的利润减少。
针对日常用品，它们大多数是没有质量上的差异的，比如说汽油，同一型号的汽油基本上就无法说东家的比西家的更能烧。但即使是鸡，养鸡场的鸡缺乏锻练，跟个体户的鸡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脂肪含量更高，或者中国人相信“土鸡”的营养价值，在美国存在拒绝现代化的社区，比如从德国来的Amish宗派建立的社区，成天架着马车也悠闲得很，养的鸡除了自己吃，也卖给慕名而来的“土鸡”爱好者，当然价格更高了。在中国国人喜欢白皮肤，但鸡皮肤是黑色的，也能借着莫须有的营养价值卖得好价钱。
在供应曲线上，如果价格高，还能够吸引更多更高品质的同类产品进入市场，在日常用品，或者有行业标准且易于执行的市场里，不同品质的产品常常要区别对待，比如普通鸡与“土鸡”就会分成两个市场分析，各自有自已的供给曲线，那么上述供给分析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一品质的产品供给量，不让产品质量使得供给曲线更为复杂。
现在当我们的视线转移到服务行业时，上述关于产品质量的区别就更加显著地体现在供给曲线上。在理论上谈供需针对的是同一产品与服务，比如上述鸡肉，其它生活用品如家电、食品、服装等等，都假定有一种抽象的本质在内，那就是我们谈需求与供给的基础。我们可以说彩电跟黑白电视是同一的，因为满足的是娱乐的需求，但显然二者存在质量差异，即使同是彩电，也会有功能上的差异，比如大屏幕跟小屏幕就不一样。但对日常用品来说，这种质量差异是很微小的，尤其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电视机，对消费者来说，基本上没有质量差异。相对于产品，服务行业的区别是服务的提供要依赖于消费者——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即时生产、即时消费、生产者缺乏对“服务产品”的储存功能。
比如在理发服务上，就没有办法多理点头放着，消费者来了就可以拿走消费，但人的创造能力是很强的，变相地储存服务也是可以的。儿时的记忆里是家家有一个篦子，现在在城市长大的人恐怕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篦子就是梳子的密实版，齿与齿之间只有一根头发的缝隙，用来梳头会扯得头皮生疼，但农村的妇人难得的悠闲却是三五家的凑在一起，用篦子相互或者为小孩子梳头，头发扯得生疼要跟篦子止痒的效果进行取舍，用篦子可以捉住以前最常见的头皮上的寄生虫：虱子及虱卵。那时理发师来了，家家跟走相告，把小孩成串地捉起来，要么整个光头，要么仅留残根。英国人聪明，上等人理光头都带假发，比中国人更能储存理发的服务。
即使是同一理发师为同一个人理发，两次生产的质量就很难说是一样的。在服务行业，质量的差异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市场供给曲线的还原更象下面的图二：
P（价格）
X60
X50         A                                                                          （+）
X40         BCD                                                                   （+）
X30         EFGHI                                                            （+）
X20         J（20）                                                 （+）
X10         K（100）                                       （+）
X05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Q（供给；图二）

当价格很低时，进入市场供应的都是低成本的技师，走乡串户的理发师，所有的投资无非是一把推子，两把剪刀而已，我的印象中小孩子的光头或者残根，只值1毛，为理发师提供场所并烧水的农家完全免费，那些理发师就是K。后来到小镇上生活，认识了陈发匠，他有一个理发铺子，自己烧水，有做工不错的躺椅，墙上还挂着镜子，收费上正规了一些（不讲价），对小孩子的头发客气了许多，他就是J。后来进大学，附近的理发铺子就高级了不少，以前见到的理发匠都是男性，现在有了女的理发，理发时还兼带“穴位”按摩，陈发师5－10分钟搞定的工作，现在变成了半个小时以上，这些理发师就是EFGHI。再往后，见到了理发厅，真正的窗明几净，理发师都穿着整齐，工具就数不过来了，经常向头上喷香喷喷的东西，那就是BCD了。在上海有一次不小心溜进了一家日本理发店，理一次发跟做日本料理似的精致，收费也不含糊，大团结数得手软，那就是A的境界。
我上面谈的是理发，很大程度上是从普通不爱打扮的男性角度说的，如果从爱美有艺术追求的女性角度出发，这A之后尚有双A，三A之类，理发师的头衔要改变发型师了。由于服务消费有消费者参与生产过程，如果消费者跟理发师不能同时参与生产过程，那有一方就得等待，等待是一种机会成本，小孩子除了玩就是玩，以前经常要在陈发匠的铺子里等他为别人理了发，再来理寻正的平头，而K发匠在农村从来都是做了一个接着做下一个。现在理发铺子多得很，真想理发了，那家铺子人多，就不会去，不愿意等，总是找一家理发师们闲着吹牛铺子进去。理发师的机会成本是要计入交换价格中的（顾客的不会），但显然大部分消费者已经可以承受让理发师等的代价了。不过越是往高端走了，比如发型师，那机会成本就太大了，消费者与服务商就会协调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手段就是预约，让顾客不承担因机会成本而过分高的价格，也让服务商效益最大化。
在服务行业内，只要机会成本高，预约就很普遍，住便宜的旅馆，机会成本相对便宜，固定成本低，所以基本上不用预约也住得上，但星级旅馆就不行了，预约的人就有了优先权，因为那样降低了机会成本。
医疗行业的生产过程极其复杂，但其复杂性也只是服务行业本性的体现而已，作为原料的人、物、社会组织机构交织在一起，如果一个旅馆同时提供餐饮、购物、行走、娱乐等全方位的服务，而这些服务项目又没有社会上独立的相应行业相对照，也就是说，这些功能不能相对独立，那么这样的旅馆就是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复杂性高，增加了管理工作的强度，但不改变服务行业的本质特征。
医疗行业是一个标准的服务行业，从供给上来说，价格管制会导致总供给的不足，医疗水平低下，以及整个行来的管理模式混乱。相对于普通的服务行业，医疗行业的质量，即使是服务商本人想要知道，也有着极大的经济代价，信息是有很高的成本的，远远不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就可以说明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的。
在服务行业控制价格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抑制总供给，特别是高端供给，其次是由于价格管制导致高级服务供不应求时，所有的机会成本都由消费者承担，而低品质服务因为价格相对高级服务没有区别，就会供大于求，所有的机会成本都由服务商承担，庙门常开，来即有服务。中国医疗系统不用预约，很大程度上是价格管制的一个后果：大医院病人等，小医院等病人。
由于医疗体系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相对于其它技能要求要差一些的服务行业而言，医疗供给变化的周期更长，中国即使现在努力改变医疗质量，比如说增加医学教育的强度，提高医生的质量，那也起码要20－30年才有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医疗危机显得那么紧迫。中国SARS暴发没能让人意识到中国的公卫危机，这一次的手足口病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公共卫生供给能力的低下，没有十年的持续努力，不要想改变这种现状，SARS暴发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连补疤都算不上，公共卫生必须跟个人卫生体系职责分开，中国政府才能更好更有理性地组建公共卫生供给体系。
公共卫生供给一样地服从供给规律，当公共卫生跟个人卫生搅和在一起时，卫生行政机构中公卫系统就得不到足够重视，而出现公卫问题时，卫生行政体系会过分依赖根本就没有能力应对公卫情况的个人卫生体系，高估安全性（False Sense of Security），最终社会作为整体购买公共卫生的价格低下，一味地强调成本与创收，公卫向个人卫生扩展，根本功能受到危害，便宜的系统就不要想有美好可靠的质量，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学才可以懂的，有点生活常识就行。

经济学里的供应与需求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基本分析工具，虽然不象“正和”东施效颦一般地把张五常大师的着力于这一角度的《经济解释》夸张成为“无相神功”，供需关系对经济交换的分析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应用得当的话。
上一节我介绍了政府控制价格对经济交换的危害，即使是高价，也打击看似维护的交换一方的利益，同样地，低价损害患者利益。心存侥幸的人会想当然地说，如果政府变聪明了，硬是找准了那个适当的价格，那不就解决问题了？这里我必须旗帜鲜明地表达这一立场：政府永远没有能力找准那个适当的价格——因为那个适当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再有本事，都不能把孙大圣猴子给招到人世间来的。
要谈供应需求，就得从个人谈起，因为供求都在于人或者起码得由人来操作。医疗行业有一些公认的特征让它与其他行业不一样，我们要从简单的商品谈起，逐步增加复杂性。最简单的商品莫过于日用品（Commodity），甲养的鸡善于跑，乙养的鸡善于跳，但进入市场，无论是善跑的鸡，还是善跳的鸡，都得要过秤，卖的是斤两，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太关心两只鸡在身体素质上有什么不同，所以唯一决定甲乙在市场上的行为的就是鸡的多少重量。
社会科学的大麻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甲决定养多少鸡的情况下，要涉及成本与利润，在理论上甲决定养多少鸡要对他的所有成本发生影响，基于实际的原因，我们假定每一只鸡的成本是一样的，稍后再对成本进行分析。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比如说5元一只，每养一只鸡要花10分钟，如果每只鸡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对于养鸡的甲来说他要养24X6＝144只鸡！一只鸡就赚995元，那觉不睡也没关系。如果每只鸡的价格是100元，说不是他就每天要睡几个小时，而当鸡的价格降到10元一只，他恐怕就要早睡晚起了，如果鸡的价格只有5元一只，那他就绝不会养鸡了，价格再跌，他自己都要买鸡吃了。
如上述，鸡的价格跟养鸡人的养鸡意愿——也就是供给是成正比的，社会科学的麻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麻烦，老板问你愿不愿意加班，加班费一个小时150，大家都乐呵呵地干啦，然后问你149愿不愿意，148愿不愿意，当然愿意了，聪明的老板1元1元的地减少，有的人到了40－50就不愿意了，有的人要到20－30才不愿意，很多人不给钱也加班加得上好。相对于自然科学里的许多线性数学关系，经济学只能给于假性数学关系，长于数理逻辑的，对这个假性数学关系还可以有更严格的描述，比如你喜欢149一定要超过148之类，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你心情好的时候喜欢120会超过你心情不好时喜欢150的程度是完全可能的，对假性数学关系进行量化到吹毛求“痴”的境地，大概就是“猪头看世界”所谓的经济学是“狗屎”的文化渊源了。
把价格与养鸡的人的养鸡数量作成二维图（在新语丝上作图是考人艺术能力的，不过太过于重要了，必须勉力为之），如下，就成了所谓的供给曲线（+）：
P（价格）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Q(供给)     [图一]
我以前调侃建筑设计图，有人板着脸来教训我，这一次该不会有经济学者来做类似的事情了罢。在经济学里只有曲线，没有直线，那是因为身居社会科学之中，常规地要保护自己的正确性，偶尔画直了，那也是符合数理逻辑的：直线嘛始终是曲线的特例。经济学里讲曲线，总是一笔下去，尽量拉直，功底深厚的表现。
把所有养鸡人的供给曲线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的供给曲线，尽管个体的供给曲线可以不同，只要大致形状是一样的，其市场综合的供给曲线跟个体的供给曲线在理论上就毫无区别，只不过供给轴上的单位变大了而已。市场的供给曲线是个体供给曲线的综合是还原抽象的供给到具体的供给的关键。
我们在此前的养鸡方式都是传统农业，农民随便在房前屋后圈一点地当作鸡圈，大部分时间小鸡都在四处游荡玩耍，喂的粮食大部分都被好动的小鸡运动消耗了，所以成本高。现在丙出来建立了养鸡场，小鸡都关在特定的鸡舍里，除了头伸出来吃东西，不准四处活动，粮食吃下去就转化成鸡肉了，一只鸡现在花费成本只有2元，每只鸡平均成本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同样的价格，因为赚的钱多了，养鸡场更愿意多养鸡，供给增加，在图一上表现为供给曲线右移（或者下移），为曲线（-）。
对于鸡这个日用品，从丙养鸡场出来，到丁消费者手中，如果不是特别研究，很难判断它究竟来自丙，还是来自先前的甲或者乙，在经济学中，甲乙丙的产品难以区分，其产品的流动完全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这种市场条件叫完全市场化。完全市场化导致养鸡场处于经济最优化状态：
比如说，养鸡场的鸡舍与基础设施可以支持10000只鸡，持续维护成本10000元，这是固定成本，然后养鸡所用的粮食消耗为一只鸡1元，养鸡场就没有理由只养5000只鸡，因为那样平均一只鸡的成本就变成3元了，而非开足工的2元。
当市面上鸡的价格在2元以上，丙养的鸡有多少，就能卖多少，这叫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里，丙只管开足工赚钱就行了。市场经济里，有卖方市场也就有买方市场，现在丙的麻烦是卖不完养鸡场的鸡，假设市场里有两种人，一种爱吃鸡，另一种人爱吃鸭，爱吃鸡的愿意付5元一只，把丙的鸡买了5000只，爱吃鸭的人如果鸡只卖2元一斤，愿意试试，会买走1000只，当然如果是1.5元一斤，那就愿意买3000只。
丙针对爱吃鸭的人卖鸡就是一个价格的局部决策，也就是说只有变动成本才有意义，只要价格高于1元就可以卖了，到底是便宜地以1.5元的价格卖呢？还是2元？习惯于想当然一下子就跳到了2元，但简单的算术却是1.5元，因为在这个价格上可以赚1500元，而2元的价格只能赚1000元。爱吃鸭的人买鸡的多少跟价格有关，那涉及到需求的价格弹性，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事实上爱吃鸡的人也不傻，如果5元一只，他们两天吃一次，但如果只要4元一只，他们一天吃一次，可以把丙剩下的2000只全部买去，那么丙该卖4元还是5元给爱吃鸡的人呢？不想当然，就老老实实地计算，5元一只赚取的利润为4X5000＝20000；4元一只赚取的利润为3X7000＝21000。也就是说卖4元一只可以多赚1000。有钱不赚是傻子，丙当然卖4元给爱吃鸡的人了。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自然解决之道，丙如果是第一次养鸡，脑子可能不开窍，非得要5元不卖，结果自己吃鸡吃得见鸡就吐，第二年就学乖了，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在尝试中他会变得聪明，知道什么价格最好。中国的麻烦就在于，现在跳出来了一个研究鸡的院士，借着政府强权，主管鸡市，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规定鸡的营养价值若干，所以非得5元不许卖，或者他的指导价格是5元，贱卖者他都给贴一标签称傻瓜，于是乎市场价是5元。
其结果么，爱吃鸭的不吃鸡，爱吃鸡的两天才吃一次，丙投资养鸡，那是要赚钱的，结果只能开工一半，办了两年，关了养鸡场养鸭去了。搞得爱吃鸡的要跑到外地去吃。
好了这位院士如果糊涂一世，认为吃鸡关乎人民必要生活条件，政府要给养鸡场补贴，每只鸡0.2元，鸡只能卖2元一斤，养鸡场根本就不赚钱，如果不是爱吃鸡的人争先恐后地跑到养鸡场的后门给养鸡的送红包，养鸡的都得关门去养鸭，养鸡的凭着经验，知道如果开工足了，连不爱吃鸡的都有鸡吃了，那他那后门恐怕只会供自己散步用了，所以养鸡的丙肯定知道他养的鸡不能超过5000只，这边贴着本卖，那边得靠红包收回来。
高价是一包毒药，低价是一包烂药，即使是政府找到一个中间平衡价格，也远不如市场定价，市场随着市场条件变化而浮动的价格合理，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不承认这个共识，要么是对经济学的无知，要么就暗示自己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学领域内的假打。

以前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搭飞机要想便宜，要到机场里去等，飞机没装够人，就会派人提着喇叭到处兜售剩余的位置，一般人要600，你300就可以走了，或者砍价狠的，200也走了。赶飞机多次了，看到飞机上总是满满的，不满的时候也上飞机赶得太匆忙，没看见过提着喇叭叫卖的人，不过也不是没享受过类似的低价，有一次上飞机去得晚了，告之普通仓没位置了，没问我愿不愿意就给调到头等仓去了，我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奢侈走一回了。
如果政府把价格定在600，要求航空公司对所有的顾客执行所谓的价格公平，那么300、200的交换就搞不成，我也不可能坐得头等仓，那意味着什么？假如飞机上剩余10个位置，飞机的操作运行坐不坐人，坐几个人，其基本的成本包括人员、燃油、飞机的维护、场地的使用、飞机上消耗品的配被等等都是不变的，所有空着的位置都意味着机会收入的丧失，相对于不定价或者允许价格歧视，那么飞机的这一次运作意味着300X10＝3000的损失，一个空着的头等仓不给我，意味着对我所买普通仓的数千的损失。
在经济学或者财经学上，上述场景有一系列的概念描述，飞机的运作成本不变，叫做固定成本，而每增加一个人，该次运行要增加的成本，叫住边际成本，或者更常用的变动成本，如果飞机行程已定，那么售票的价格决策就是针对变动成本的局部决策，即价格超过变动成本就是赚钱的，否则就是亏本；而是否开那一次飞机，比如说你突然有了大量的旅客，要考虑是否增开一趟飞机，那就要衡量全部成本了，因为固定成本随着你的决定而变化，即你要开，固定成本就会产生，不开则不会，那么，这就变成了针对全部成本的投资决策了。
在局部决策中，飞机上的座位就是零成本——节约的那点燃油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以任何价格卖出去都赚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得到头等仓或者要派人低价售卖剩余的座位的依据。有的人心眼儿活，或者要跟寻正抬杠，那我给你5元，你给我买张北京到西藏的票试试？一般而言，在机场坐等便宜飞机的人几乎没有，买票的人也不知道航空公司的座位的需求状态，航空公司单为你这一次打折，并不影响你以后的买票行为，也不影响其他人的买票行为，大家只能说我或者其他买到了低价票的人运气好，航空公司把票5元钱买给你了，那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好到会影响你以后的行为，或者他人的买票行为，如果你故意地要买低价票，那么普通价票与低价票之间的价差乘上你买低价票的机率就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但我们起码知道低价票的底线是要高于机会成本，100卖给你，航空公司这一次赚钱，长远地看就造成损失了。
政府要打击一个行业的最佳手段是固定高价，比如要让牛奶商人关门，政府规定牛奶100元一升（或公斤），贱卖者重罚，牛奶商人要么自已喝牛奶撑死，要么没人买其产品穷死。对付低价规定，牛奶商人可以掺水，市场价位是2元，政府定1元，牛奶商人掺一半的水，报一个科技新产品的名目，照样可以取得最佳效益，消费者也不吃亏，多喝水对身体没有坏处。牛奶商人可没办法浓缩牛奶，浓缩了消费者也未必会买，不吃牛奶，其它还有很多可替代的产品。
低于成本的情况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亏本的最终结果就是关门，中国医生抱怨的低服务价格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表面存在，病人在医院就诊的整体价格是不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医院不但不关门，而且越来越火红的道理。那么中国医生服务费用过低的解决方案决不是向上调整服务价格，而是要全面地放弃国家定价方式，让市场发生作用，让市场找到适当的服务价格。
在一种想当然的状态下，医生服务价格过低，那么解决办法就是提高医生服务价格，我在讨论价格不合理时举服务价格过低的例子，并不意味着提高医生服务价格就可以克服困境，尽管我反复强调我主张的是放弃政府价格管制，误解的医生会很多，对服务价格低没有切身之痛的普通读者反而更有可能把握我的立场。
一个潜在的争论就是政府的价格只是上限，医院医生完全有向下打折的自由，也就是说，过高的价格是虚的，这样的说法高估了市场的理性，尤其是在市场化极度不完全的状态下，市场的理性程度，跟市场中的竞争程度高度相关，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始终掌握着人事权，医院管理人员的业绩是以德治国型的，跟市场收益与后果完全脱节，政府的价格实际上就不只是上限，而是实实在在的管制价格，向上违法，向下医院医务人员不愿意。
在中国医疗危机中最紧迫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政府要退出直接价格干预，对医生来说，逃离挣脱政府价格干预是保障行业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对患者来说，要获得最大效益，必须要有经济自由，同医生恰好相反，医生服务低价格表面上对病人看起来有利，实际上让每次就诊总价格增长数倍——医生服务价格不足以克服成本，给了医院一个自然而合法的理由对医院服务进行捆绑，患者就有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
医生的服务是在所有医疗活动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服务，当这种服务被低估时，不但此项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总体医疗活动的质量都无法保证，因为许多的固定投资，比如质检与医生的认证系统，就会缺乏，结果是医生的服务本身贬值到价格以下，患者不占丝毫便宜。
中国大医院车水马龙，小医院门可罗雀，说明在消费者眼中大医院的价格被低估，而小医院的价格被高估了，如前所述，政府的限价成了定价，可能不少小医院都在跟着大医院叫苦，说政府价格定得太低，而事实上不少小医院可能需要降价才能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但小医院的评价标准却非经济效益，大家就稀里糊涂地浪费着现有医疗资源，而坐看另一边挤出病来。
政府的高定价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同低定价一样损害着医患利益，因为政府直接的价格管制就取消了医疗机构价格歧视的能力，不能让医院医务工作者根据实际成本来与患者协商最佳价格。表面上高定价对医生有利，实际上是一枚裹着糖衣的毒药。

在医危主体文章系列自7－8章以后，理论过多，还原不足，导致某些概念阐述得不够简单，让人理解困难，我将从22章开始，改用分节方式，更为简单明确地介绍相关理论与思维。
我自数年前出国接受经济管理方面的训练，接触到的非专业人士都1）相信市场理论2）有经济学理论的常识，显然我在写着这个系列时没有考虑到中国读者的差异，尽管改革开放深入人心，但人们的观念仍旧滞后，意识不到市场的好处，即使是在官方与学术界，也有极大误区，把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的残余不利影响一古脑儿地怪罪在市场化上，这一点在医疗行业尤其显著，在中国认为医疗市场化带来目前困境的几乎成了主流意见，这些所谓的学者在都带官办性质，很大程度上不学乏术，懂不起啥叫市场，也没有能力去检验市场化——恐怕不少人连为“市场化”这一概念下一个定义都困难，更不要说按科学的方法，严格地按照定义去检验医疗行业的困境了。
经济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我们称之为无形的手，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里，经济基础也要决定上层建筑，可惜上层建筑总想翻天，去搞定经济，有形的手不可能压倒无形的手，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放弃愚蠢的尝试，那些鼓吹市场化导致医疗危机的人，都是旧有的幽灵批着新的面纱出现，遗憾的是，他们窃据了高位，导致了中国医疗危机的加深。
中国民众的大麻烦，就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残破不全的，经验上也残破不全。几十年的以德治国，宁要阿狗的草，不要阿猫的苗，各种人力市场受到扭曲与压制，人们在对市场的经验是不足的，对市场的运作理解得不够，想当然太多。在教育上，马克思主义那套大而空的哲学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学常识，让民众彻底迷失在无知与虚妄之中。中国需要普及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即使是文化层次很高的人群也毫不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度排斥商业文化，贬商褒“智”情结（“无商不奸”，“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智识阶层人群中过于泛化，这一人群可能比普通民众更需要经济学的科普。
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社会科学，但中国想当然的政治气候导致了社会科学广泛不受重视，走向了学院化，高深化，玄学化的道路，试图以复杂的分析与概念的眩耀迎合长官、蒙蔽大众，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垃圾型人才——你不说大家都明白，你一说，大家都糊涂了；而经济学的学术，也走向了“猪头看世界”所言“狗屎”境地。经济学的教授未必懂经济学，他们的学生更不用说了，以前的“正和”把那些教授与学生的脸都丢尽了，其夜郎自大的心态更是给经济学的科普抹黑。
大家要恢复对经济学的信心，这是一门正宗的社会科学，是科学，科学相对于玄学，一是易懂，二是懂的人结论是一致的，即使有区别，也是大同小异，并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科学都有其使用范围，具有工具性质，不能用扳手定钉子后，来说扳手不合格。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自然科学，所以大家不能苛求经济学象自然科学的结论那么准确，但那绝不意味着经济学不是一门可靠的学问。
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所有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懂经济学常识是必须的，因为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经济问题表述，都有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国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愈来愈多地把经济学工具引入传统分析中，诞生了大量的所谓交叉学科，比如经济法学，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阐述、分析法制变迁，那并不意味着一门新兴学科，也不意味着法学还可以另劈蹊径，象北大法学院的朱苏力那样，搞得法学界乌烟障气，最近还有人向我推荐什么孔德周的《系统经济法论》这一社会科学的垃圾，不懂法，不懂法学，不懂经济学，不懂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就不要乱卖弄什么交叉学科，什么新兴学科。
不好懂的东西忽悠的可能性大增，基于这一信条，我改变了以后对医危系列的写作方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及时的信息反馈。

我在《两个只手的搏弈》发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与医疗行为的全面市场化，对周其仁所批评的那些似懂非懂的专家而言，中国的医疗问题就是“市场化”的问题，但他们又没有“去市场化”的管理能力与具体建议，所以这样的建议多半只会招至他们更多的忽悠，但要认真思考的人可能就不一样，凡事认真，才有希望。
借李丽云案例的樊机，我想进一步阐述政府行为本身的市场化与指导政府行为的原则：维护有效益的交换。关于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由于会联系到民主、自由、结社等政治敏感话题，希望国人不因政治陈见一概拒绝，其实只要是有心人，有认真精神，即使是在现有体制下，也是可以从小事做起的，积少成多，变化终会来的。维护有效益的交换我已经多篇文章论述过了，这里更多地是举例说明其应用。
交换的原则是什么？利益的创造与分配。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官员提供管理服务，政府作为雇主，为其支付适当的薪水，什么样的薪水才算适当呢？经济学者有一个近乎本能的答案，叫市场竞争，人力资源的市场，叫人才市场，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为什么叫高薪呢？因为政府的薪水不低于，甚至高于，市场上所决定的薪金标准，政府职位相对市场中的职位具有竞争力。要形成竞争，必须要有流动，允许就职者在人才大市场里流动，然后才有动态平衡，才能知道合理的薪水在哪一个水准。事实上人才的流动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只有人适得其位，才能为社会取得最佳效益。关于人才大市场的流动应当是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我没有必要在此过多地探讨，我所关心的是医疗政策的交换之道，以及由此延伸的人才问题。
政府应当合乎交换之道，那么我们要认识到政府官员与纳税人之间交换的是什么，这一点说来很简单，却是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关要所在，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也盛行官本位主义，据说连开殡仪馆的都得要印上一长串的头衔，但日本明治维新，一位元老就警告说，有功劳的就当赏，但不能赏以职位，本着认真精神，日本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人做出了成绩，总是赏以官衔，按照有功升官的原则，中国的官员总是要升到力所不能及的程度，在医疗系统，构成医而优则仕的低效行政准则，形成张文康现象，这种文化传统可不止于医疗系统，北大陈平原教授也针对高校体系表达过类似观点。
政府的社会功用是什么？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政府是集体行为的组织者，即种族争议即国际社会竞争的参与人，这样的功能也跟我的题目相关性较远，而政府是交换行为规范的制定与维护者，就是我要论述的重点。在宏观的经济体系中，政府是行为规范的提供者，而经济社会则是这些行为规范的需求者，行为规范可以体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法律，二是行政裁决，三是道德倡议。我在这里主要探讨法规的需求与供给。
作为管理人员，有时会做雇佣决策，那么当你有一个具有不确定性任务的职位时，面临一个反应快但不勤奋的人，与一个反应稍慢而以勤补拙的人，你会选谁？勤快的人总是为管理人员所喜的，但那是管理的低级层次，本能层次。如果寻正选择，当然首选勤快的人，因为这种人能够把工作完成，面对不确定性工作，聪明人很容易走忽悠之道，即不是认真工作，而是想办法来应付你。一旦这个职位因为勤快的人做出了工作模式，我们知道了达到结果的行为方式之一以及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不确定性大减，我就当调离以勤补拙的人而用反应快的人，懒人自有懒办法，懒人会千方百计降低工作量，那么他会寻求达到同样结果的最佳途径，当一个系统中懒人找出了懒办法，则我又会调入勤快的人以取得工作的最佳效益。用人之道当然不是我这儿所讲的那么简单，我只是想以懒与拙说明社会与政府管理功用的实现，现实中勤而聪的人是很多的，新语丝的网友，包括寻正，都起码是自以为如此这般的。
我们必须要承认，管理的追求是懒人境界，即以最少的投入，产生最大的效益，但凡事必须有认真精神，以实干为始，否则就原地踏步，成天卖弄嘴皮子。以李丽云事件为例，寻求社会公正不是管理学的义务，甚至不是政府的义务，政府与社会的管理的追求目标是长期的社会效益，减少投入，增加效益，为这样的目标，社会公正永远只是手段，众多手段之一。追求社会公正的人很容易就满足于孔明斩马谡的境界，马谡丢了衔亭，斩了马谡，正义得倡，但蜀军还得继续干仗，斩马谡只是手段之一，孔明还是一个劳碌命。
英雄与悲剧都不为管理学者或管理人员所喜，当然不懂管理的管理人员例外，因为英雄与悲剧的造就都源于不适当的管理。现在的中国政府讲求和谐，无非就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和谐就讲避免争议，争议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资源要求与浪费，即使是一个简单的争议，比如左邻右舍吵架，不需要人干预，起码也浪费了邻居可为他用的时间，相互间的情感伤害也是一种社会成本。又比如说“非典”危机，中国专门以此为契机立了应付危机的紧急状态法，也就是说找到了一个或许可能解决危机的办法，但危机一旦发生，无数的生命、健康、经济都或多或少要受到打击，是啊，会有不少的英雄人物出现，不管是强迫的还是志愿的，但如同军事小说常引用的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造就无意义的英雄，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普通人容易忘记别人的生命与痛苦，追求英雄那耀眼的光环，管理学者，起码好的管理人员，会有一个客观尺度的，最佳的效益，往往由最不起眼的合理程序获得，没有危机，是危机的最好解决办法。
李丽云事件发生以后，白衣咸饭在众多的网友网评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起码在新语丝上是如此的，他并没有局限在寻求社会公正上，当然寻求社会公正也是义之所至，他持续地暴露了医疗活动中道德与法律困境，不从其业的人员当然可以选择忽略这些困境，但如果你不愿意跟医生一起去面对困境，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医生进行过多的抱怨了，医疗问题，一旦涉及争议，就不是医疗技术问题，把问题完全推给医疗服务的提供者绝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医疗争议，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就是如此大包大揽的，结果是医生病患打得头破血流。
从社会交换的角度上说，中国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广大消费者政策法规的需求不倡，其对应面就是政府对政府法规的供应不力，针对政策法规的经济交换效益低下，市面上假货伪货烂货西贝货通行，真货缺乏需求，也无人供应。
在政策法规的市场中，消费品是定制的，也就是说，消费者本身必须参与设计法规成品，生产厂家随时有义务听取消费者对法规不同特征的需求，强买强卖导致交换效益低下。用政治术语来讲，我这里讲的是民主，中国的政治课本上讲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寻正说，这是一句比庄忽悠的屁话还臭的屁话。民主不是投票，也不是多数人意志，而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过程，即寻求最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代价最小的社会决策过程。既然谈到了民主，不妨顺便批一批不懂民主却老是抱民主大腿的人，中国最近的一次民主运动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热血青年再一次展现了感动世界的激情，当然也展示了中国人之不懂民主的政治幼稚，观看当时学潮领袖们政府官员的表演，我以为唯一的区别是态度，政府官员不懂民主也害怕民主，学潮领袖是不懂民主但向往民主，民主不是施舍，也非力量，大部分的学潮领袖恐怕终生也无望领悟民主的要义。
英国是最早建立宪政的国家，宪政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政府的统治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条大原则就体现了交换的要义，交换要公平，交换的双方要达成一致，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复杂，比如说北美独立运动中根据这条原则提出来的税从民意（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政府行为规则整个儿就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争议的焦点及战争的起源。中国政府更象一个刮地皮的公司，所谓鸟过拔毛，鱼过留鳞，今年五月三十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就针对海外公民抽取了特别税，美其名曰“检测艾滋病”，其它行政部门类似行为林林总总，举不甚举，丝毫不在乎行政部门未得到立法机关的授权是无权制定此类条例的宪政原则。由于税收从未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中国的税务系统本身最大的毛病就是明高暗低，如果你交了所有的税，生意多半就不要做了，所以所有的人都逃税，蛇有蛇道，虾从虾路，大家都遵从潜规则行事，明规则么，聋子的耳朵而已。许多经济学者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 增长速度，或者起码感到惊讶，问一问税务工作人员就知道了，税务工作人员要完成“任务”，也就说上面决定收多少，而非由市场决定该收多少，在中国要讲诚实，首先得讲宪政，要从政府做起，体现宪政精神。
政策法规的市场中，需求与供给应当是动态过程。人类知识是有限的，理性是受现时条件限制的，需求会变化，供给也或以改变，所以政策法规的供需平衡应当随时调整。在需求上要求消费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立法者依据自己的情况想当然立法就忽略了需求，跟张远山玩奥义猜猜猜没有两样，结果当然是忽悠当道，好法难产难行。
这里我们就得要思考消费者如何表达需求以及政府如何制造产品。
俗话常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天赋人权说起来好听，在道义上也很有号召力，但现实却是人赋人权，没有无缘无故的权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义务，权利与义务要相称。上面谈了民主就是实现政策的交换过程，那么这里就讲自由是表达需求的工具。要让政策交换市场取得最大效益，我们就必须寻求真实的需求，用现代语言去精确地描述这些需求，而非用古中文搞得似是而非，雾里看花。众口难调，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就讲国人不善于妥协与追求整体利益，需求不但要真实，还当合理，学习产生合理的政策需求，不钻牛角尖，国人恐怕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寻求政策的人应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让我们充分交换信息，缺乏言论自由，那么谁也不敢保证获得的信息就代表了真实的需求，强调言论自由，那是因为有许多的人天生不善于表达，或者受现实条件所限，没有机会表达，比如太忙了，不识字，性格内向等等。语言本身要受思维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用语言表达，也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包含了真实的信息，那么，人身自由，消费者用脚投票产生的信息就格外重要。充分的自由导致更为合理的市场平衡，这就是为什么人的自由会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人身与言论自由可以保证需求信息的准确，但不能保证需求信息的充分与合理，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在自由基础上衍生的权利，叫结社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并不是要大家加入某一政党，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而是社会对来自个人的需求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的过程，人人都需要对自己有利的政策，但社会只能有一个政策，需求信息可以通过社团活动更为有效地表达，寻求有妥协的合理需求。我以前批评中华医学会这个木偶组织毫无社会价值，因为它从未体现过医生行业，医务人员对政策的需求，更从未接纳社会需求信息寻求妥协之道，比如说李丽云事件，你就见不到医学会出面讨论这种人命关天的道德与法制困境。
不仅仅是医生医务人员需要结社，产生利益团体，广大消费者更需要自已的利益团体，对自已的利益在社会层面进行对话与协商，在政策的需求中体现自已的价值。当需求指向矛盾的方向时，立法机构就陷入困境，如果强制立法，就必须寻求多数原则，但这并非最为有效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所以充分的讨论与寻求社会共识始终是产生合理高效的政策需求的关键。缺乏共识的领域，即使有明晰的规范，法律代价被限制，也存在很高的社会执行成本，难以避免争议的发生。
有了合理的需求，那么政府就应当及时地针对需求提供定制产品，即相应的法规政策，政府产生法规政策必须遵循宪政原则，也就是经济交换原则，否则劣法劣规不断，法规本身可行性差，不但降低现有法规的尊严性，也为有法不遵的意识推波助澜，有时不但不能预防争议，反而因法规产生更多的争议，导致社会整体效益降低，比如前述“爱滋病”税就可能浪费纳税人钱财与边检实验室检查人员的精力。
现代经济社会日趋复杂，政策需求也根本不可能一致，那么立法人员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专业修养，以及经验来应对立法需求，定制合理产品，中国的人民代表们，恐怕很多连政策需求涉及到的争议都未搞清楚是什么就在投票。面对日趋庞杂的政策需求，中国当寻求提高民意代表的立法水平与经验。由于需求的整合与立法行为互动，社会很多时候需要更长的时间达成一致，所以有如下建议：
一、    延长立法周期，给于民意代表更多的学习与讨论时间。
二、    部分民意代表应专业化，常年参与立法行为。
三、    增加咨询民意与民意社团的行为。
四、    明确规定行政部门权限与义务。授权不当过度，授权要授责。
五、    为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配置法学专业人员。
六、    设立预算部门，立法执法当有预算，立法机构的预算部门要独立于其它政府部门的相应机构。
七、    民意代表不应当是义务劳动，不当是由民意代表雇主捐献相应劳动，应有与服务价值相当的报酬。
八、    民意代表在选举前还是跟选民多见见面罢，只选不竞毕竟不象话，关键是不能真正地代表民意，社会共识就成了镜花水月。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长长的改进立法机构能力的建议清单，就不进一步献丑了，事实上可能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有那么一个长长的清单，行与不行，不是我等说了算，发改委也未必作得数，就不深入讨论这方面的东西了，咱们回到李丽云事件上来，看我们的政策需求与供应。
李丽云事件最大的根源是贫穷，那么我们有针对贫困救济的医疗政策需求，这一个需求虽然看上去很明显，却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现实与合理的需求，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代表贫困高危人群为这样的政策呐喊，社会还从未考虑过如何定义贫穷，又该谁买单，以及如何支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李丽云事件的第二个提示是如同西风独自凉网友所奋怒的那样，医院负有急救义务，特殊干预义务，但人赋人权，权利与义务相当，是什么样的权利产生了这一个义务的？明辨产生这一义务的基础，我们才知道往什么地方寄账单，需要形成社会共识，也需要法律明确医疗责任与财务责任。这个政策需求的焦点不是李丽云的贫穷，而是急救，比如说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出了事故，那急救只管救命？还是追求全面康复？
李丽云事件的第三个提示是太蔟所主张的人权，知情同意权是权利不是义务，如果病患拒绝治疗了，你还治疗，知情同意权就当改名叫知情同意义务了。李丽云事件后卫生部又出面和稀泥，搞什么“签字制度并不意味着责任的转移”，毛群安代表卫生部又开始忽悠大众了，看示公允，实际上屁话一句，任何东西都不意味着责任的转移。知情同意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手术并不都要进手术室的，不签字的手术寻正以前做得多了，大家住院输液签字了么？输液出问题的又不是没有，为什么有的医疗活动要签字，有的不签？医疗机构还是配合消费者整理一下这方面的需求为是。当知情同意权与急救义务冲突时，最好还是有法制轨道保底解决为上。
李丽云事件的第四个提示是在急救义务上的引伸，圣经新约里耶酥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邻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一个人被强盗打劫，重伤顿地，有祭司路过，装做没看见，走了，接着有利未人路过，也不闻不问，最后来了一个撒马利亚人，他慈心照顾那重伤的人，送进旅馆中，还愿意承担后续看顾费用。在美国与加拿大有相应的好撒马利亚人法规（Good Samaritan Law）以劝人行善，保护行善人不承担善行的不良后果。中国常有行善者被起诉的报道，这方面的需求未被有效地揭示与综合。医生在非正式医疗场所，比如火车上，野外，路边是否负有急救义务？如果没有但医生基于善心帮助那是否有医疗责任？如果是培训期的未来医务人员又如何？
李丽云事件的第五个提示当然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肖不签字很大程度上缺乏对医院的信任，中国如果任由卫生部忽悠下去，医患关系永无改进之期。消费者有什么样的要求？作为医疗交换的弱势方，中国需要病患权益保护法规，其中当包括隐私保护，治疗选择权，知情同意权，建立客观公正的医疗事故鉴别与赔偿程序，医院把医务人员保护起来会滋生坏医生，同样卫生行政部门的老子观念只会产生令人无法信任的医院。卫生行政机构应当成为消费者的保护神，而非医疗机构的产权所有人与保护者。
李丽云事件的第六个提示是政必出多门。警察是合法的暴力机关，法院才能代表法律意义上的行政裁决，卫生行政部门只能是涉及法律事务时提供医疗技术上的咨询，绝不拥有执法权与裁定权。如果医院内有相关负责医务官员可以授权施行急救义务，那么这样的医官当有来自法律系统（而非卫生行政系统）的授权，当起誓忠于这样的责任，通过适当的组织机构上的安排一定程度上排除不适当的利益关系，国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程序与违反程序的处罚。一般而言，政府的行政部门当特化以有效地应对相关社会问题，通才模式低效可耻。
根据白衣咸饭提供的资料，还有储多医务伦理与法律上的问题亟待探讨，希望有法学背景的有志之士，特别是长于卫生法的人进一步贡献，进一步从细节上深入讨论法律需求与供给，将甚为感激。
法律不是道德，可行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所以要精细，要全面，要繁杂，不要粗线条，不要笼统而论，不要似是而非，更不能想当然。众多在李丽云事后跳出来评论的法学专家都显得很幼稚，这里点一点北大法学教授孙东东的名，他就李丽云事件评论说“一项法律法规，60%的人说好，能够受益，这就算是好制度了”，难道北大法学院就只会忽悠人么？连什么是好制度的判别能力都没有，还是法学教授，还专卫生法？看来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兵，朱苏力胡扯，孙东东就跟着乱说。
好的法律就只有两个标准，一是预防争议，二是有效地（用最少经济资源）解决争议，相辅相成，好的法律促使好的交换发生，抑制不好的交换不发生，社会效益最大化。检验上述理论标准的现实依据是法律的执行难度与程度，恶法难行，劣法不易行，好法倡行。上述论断亦适用于法上法，即产生法律的相关法律。
我在这一章讨论针对法规政策，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交换，社会各相关利益团体应当整合个体的具体法制需求，寻求共识与妥协，动态地与政府立法机构对话定制法律产品，整合需求的过程中，自由与结社构成必要条件，自由保障需求的真实，结社保证需求的充分与理性，而法规政策的交换的原则就是民主的根基，宪政的基本原则，即统治者经由被统治者同意的方式进行统治。提高执政水平，当提高立法者素质，提高立法体系专业化与敬业程度。针对李丽云事件，指出其中六个潜在的法制需求领域，要么尚缺乏共识，要么还缺乏对问题的清晰认识，要么政府体系还存在巨大组织上的漏洞。适当的政府组织与管理，当寻求对政策法制产品进行充分的市场化，才能建立好法，有法可依，才能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由于我们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还过去的医疗体系，寻正每一揭正在流脓的伤疤，就会招致某些或聪明或糊涂的体系内外的人的攻击，大家看到我发文几近二十章，还没有多少实在的建议，只是在破除陈旧观念，攻击忽悠思维，许多的人多半已经不耐烦了，尤其是那些体系内的人，觉得我多半只是众多抱怨者中的一个，未必有什么好的良方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那科学之外还得有技术与艺术，违反科学的技术是不能成功的，但光有科学却是不够的，懂科学的人未必长寿，长寿的是按照科学努力实践的人，其实实践的人只要路子暗合科学之道，尽管可以不懂科学，也一样能长寿。比如吸烟，吸烟害人害已，后患无穷，那是科学，但如何在实践中使用科学，那就得看社会与公众的决心与创造力了，可以从法制轨道、道德约束、与社会干预等多个层面入手，寻求降低吸烟风险。所以说，我的建言只能是一个根基，讲的是系统大原则，具体如何实现，那就得看实践，看业内人的艺术创造。
我一开始用医患关系点明危机的存在，因为那就是中国有大病的医疗体系的最显著的体征，你可以不同意我对医生道德的评价，但你多半否认不了中国医疗体系存在着大问题这一事实。我以前只是列举事实，现在要进一步分析事实背后的规律，期望通过对这些规律的探索，为医院医生进一步改善关系提供力所能及的建议。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医生与病人的利益是同一的，即都期望取得医疗投资的最佳效益，在最佳效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分配，在大块蛋糕上小切一块，也可能多于抢得整个小蛋糕，医疗系统的管理者与设计者一定不能失却这种长远眼光。
在日常经济交换中，尽管我们很少诉诸寻求合同法的实践，我们的交换却是受合同法规保护的，如果任意一方有违约行为，对方是可以依据合同法或者普通法（Common Law）寻求法律上的公正，比如李二用假货换了张三的桌子，张三就有权利取回原先的桌子，退还李二的假货，外加浪费在交换过程中的成本，以及一定的惩罚，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就能保证李二与张三之间的交换是公正的，符合双方的利益。缺乏这种明析的产权保护，交换的热情就会被抑制，张三李二会花更大的成本对对方的产品进行调查。在以道德为保障基础时，张三李二会形成长期关系，李二用假货欺骗张三，那么会损害自己的长期利益，因为张三会传播李二的行为，造成道德伤害，失去信誉的李二交换范围大减，得不偿失。
前不久一位美国妇女到警局报案，要求警察抓获售卖假毒品给她的人，强制毒品贩子给予她物有所值的真毒品，一时之间成为笑谈。这位妇女真的是如同普通人相信的那样笨到了极点么？其实不然。我们在这里一定要问，不受法律保护的交换为什么可以发生。大多数的毒品交易不外两种情形，第一种是长期关系，供货方供了假货，那么将来就没钱赚了，第二种是在陌生人之间，一定要现钱现货交易，既然是非法交易，那么为什么其中一方不抢了对方的东西就跑呢？当然这也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非法交易还是很顺利的。这里就有一个利益威胁原则在里面，甲乙进行非法交易，甲毁约会招至乙的报复，尽管乙的报复是以自已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但甲面临这个真实的威胁时就必须计算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本身就有强大的利润，甲不选择毁约。所以非法交易的最佳地点可能还是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因为对方要抢，当事人只要尖叫一声，自己也进监狱，但对方判得更重，这样的话，交换双方完成交换的意愿最大，存心欺骗的，就要承担极大的风险。这位妇女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傻，其实不一定，起码以后谁再卖假毒品给她都得要三思而后行。
黑帮之间也要进行交换，当然也不时存在毁约行为，然后大家就看到众多的新闻报导，黑帮之间有了火拼。黑帮之间的暴力行为可能有性情、争抢、谋夺等因素在内，但更多的却是维护黑帮交换模式。黑帮交换的特点首先是非法，其次是大家都有案底，如果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诉诸法律体系以求损害对方，这种代价太大了一点，由于黑帮交换涉及面广，黑帮社区就会形成不成文道德约束，不允许这样的行为，那么黑帮维护交换“公平”性的唯一方式就是人身直接威胁，同样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以求损害对方的利益，但诉诸暴力不诉诸法律，因为法律的代价比暴力的代价更大，只有在极端不公的情形下，黑帮成员会诉诸法律，用这个终极武器威胁对方，维护黑帮交换（叫鱼死网破，大家都彻底脱离有大利的黑帮交换）。
大家常看电影就知道，只要有了官场严重的腐败，或者警察中出现有坏蛋，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寻求黑帮正义，即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而损害对方的利益，这是人类天生的直觉，因为这样的行为构成一个维护黑帮交换的现实威胁，之所以是现实威胁，因为不停地有人为此而行，那么在系统上就维护了黑帮交换的“公平”性，让将的黑帮交换可以持续进行。交换之所以要持续地发生，因为有巨大的交换效益。
中国的医患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个忽悠成性的卫生行政系统，主管这个系统的大部分人不是法盲，也是半法盲。首先这个行政体系是中国绝大多数医院的拥有者，而卫生部又从来都是以医院医务人员的保护神、老子自居的，事实上也是那么做的。卫生行政系统一直把医疗纠纷的裁判权、管理权、定性定量的权利凡是能捞得到的，必定要捞在手里。儿子跟人发生纠纷，老子出面做裁判，中国的医疗纠纷，要有多“公正”，就有多“公正”。高等法院看不下去了，横插一脚进来，搞有罪推定，医生必须证明自己治疗行为的正当性，而不是患者证明医生的失误（医生常抱怨的举证倒置，常规的诉讼中，原告负有举证义务），中国法院的公正性也有限得紧（不要忘了武汉与西安的法院与法官们），尽管有罪推定在前，却有医院医生公关在后，处于弱势（这没办法，曰信息不对称）的病患完全没有机会求得哪怕些许的公正。中国患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放弃交换，要么是寻找维护高效益交换的替代途径，也就是黑帮定则，舍得今天把你这黑心医生拉下马，为的是大家明天可以放心交换！
黑帮定则在总体上是有效的，不遵从交换原则的人会被报复手段剔除出黑帮市场，报复手段也可以阻止黑帮成员的投机行为，但黑帮行为维护交换却有巨大的社会代价，那就是经常发生法外争议，寻求黑帮解决之道，比人多势众，比脸厚心黑，拼血气，拼耐受力，以人的性命与人身安全为代价，造成了中国医疗系统全球一支独秀：医生与病患及其亲友打得头破血流。黑帮定则的有效性在医疗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充分、生物体医疗过程的不确定性而大减，即辨别医疗投机行为非常不易，出错率奇高，胡万林大行其道，而不少好医生反而被砍，不正确的信息回馈，导致更多的医疗纠纷，也就是社会大众对医疗系统的信心日降，引起更多的黑帮较正行为，好医生成长困难或脱离医疗活动，医生整体素质下降（胡万林与肖候选、中国魏、张拿米等比起来算小巫），又加重黑帮较正行为的倾向，整个过程恶性循环，大家成天为医疗界恶性事件困绕。
我将在以后的论述中讨论摆脱黑帮交换模式的宏观正道，但宏观正道向来难倡，需要社会更大的动力，我在这里略论医院与医生寻求解决医患矛盾的微观管理之道，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法制与道德环境中，作为医院的管理人员与医生可以如何行事摆脱，起码减少，医患纠纷。
寻正算是经济学的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经济人的倾向多于社会人，但管理还讲求社会人的假定，寻求人性积极的一面，两个角度的切换并不一定平和自然，有时会有表面看来相冲突的建议，那是受限于本人的学识，未能讲得清晰，还需要读者从自身经历与实践中加以验证与较正。
第一点建议：认真与重视。在管理活动中，人的态度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彭德怀上万言书，那是因为他认为饿死人是大事情，有了这个态度，解决问题就有了希望，毛泽东敢言以一亿人搏核弹威力，那么饿死人在他眼里算小事性，甚至不算事情，所以所有的希望在他那里就化为泡影，国人随后大批饿死，几十年营养不良。医院与医生不承认医患危机，那危机绝无解套的可能，不重视医患危机，危机也绝不会自然缓解。
认真则要承认医患关系危机这个事实，即使你的医院走好运，未有大的医患纠纷发生过，也要承认中国的这一社会危机，寻求解决与预防之道。医院的管理者应当牢牢记住，给医生护士分发钢盔武器是忽悠之道，似是而非，医生的责任是医疗活动的组织与实施，钢盔、武器、与武术只能让医生变得更为脆弱，而不是在医患关系中变得强大。“认真”二字构成解决医患关系危机的系列行为措施的灵魂，也是管理学的要义。有了认真精神，你才会想去量化你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寻求改善与解决之道，否则就在忽悠中浪费时间与精力。比如说，应付卫生行政部门的检查，有病患满意度的调查一项，医院的管理者就不当忽悠应付之，而是把它当着一个机遇，检验自己是否存在医患关系危机的依据，本着认真精神，你在收集医院服务质量的信息，你如果连自身与环境基本信息都缺乏，那就是只管不理了，其结果当然不言自明。调查病患满意度并不是一件易事，人性易变，人的认知也易变，不但受当时的环境、调查手段与工具的影响，甚至还受后来的知识、情绪、与环境的影响，认真的人都会问你是否得到了“真正”你想要的信息，不是几个简单的你对这项服务是否满意的问卷就能解决的，只要认真思考，常人也可以科学地设计满意度调查，当然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可以更为省力可靠。
重视是把解决医患关系的论题放在管理议程中的首要位置，未必是第一位，但必须要有相关组织结构与行为作为保证。比如日常管理人员的周会与月会中列入相关讨论内容，有目标、有任务、也有进展分析，管理活动是一个学习、实践、尝试、与较正的过程。医院可以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应对这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可以单列部门，可以成立委员会，也可以是其它临时机构。许多人会以为寻正的建议是小题大作，如果医生这一医疗机构的核心技术载体的死伤是小题，那我看不到医疗机构中还有什么更大的题了。
第二点建议：扩大服务范围。医疗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从远古的巫术，到现代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都是社会，心理，与个人的问题，医院要想从医患关系危机中解套，增加人文关怀势在必行，医院不能忽略患者的社会生存环境，就医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以及医疗活动的社区与社会效应。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也许并不需要医院承担这些服务责任，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制，忽略社会问题就意味着恶化的医患关系，医院就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些服务责任，在社会发展变化中进一步寻求合理的配置之道，但活儿先干起来再说，实践中寻求突破与扩展。
医院应当增加心理咨询服务与雇佣相关专业人员，这是一个合理的捆绑服务，当体现在医院的日常成本中，相关专业人员还当寻求合理的收费渠道，以减少这种成本需求。
医院当增加法律道德咨询服务与雇佣相关专业人员，由于中国法制的不成熟与系统的可靠性差，普通民众不仅仅只是对医院与医生缺乏信心，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更加信心不足，极易寻求黑帮公正，走法外纠纷的道路，我以前讨论过，纠纷当首选道德上的排解之道，次选准法制的排解之道，最后选择法制轨道。医院当设立伦理学机构，比如医务伦理委员会，应当是一个常设机构，负有提高医务人员伦理学水平与实践及排解纠纷的责任，纠纷不但包括医患纠纷，还包括医院内部人员间的纠纷。医院应当有法规咨询机构，比如律师办公室，应当是常设机构，对医院与患者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也可以综合上述机构功能，成立专门的医患关系办公室，邀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参与服务，增加纠纷排解过程中的公正性。
医院当加强安全服务，当警察部门经常性地失职时，加强安全部门势在必行，如果医院不能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执业，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国内的安全部门很容易流于形式，医院的警卫不应当只是看门，也不应当只是雇佣年老体弱的亲友或者体弱价廉的民工，在美国不少地方可以看到一走路就喘的胖警察，但那些地区几十年上百年未有安全事件，警察的功能不是提供安全服务而是一些安全相关的服务，当医院面临日益增加的暴力倾向时，警卫人员应当1）随时处于警醒可以立即行动的状态，所以警卫人员要在当班时各处巡查，始终处于运动状态，2）要有适当的武器与身体素质，有威慑力，针对日常安全服务有系统训练 3）要有敬业精神，为保护医院员工与消费者的安全甚至愿意舍弃生命。如果病患亲友进入医院产业范围后人身与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障，被窃后医院愿意有所赔偿，那么这样的医院安全服务可以值得赞扬。
医院应当有能力提供财务咨询服务，当医院接收到有财务困难的病患时，应当及时启动该项服务，让患者效益最大化，为贫穷患者提供适当的救助。后者要求医院成立贫穷救助基金，向社会募捐，寻求志愿者服务，转化志愿者服务进入该基金，以备急需。医院还应当考虑引入信用模式，允许力有所不能及的患者提前消费，后续收取费用。
医院应当引入建立志愿者服务体系，志愿者服务不仅增加医院服务质量与数量，也促进医院产生一种人文关怀精神，人本主义精神，增强医务人员与病患的社区意识，通过志愿者教育大众以及未来的医务人员医疗常规知识，理解就是建立共识的第一步，志愿者也一定程度上督促医务人员的敬业道德行为。
第三点建议：改变医患关系模式。医者仁者之心，当以恢复患者健康为已任，患者身痛心苦，医者感同身受。传统儒医学者的虚伪做作在一个描述“医圣”张仲景的故事里描述得最为清楚，话说南阳有一个府台，据说坏事做了不少，反正大家公愤就是了，张仲景的儿子给他女儿看病，搞了个悬丝诊脉的闹剧，当然高明的“医圣”之子也不同凡响，从丝上就听出了大家闹得不亦乐乎的“孕脉”，但少年不够老成，老老实实地给府台大人说了，府台大人不相信，气他小子乱说，一阵梆子打了出来，“医圣”为子报仇，邀喝了一大堆人拜访府台大人，趁看“舌态”的功夫给府台小姐下了药，两分钟后小姐小产，生一娃娃哇哇大叫报信证实了“医圣”之子的医术的遗传性，于是乎府台得惩，皆大欢喜。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医圣”者，我以前说他是跟在急性传染病后骗得荣誉，现在说他是一龌龊小人，故事多半非真，但心态却多半不假。西医传入中国，中医西化，西医认得明白的认得不明白的中医都大展神威，西医中化，医患关系模式上走了中医的路子，缺乏真正的仁义道德，没有长久的医患关系，缺乏隐私保护，很大程度上也缺乏同情心。
医院当首先求改进医生与其他医务人员与管理阶层的关系，医生得到尊重，患者才可能得到尊重，这里仅需要一点常识就可以明白了，人的情感是会相互感染的，微笑引发微笑，悲伤诱导悲伤，对工作环境满意的医生，才会产生满意度高的病患。怎样才算尊重医生？问你的医生去吧！不是寻正卖关子，而是管理上的现实问题就是如此，你懂得就医生的满意度咨询医生，那就是尊重医生的第一步，其后步步相随，水到渠成，就不多说了。怎样让病人满意也当循同一模式。
医院当寻求长期的医患关系。医患关系不仅是患者与医院的关系，更是患者与医院中特定医生的关系，医院应当通过改革就诊、入院、随访等医疗程序，鼓励医生与患者建立人际关系，在个人基础上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这是提高医务质量与防止医疗纠纷的关键。医院应当建立主治主诊制度，病人是某一个医生的病人，而非医院的病人，医生的收入与医生诊治具体病患挂钩，要有让没有病人的医生下岗讨口叫花的决心与行动。医院要有为病人而非医生服务的自觉性，医院对医生的义务就是提供医疗活动的场地与资本，保护好医生与清理坏医生应当是医院的长期策略。剔除了坏医生，医院才有吸引力。
医院应当发展拓展业务。发展拓展业务不是说拓展业务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要打破坐堂医生的模式，医院应当主动地寻求业务，把病人主动地请进来，就象大家请尊贵的客人一样，如果是贵客临门，当然就会毕恭毕敬，好好地待客，如果是客人强迫要到你家作客，你自然而然会慢待他，希望他识相，下次不到你家作客。发展拓展业务就是一种医疗行为模式上的战略转向，从人求变求人，医患关系将大为缓解，医疗质量会自然提高。
医院应当设定一个回诊病人指标，具体考核有多少病患是回头客，回头客熟悉环境与医疗服务程序，交换成本相对较小，应当在医生的收入计算中引入这类指标，明确显示于医生长期医患关系的价值。
第四点建议：发展医患关系的专业管理。这一点是具体建议，独立于医务处设立医患关系办公室，代表医院对社区、病患代表、具体病患、随访病患进行联络，对医院涉及医患关系的各种医务与非医务活动进行监督，这是属于草根层次的管理，有别于医务处的对外（对上）关系管理。在一个设置良好的医院中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医患关系走到法外纠纷与暴力冲突的地步，但目前普遍的不信任状态会导致即使是好医院也会出现极端冲突，那么，这个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应当有一整套的应急方案，在冲突中要敬业地站到第一线，保护医务人员及提供缓冲，行政管理人员要有经济学基本常识，专业的人员比非专业的人员更为有效地解决问题，绝不要让医务人员参与矛盾与冲突的管理。
第五点建议：为患者设立权益代表机构。想当然者一看这条建议就起哄，医患争议我还得培养一个对手来跟我争！是的，这条建议就是那么实在，医院面对争议应当培养自已的对手。在哲学层面我们应当意识到医患二者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很多时候甚至短期利益都是一致的，一个明确可预见性的对手可以确保这种一致性，变困境为双赢，最大程度地限制零和搏弈。
大禹治水，疏而不堵，当患者及其亲友被置之不理，弃之一旁，他们寻求纠纷与冲突的解决之道往往因国内政治行政环境走上黑帮之道，这是医院所不愿乐见的，而患者权益代表机构则可以让争议、纠纷、与冲突理性化，通过道德、准法制、以及法制轨道来解决所有争议，寻求最小的社会成本取得最好的效果。
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本身并不代表患者的利益被合理地代表了，就象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协会那样的东东是不必要的，欺骗永远是愚蠢的行为，一旦这个机构失去了病患的信任，所有努力付之东流，政治上的做秀可以强加成本预予社会，医院做这种秀就纯粹是增加成本了。病患权益代表机构应当有独立的预算，服务人员应当以志愿者为主，专业人员为辅（提供技术支持），维护病患利益当真心实意，这个机构在院内应当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接受患者投诉并能立即采取行动，有行动纲领有实效，医院肯定会因为这个机构吃小亏不断，医院内的工作人员也会因为这个机构吃小亏不断，但俗话说，吃小亏占大便宜，医院有了信誉，业务稳定增长，要学会吃小亏防大亏占大便宜。
病患权益代表机构当有权监督，随时抽取复制患者病历，医院当严禁事后修改病历，嫌病历不工整，当寻求另外的解决之道，不当重做病历，重抄修改病历，真的都得做成假的，公信力全失。由于国内医院普遍视病历为医院私有财产，所以高院并不真的存在举证倒置，患者连自己的病历都没有权利查看，你让他们如何举证？既然医院视病历为私有财产，当然就负有举证责任，权利义务相当，逻辑自洽。要纠正所谓的举证倒置法规，首先认可病患对其病历的所有权，医院只具有管理权，由于医院对病历只有管理权，它也就无权修改病历与翻新病历，也同时产生隐私保护义务。医院短期对员工的保护，产生的无非是长期的技能低下，其中利害关系，管理人员应当认识清楚。
是人就会犯错，还会通过系统作用而放大，医院各系列功能应当互相监督，互不信任，病患权益代表作为最后的防大错关口绝对不可省略，省略则无望改进现有的医患关系。
第六点建议：多一点点管理与社会常识。这一点建议是预防性地针对可能的反对声音而发的。
常识一：医院并不需要每一个患者身上都赚钱，该赔钱的就大大方方赔出去，起码赚个好名声，扭扭捏捏的人，赔得更多。赚富赔穷永远是正道。
常识二：医院有太多的冗员，周其仁估计高达40%，没必要向我抱怨没钱做该做的事，管理水平的高低不看你是否有裁员的决心，而是你变废为宝的能力。
常识三：患者永远没有错。这里不是指患者行为的正当性，而是医院医务人员的态度与行为标准。先纠错于已，方能论错于人。
常识四：社会不会苛责医院医生。如果你觉得苛责了，多半态度有问题，跟常识三相似。
常识五：管理难有僵界。社会机构的管理难以有份内份外事之分，份内事可以从份外解决，份外事也可以变为份内事，生在中国，就得适应中国的条件，有些事情，你不做，没人做，就当认为那是份内事。
常识六：所有的商业机构都会有坏账呆账烂账，形式不同而已，拒绝表面上的坏账，可能一辈子打烂账，重要的是学会成本管理。
常识七：信用是经济之本，人人都有信用，管理手段与方式不一样而已。拒绝信用的医院不是好医院。
常识八：赚钱是经济单元价值的体现。医院赚钱理所应当，没有利润，就没有效益，就没有事业。相反，行为上做该做的事，有了事业，就会有效益，也就会有利润。
以上是我对改善医患提供的建议的一个不完全清单，最重要的是本着认真精神，重视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之道，而非回避问题，医患关系危机可以因此逐渐化解，还可以增强医院的竞争力。
总结而言：由于系统设计者的忽悠，医患纠纷走入黑帮模式，以暴力冲突，利益共损威胁潜在的投机者，但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生物体康复的不确定性，黑帮模式不能维护医患交换的正当公义性，反而逐出好医生，留下差医生，形成恶性循环。在以现有的社会政治环境为限制的条件下，我为医院提供管理建议，要有认真精神，重视医患关系，扩大服务范围，扩充人文关怀，发展长久具体的医患关系，责任明确，对医患关系要形成专业化的管理，对潜在的医疗纠纷当疏而不堵，主动设置病患权益保护中心，引导争议的解决走合理有效之道，寻求一致的医患利益。最后建议医院管理人员学习一些管理学与社会常识。

如果说直立行走让人类拥有了向前看的眼光，那么货币的发明就为人类走向那种眼光所能看到的任何希望一步一步地铺出了阶梯。货币本身没有实用价值，但并不妨碍有的人把“数钱数到手抽痉”作为最高理想，不是钱本身而是社会财富的掌控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我在以前说了，货币与商人是现代经济的根基，因为它们极大地降低了交换成本。货币的使用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高时也可以让人的财富消失于一夜之间，经济人是理性的，当使用货币有很高的成本时，他们会使用其它机制代替货币而完成交换，但他们决不愿意放弃交换，因为只有交换才能让人类的潜力完全释放。
人类的货币体系是以自然界的稀有物品开始的，比如贝壳、石头、甚至羽毛等，其关键在于早期的人类社会缺乏有力的政府组织可以管制货币，避免不了货币的管制者大量制造货币（大家不要想象原始人制造货币有多困难，起码可以在石块上刻字）而掠夺社会财富，自然界最公平，当发现新的货币的成本与进行财富创造差不多甚至要多一些时，人类没有动力依靠发现货币而致富，从而保证了货币体系的稳定与交换的公正性。
货币的特点是本身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人类的交换却并不那么受货币的限制，比如一个商人可以用绢帛来结算，这种实物既有使用价值，也能起货币的作用，我们称之为通货，黄金白银称为硬通货，本身有使用价值，却很大程度上起货币的作用，基本上不担心贬值的问题。因为黄金白银被当成了通货，它们本身的价值被明显高估，远超出真正的供需曲线所决定的适当价格。
货币的成本有两类：一是通货膨胀背后的铸币收益（Seigniorage），第二类是商品交易税。铸币收益很简单，印一张钞票只需要5分钱的成本，但钞票的票面价值是10元，铸币收益是9.95元，由于铸币权往往为政府所有，所以铸币收益也被称为铸币税，但我觉得铸币收益更为准确，税收必须与政权挂钩，带强制性质，当银行的通票因为银行的信誉被流通者认可成为货币时，银行完全可以不需要强制权力而获得铸币收益，银行并没有征税的权利，也没有征税。
铸币收益是一项合理的收益，随现代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否则就会通货紧缩，通货紧缩让你手中的钱越来越值钱，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听起来很爽，但现实中却很可怕，因为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规模的削减，生产能力的降低，你能挣的钱越来越少。如果有时间机器，不能欣赏现代科技的人该被放逐到远古时代。马克思在好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人类的生产能力在大多数旧有产业中已经超过了人类需求，他老人家命之名曰生产过剩，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的瓶颈很多时候是需求，钱越来越有价值，大家就不会花钱，等着钱升值，没有需求就不能生产，否则是浪费，不生产，当然社会财富不被创造，经济规模越来越小。所以说，适当的通货膨胀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准确地预计未来的货币需求，宁愿错在多提供货币上，不愿错在限制经济规模发展上。但过度地供给货币，尤其是在绝对垄断状态下，那就是直接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了，既不道德，也对经济有害（大家的思想实验要往反方向想，这回商人不干了，积聚货物以取利，同样妨碍交换）。
税收是以货币，我称之为显性经济，为基础的，你去商场买任何东西都会交税，即使你不直接交税，也会由商家，商家前端的分销商，再前端的厂家，向国家交税，原本价值1元钱的东西，税收可以使其价格增加数倍，这就是为什么黑市那么有吸引力，中国人那么喜欢逃税。不适当的税收会抑制显性经济，相当于杀鸡取卵。
货币的使用成本会导致经济隐性化，即大家基于替代货币的通货而进行交换，从而回避货币系统的成本。基于寻正的唯科学史观（唯物唯心被用烂了，在这儿创造一个大家或许所爱的词），如同市场与组织一样，我是不会承认显性经济的先验性的，认为隐性经济先于显性经济，但显性经济优于隐性经济，隐性经济被不断地显性化，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只要大家不被经济学家一连串的头衔或者他们嘴里不时蹦出来的生辟专业词汇晃花了眼，经济学是一门大众学问，应当开进小学，我的这个建议会把时常插葱装象的“大人”们吓一跳，但常来新语丝的人，应当见奇思义了。为什么要开进小学呢？因为经济生活无所不在，更因为我要举小孩子为例说明隐性经济。我们时常鼓励小朋友要分享（Share），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那是良好的道德体现。今天A分享了泡泡糖，明天B就分享他的气球，下一次C就分享他的脚踏车。大家看到什么？交换。
我讲道德是经济原理的体现就用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分享时期为基础，分享就是基于道德的交换，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我们并不忘本。小孩子之间的交换同原始共享时代的交换没有两样，维持这样的交换，或者说交换的通货，是道德，你可以说是来自成人的赞颂、同行压力，也可以说是发自人类内心的真正向善的心，为什么不呢？即使是虚妄，也可以增加我们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的感觉又不要钱（虚伪的道德主义者之所以讨厌，就在于他们在不需要道德的时候高唱仁义道德，而真需要道德的时候，他们却对别人的道德大打折扣）。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了隐性经济，隐性经济是许多社会现象存在的根本，在很多领域跟显性经济互为补充，由于它的先验性，人类社会绝对不可能完全摆脱它，很多时候只能进一步去发展它。划分一种经济交换行为当使用隐性还是显性经济模式时，其决定因素是交换成本，那么隐性经济交换的成本在哪里呢？
隐性经济的最大麻烦在于通货的不确定性与非实体性，除非是物物对换，隐性经济在人性的诚实上投放了太大的赌注，我已经论述过了，物物对换受太大的自然条件限制，不能形成规模。共产主义的失败，说穿了，就是隐性经济规模化的失败，人性上的失败。举例而言，当中国几十年前几乎人人口必称政治的时候，政治成为一种道德通货，政治上优秀的人随时可以享受大蛋糕，而政治通货欠缺的人，比如黑五类，就生存困难，失去政治通货的人，比如“人民的敌人”，就随时有性命之忧。道德通货的麻烦在于，刘少奇因为捧红了毛泽东而积累了大量的政治通货，但一旦他的道德通货有超过毛泽东的趋势，毛在一夜之间把他的政治通货取消得干干净净，还让他在一个天文欠条上签字！是啊，刘拥有许多的道德通货，但是是非实体的道德通货，刘怎么能证明他有那些通货呢？曰民主制度，但悔之已晚，他的通货可不是依靠民主制度积累起来的。
隐性经济导致投机行为，投机行为抑制交换，尤其是大规模交换的可能性。我以前说道德的约束力差，但如果你以为这一点构成了隐性经济的高成本，那就错了。道德的约束力差是因为被显性经济行为取代才变差的。现在时兴什么一夜情、婚外恋，当隐性经济点主体地位，儒教的三纲五常可不是说着玩儿的，逮到了，很多时候都会被逮到，是要浸猪笼的。不孝子在那时可不是受白眼那么简单，不按道德规律行事，整个经济与人身安全都直接受影响。儿时多次听老人讲故事，说一个外出的游子发达了，当了官回乡省亲，被邀请到上席，明显儒教礼仪学得不过关，不客气地在长辈面前取走了鸡头，族长毫不客气地依宗法道德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板子。事实上大家看一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明白了，道德的约束力一点都不差，很多时候超过法律。
道德通货的麻烦在于不可预见的通胀与通缩，人可以掩盖真实目的，可以伪装道德，道德不能量化，只能象征性地给预个别人以较高的道德评价，当大多数人不能获得这种显著的道德通货时，人们缺乏交换的动力。回到小朋友身上，他们自然而然（也可以说是出于父母的影响）地在面临重要的个人物品时就停止交换，他们所交换的是不那么重要的物品，也就是说，将来的交换中即使利益受损，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不受太大影响，你如果以为这就是基于道德交换的一般模式时，那就错了，道德交换可以发生在重要的物品上，也往往发生在重要的物品上，关键是看经济显性化的程度，也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程度，以及货币的成本是否太高。
以前介绍了现代医院是以基督教教会医院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其根本是社会福利机构，也是隐性经济的标准形式，有钱人的施舍也的确是对这些早期医院有利，但这种施舍未必是必要乃至充分条件的。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这种福利机构可以成为社会低下层人民的善心交换的媒介，相当于道德银行，今天有两个余钱就捐进去，明天需要了就去打点秋风，没有有钱人的施舍医院也能成功运作。把这种善心交换扩大一些，早期的宗教就在社会下层传播，而在社会动荡贫穷增加时，尤其是显性经济抽税过重时，宗教几乎成了必然现象，就因为宗教提供了一个隐性经济的基础，一个善心交换的场所，跟我们的老老祖宗一样，没有这样的交换互助，一大批人存在生存危机。
宗教某种程度上算是给了人一个对生命的意义的现成答案，这个答案很大程度上是五颜六色的水泡嵌套，由于经不得解剖，也不喜欢人寻根问底，所以宗教要求信徒不寻根究底，而是以宗教道德为基础参与隐性交换，扩大参与人群的整体交换效益。宗教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持续地维护其道德基础以及这种道德能否促进交换的发生。上述论述对相似性质的社会团体也有效，比如同乡会、同学会、乃至于政党都可以。一个合理的社会体系拥有合理的显性经济，那么隐性经济起补充与调节作用，就必然倡导宗教与结社的自由，相反，社会上层对游离于显性经济外的隐性经济就敌视（隐性经济不交税也不带来铸币收益），特别是考虑到社会团体的政治作用，采取压制与政治迫害的政权就屡见不鲜了。
在医疗卫生领域隐性经济是极为发达的，因为隐性，这样的活动在服务行业就远比产品行业发达，你出门在外住旅馆，衣食住是平常家中就要享受的服务，你生病不住院，也会得到亲人的看顾，我把这些日常服务归结为基于道德的交换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如果命之名曰善心交换或者爱心交换，相信也会得到不少人的赞同。隐性经济的麻烦在于如前所述爱心难以仗量，善意无法存取，非常难以保证交换的公平性。父辈看护弱小，教育其成长，俗语说“养儿防老”，经济学说是养老投资，儒学就定了一个孝道的义务，这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隐性经济模式，给中国的计划生育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久病无孝子，久病无良父，道德支持的经济交换有极大的局限性，那就是缺乏经济规模。
基于道德的交换只能发生在夫妻之间，父母兄妹之间，朋友之间，教友会友之间，其约束作用依次迅速递减，而货币基础上的交换可以发生在任何人之间。比如说尽孝，就没有人为了规模效应去大街上拉一大批需要服侍的人来尽孝，那只能是针对自已的父母。尽孝也难以有具体的规定，各人各自理解不同，有的人尽量满足老人所有的心理生理要求，有的人以为一日三餐就是尽孝的全部奥义。没有规模效应就会有极高的成本，家中有老人需要日常生活照顾的不难理解，很多时候不是不愿意尽孝，而是有太高的机会成本而不得不忽略老人的心理生理要求。
病人住进中国的医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必须要有一个陪伴，不然肯定会饿死在医院里。陪伴要提供日常生活服务外加一定量的半医疗服务，这些所有服务都是基于道德、善心、与爱心提供的，期望将来有一日从亲友身上换回来，这些都是隐性经济。一个人明明可以为数个人提供同样的服务，但现在只能以隐性经济的形式服务于一个人身上，剩余的精力被当作隐性经济的成本浪费掉了。美国医疗服务占国民经济的16%，因为它把大部分的类似服务显性化了，患者在医院里的所有的一日三餐都计算在这16%当中了，而中国的6%则完全不包括这些隐性经济，所以这两个数据的可比性很差。
我在以前讲效益是衡量医疗体系的唯一标准，当医院因为价格管制面临成本压力，医院就会删减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服务，比如为患者提供餐饮以及医疗中的协调（包括传送患者实验检测样本等），这样的服务要求就转移到了患者亲友头上了，由原来的显性经济慢慢地移入了隐性经济，丧失规模效应，服务效益大减。
如果要提高隐性经济活动的效益，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将之显性化，人类越来越多的活动发生在货币经济中，是因为显性化的效益远高于使用货币的成本，未能取得显性化的活动要么是历史惯性，要么是不适当的组织，要么是货币成本本身表面上看来高过显性化的效益（也就是说即使是效益高过成本，但由于存在转换风险，隐性经济也不会显性化）。
周其仁把非营利性医院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明显统治地位的现象归结于更好地取信于民是一种不太可靠的说法，营利性医院与非营利性医院共存时未必非营利性医院就有取信于民的优势，那种说法跟断定招待所比营利的星级旅馆更价廉物美一样不可靠，大家普遍的说法是营利性机构有更好的品质，而非营利性机构可能更便宜，而医学则是一个显然靠品质取胜的领域。
尽管货币经济有远比隐性经济更高的效益，但效益要靠创业者努力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有经营风险，经济学中讲风险效益的关系是正相关，比如你投资稳赚100元对于另一个方案可能有50%的机率赚200元及50%的机率不亏不赚，你肯定选择稳赚100元的方案，因为没有风险。风险让你期待更大的回报。隐性经济并不会因为显性经济的优势马上货币化，但基于经济学原理我们知道显性经济效益必然高于隐性经济，那么怎么才能使人们愿意转换呢？那就是增加转换收益，曰降低货币成本。
我们不可能为新转换的隐性经济单印新币，也就是说铸币收益上政府是不可能让利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税收，政府完全可以针对新兴产业与新兴商业模式实行不同的税收方案（国人应当很熟悉招商引资的那一套了），非营利性医院就说明了一点，在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医疗服务落后于其它传统行业被货币化，为了促使其货币化，非营利性医院这种低税低货币成本的形式占据了主要地位，营利性医院的成功说明了即使没有免税手段，医疗经济货币化也存在明显效益，但非营利性医院已经占据了市场，基于法律责任，不能变为营利性医院，医院是否营利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在外界的形象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为什么社会能容忍医疗行业的特殊低税状态呢？因为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处是什么？首先铸币效益始终都在，经济规模扩大，经济稳定性更高，其次货币化的经济有更高的效益，你不要看你为以前的自我服务付了钱，这钱付得值：更好的服务加上新创造工作的额外收益，即使你不是医务人员，你的收入也将因我以前讨论过的拉平效应而增加，所以这效益的增加是绝对的增加。坏处么，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机会成本，低税状态把资本吸引到了医疗行业不能投入其它行业，这一点事实完全被非营利状态取消了。事实上即使是医疗行业处于营利模式也不成为问题，因为两点，第一是铸币效益将自动增加资本规模，资本净需求就大大地减少，第二是现代经济的瓶颈在需求，资本需求增加将带动其它经济。所以综合而言，容忍医疗行业的低税状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么基于对隐性经济与货币经济的认识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医疗体系改革有什么建言呢？那就是一定要逐步对医疗卫生领域的隐性经济货币化，用高效益的显性经济代替低效益的隐性交换，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提高服务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让利于民，全部或者大部免去医疗服务企业的税收，只享受铸币收益，中国不存在一个基于慈善事业的非营利事业体系，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照搬发达国家的非营利医院的政策体系，营利不营利是次要的，什么样的人营利也是次要的，重要的让中国人组织起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生活与提供医疗服务，面临国际资本竞争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你睁大双眼紧盯着不存在的税收（由于这样的收税阻止了资本进入与营利性医院的发展），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放弃它，挣点实在的铸币收益与增大经济规模。
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目前的价格体系严重偏差，开放医疗市场与隐性经济显性化必然导致医疗价格上涨，我们大致可以推定总体价格将因为医疗投资的优化而不变甚至降低，但不排除那种低收入人群将面临更高一些的价格的可能性，政府的铸币收益就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保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借助这样的良机，发展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
总结本文的讨论：货币的使用称为显性经济，其成本有两样，铸币收益与商品交易税，在没有货币的时候人类也进行基于道德的交换，称为隐性经济，道德难以衡量与积累，隐性经济体系有大量的投机行为，远比显性经济效益为低，医疗卫生领域有大量的隐性经济活动，不适当的价格政策也造成显性经济隐性化。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应当进一步推动隐性经济货币化，铸币收益不可以让利，而国家完全可以放弃医疗卫生行业的税收从而降低货币使用成本，促使隐性经济行为货币化，扩大经济规模，创造就业，在国际投资资本竞争中占优势，使中国医疗事业进一步发展，有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服务。来自经济规模的铸币效益应当投资到穷人身上，发展医疗保险与保障。

寻正有奥义没傲意，不跟邓公（缘于他对中国的实际贡献而对他的尊称，不是说他的思想好了不起，后同）拜把子，邓公只是凭直觉讲出了这样的原理，就象他讲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一样，寻正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发挥而已。寻正在这里为怎么样追求奥义作个示范。
寻正之所以选择这一个题目，是继续讨论好医生，因为现代医学的根基就在于要有好医生，大家看到我超过三分之二的文章是为医生而发的，可能以后这个比例也不会变。如果寻正要忽悠人的话，那我就是好医生的使者，用经济学原理给好医生铺路，（医生）信靠寻正的有福了，因为寻正始终都在为他们蒙求更好的收入，这个立场是始终没有变的，用不着胡乱猜测，寻正如果回国进入某一医疗体系，第一步也许就是大幅增加医生的收入，作为管理人员，医生的收入与管理的效益紧密相关，我在其中的利益关系也显而易见，没必要进一步地猜测。
要讨论好医生，就先治国人的红眼病：马克思主义者的红眼病。我从小就喜欢看金庸，我很大程度上觉得他的小说在武侠类要单排归为一类，其他人的学识与写作的认真态度差得太远，没有人能与他同列，当然这是智者见智的说法。金庸的小说中有一个恶习，谬种流传，影响了很多的后来的武侠小说，叫丐帮天下，体现的就是越穷越光荣，乞丐代表正义这种极为落后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毛时代风光了一把，搞得全中国的人人人都跟乞丐差不多。
我也为穷人呼吁，跟国家不为穷苦人谋福利的政策过不去，但我绝不以为真理与道义就在穷人手里，事实上穷苦人手里的道义不比他们手中的财富多。如果真的乞丐就代表了正义，贫穷就拥有真理，那我们为改变贫穷落后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金庸的书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树造了一个为富必不仁的形象，实际上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传统儒学道德对财富的看法，毛批孔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学实践者把祖师爷拿来批。如果为富必不仁，那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变得更为卑劣？唯物主义者彻底地唯心了。
丐帮手中的正义不比他们残缺的破碗多出一分半点，金庸对他们行侠仗义的想象与美化与现实是完完全全地相反。真正的社会现实是，道义不能以个体的社会财富来衡量，却可以显现在因财富拥有程度不同而划分的群体中，也就是说，更富裕的阶级掌握了更多的道义与真理，无产阶级既无产，也往往很无知，二者循环往顾，互为因果。搞破坏的无产者，是真正的社会毒药，是马克思主义种植在现代社会上的毒瘤。
咱们再次回顾人类的社会进化，经由原始共享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取得了自然界的控制权，但紧接而来的不是太平天国，而是忽然间人类（与自然界其它动物种群）拥有了一个更为阴险狡诈甚至恶毒的敌人，那就是人类自已，人类开始了人类社会的控制权的竞争，因为地球再大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让众多的人群由远及近，动物本能的领域争端将以人类战争的形式展开。我们很难说假如人类不好战会怎么样，但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与竞争给我的提示是人类争夺人类社会控制权的竞争与战争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进化，并不仅仅只起削减人口的作用。
我们可以设想最初的领域争端如同动物间的领域争端一样，失败者可以逃走，另外开辟新的领域，但随人类在地球上的拥挤程度的增加，这种可能性愈来愈小。奴隶制在现代人看来是残酷而不可接受的，但在远古的人类战争中却可能是最为优秀的社会制度，因为不愿意保留奴隶的种族会将所有的敌人全部杀死，而不是俘获使他们成为奴隶。奴隶制使得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减低，减少了对经济资源的破坏。奴隶制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作息方式，在原有的原始氏族平等模式下，人们因为自然资源的丰富而优闲地生活（这一点在野生灵长类动物身上可以观察到），人类的物质生活虽然远不能跟现代相比，却完全能满足需求，没有经济交换，人们缺乏生产的动力，部落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奴隶制打破了老庄之流常用来忽悠人的自然自由状态，人类开始在权力与经济资源上搏弈。
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用到上帝的假设，即假设你是上帝，你不原意从天上降苹果于地上，而非得要叫人类自己琢磨出来，你将如何安排人类生活？对了，开发人的大脑！让人类创造事物，创造有利于他们生存生活的事物，所以对一个社会来说分工合作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人人如果都开发大脑，追求高风险的智力投资，人类社会将无法延续，所以必须有一部分人劳作，一部分人思想，奴隶制就满足了这样的分工要求，儒学者总结言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智力开发投资的风险极大，因为它能产生儒学这种有用的思想与学问，也会产生老庄之流的忽悠垃圾，当然也有大量的奴隶主连垃圾都产生不出来。
有了奴隶专门生产，而奴隶又不享受平等待遇，奴隶主可以持续压榨他们的工时（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凄惨，经济人会从奴隶身上寻求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奴隶愈有价值，这种效应愈明显），而部落成员将成为贵族，专事战争，因为掠夺的效益，部落会积极开发用于战争的技术与工具，而那些技术与工具在非战争状态也被用于生产活动中。经过战争特化的部落明显地：一是好战，二是有专长，所有的对手都倒霉了，不被同化，就必被消灭。于是乎人类沿着一条道德的不归路永远地走下去了，曰，再也不可能有平均共享的状态了。
为什么不能为平均共享的状态了呢？我们可以命名为开发成本，即人类需要较长时间评估他们的创造的普世普适性，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生产以及维持生产力到一定程度而完完全全地满足所有人在新造物质上的需求，比如说电灯的使用，我们现在不足为奇，但电灯刚刚被发明时，那是新奇方便之物，人人享有也就意味着人人都不能享有，社会中必须由精英人物来评定电灯的用途，确定进一步发展的形式，验证它确实有大利于人类生活，电灯的每一步普及都涉及人类社会的反复验证，不停地增加规模，直到所有人都能完全地享受到它，实现共同富裕。
再比如说电视机，当电视机新发明之初，一部电视机绝不是普通人家庭可以负担的，大多数的人会把它当作富裕人的奢侈品，只能梦想有朝一日自己发达了，可以看电视，同理，当最早的汽车现于市场时，1907年一部福特车售价$600，普通工人大约要三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部汽车，现在美国工人一年的收入可以买三部车，关键是曾经的梦想在现在看来如此简单：没有工作的留学生第二年第三年也开上了二手车，普通美国人家庭是成年人人手一车。
共同富裕的奥义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曰资本积累。我前面讲了财富不灭的定律，它就与共同富裕的定律相辅相成，先富的人如果浪费财富，财富会发生转移，并不因奢发的人而消失，财富仍然在社会上积累成为资本，在经济活动中进一步创造财富，一旦富者所有基本生活要求被满足以后，那些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将以各种形式散发到相对贫穷的人手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唯一的差别是，富人的消费始终超前，引导着穷人的未来消费模式。如果我们能克服红眼病的倾向，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曲折的共同富裕模式，让所有的人不断地得到物质生活的满足。
当我们进行一个思想实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平均式的共产主义是多么的无知，对经济学的无知。当社会财富被人均分配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且不说这样的分配对生产意志的压迫，仅仅是社会需求就会陷入极端的弱智状态，常规的需求曲线与收入呈正向相关，也就是说社会需求将是一个全或无的状态，要么满足所有人，要么大家眼不见为“静”，不然必会有争吵争夺，社会还得有另外的分配方式，所谓的配给制（Rationing）就几乎成为必然。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状态，可以称之为需求陷阱（Demand Trap），因为这种平均分配的需求模式毫无疑问地阻止了新兴产业的发生与发展，而只有新兴产业与随之而来的技术才可能提高旧有产业的生产水平，让原有证实对人类有特大益处的物质生产彻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就是说需求陷阱限制了新产业的发生，也限制了旧产业的产量，人类社会发展陷入停滞。
对我的上述说法马克思主义者马上发现新大陆，共产主义并没有使前苏联，原来的中国，以及许多共产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陷入停滞，原因么，很简单，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恍子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干了许多挂狗头卖羊肉的勾当：他们没有真正地平均分配而是由少部分人以国家的名义控制了应当被分配的社会财富，这些社会财富成为资本，发挥着资本积累的作用，其次他们直接地掌控了社会需求，很大程度上在功能上阉割货币的作用，即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社会发展与交换成本巨增，所以共产主义不是不发展，而是手（创新产业）与脚（货币与商人）被捆起来了发展，当然远远落后于维护商业经济的社会了。这种模式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其分配远比自然状态的人类社会要不平均！大家只要往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与现在的朝鲜晃一眼就明白了，普通人营养不良“大”的是脑袋，社会财富的掌控者营养过剩大的是肚子，还有什么比这种反差更大的了呢？
谁应当成为社会财富与资本的掌控者？经济学原理讲谁是最优秀的管理者，谁就应当成为掌控者，两类人可以获得这种资格，一种是社会认证，即专业的管理人员，在社会上受专门的管理教育，有此项专长的人，另一种是经济认证，即现有财富的拥有者，因为他们要么通过自身对财富的创造，要么通过在市场中通过对财富的搏弈而取得财富，他们用实际行为证明了自己管理财富与资本的能力，后一种管理人员在系统中拥有优先权。
这些资本与财富的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了新产业的开发，旧有产业的提高，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开发社会财富的能力也就从而是最佳的开发实验人员，因为这样社会经济可以加速发展，今日的奢侈之物，明日才可走入寻常百姓家，这就是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奥义。
马克思在赞赏现代经济的创造能力的时候，他才见到现代经济生产能力的初露头角，遗憾的是他才见到现代经济生产能力的尾巴的尖端就给现代经济下了一个无知的判语，而我们现在也只是看现代经济生产能力的尾巴而已，在社会生产力的因为科技而加速发展的时期，对人类的前景我们除了赞叹与欣赏，任何预测可能都会低估未来人类的生活环境。我们唯一的遗憾也许就是过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财富的不灭性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财富的创造者不能完全消费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那些财富之中很大一部分是消费产品，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对人类生产能力与活动是如此有信心，他们通过信用模式直接地施舍给需要的人群了，即他们大量地放贷于普通人，相信随着人类的进一步生产活动，普通人可以弥补他们提前消费的东西，而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一纸缺乏经济约束力的条约上签字。为什么我说这个条约缺乏经济约束力呢？因为这个条约的实现是在受益人有进一步的经济能力时才有效，财富的拥有者承担了经济负面转向的所有风险。相对应的，那些自以为，也宣称拥有更好的经济发展体制的社会财富的掌控者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恨不得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变成人类的永动机。
当需求成为生产活动的瓶颈的时候，信用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财富的掌控者不仅增加了所有人的生产效率与消费，也成功地扩大了他们掌控的资本与财富规模，这就是现代经济的神妙之处，不执着于财富的人，财富成倍地增长，执着于财富的愚蠢的掌控者，在这个世界上其财富相对地日益萎缩。
害怕资本家的人无疑是最愚蠢的人，因为发展中国家都知道资本家来了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收入，从而也有了更多的消费，而资本家增加掌控的经济规模与效率，财富的增长与分配进入良性循环模式，也就是共同富裕模式。财富的增长可以激发人的善心，我在上一章讲了，真正的道德模式不计回报，回报体现在人类的整体与个体的长远利益上。在这里我要向两个人致敬，一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享利*福特，一是中国云南的企业家夏耀周。
福特发明了汽车生产线（这可能有争议，但他是第一个大规模地推广这种生产方式的人则是无疑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优秀的管理人员，但他在削减工作时间（到每周40小时）与增加工人工资（在流行工资上加倍）上的创举可能意义更大，他要让他的员工也买得起汽车，也就是一种共同富裕的思想，其结果如何耐人寻味，暗合经济学需求调节之道，所以我把他当作一个共同富裕的模范。
据报道，夏耀周因煤矿而发家，成了先富起来的人，他斥巨资改造家乡农业生产模式，为当地居民改善生活环境，这位以农民自居的企业家以他先天的直觉做了与福特当初一样的事情，那就是寻求共同富裕，社会财富可以因此而倍增，暗合经济学需求调节之道，应当称之为正宗的中国社会与经济之脊梁而不为过。希望我们再也不要有折断民族脊梁之类的愚蠢行为了。
中国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有长长的路要走，国民经济的30~40%只用来换取他国的印钞机里面刷出来的东西是一件让所有人不安的现象，不符合社会财富积累创造之道，尤其是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原则，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原则是讲求本国的富有阶层让利于穷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掌控社会财富，而穷人普通人在现实中消费所创造财富中消费性产品与服务，通过平衡需求与生产而扩大经济规模，中国倒贴美国等发达国家辅助富有的民族消费，尽管也能扩大经济规模，但会加大金融风险，降低拉平效应，本国经济畸形发展（生产非本国人民所需物品），最为关键的是本国人民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更多的好处，金融、经济、外加政治风险，让这种模式后患无穷。
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应当是平衡内部需求与生产能力，拉升需求，真心实意地搞共同富裕，因为那是经济规律与原则，而卫生经济是局部经济，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增加的是局部需求与供给，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这种需求平衡，应当意识到中国完全有能力办更好的医疗服务，理顺投资融资机制，中国的医疗改革可以为共同富裕模式增添动力。
总结一下：共同富裕是一条经济规律与原则，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财富的掌控者应当获得社会或者经济认证，因为财富不灭定律，财富的拥有者必然分享财富，所以共同富裕模式是在财富的创造者与掌控者的带领下渐次实现拥有被证实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产品，财富因分享而增加经济规模，财富进一步被创造增加。称赞福特与夏耀周等人的高尚道德行为，点明其经济学意义。中国因为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部需求，因此不必担心卫生经济的投入与发展，应当理顺投资融资机制，让医疗改革为共同富裕经济模式添加动力。

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是正宗的德育教授，寻正一个劲儿地批判以德治国，是否背离了他老人家的初衷？现代社会是否可以脱离道德，经济是否可以脱离道德呢？我这一篇文章就要讲道德的经济学原理。
人与兽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我如果是哲学家，马上说，人懂哲学，牛不懂，马克思（或许是马克思他师父）就说过，牛眼里的上帝就象牛。哲学家这回算对了，人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与理智，兽类就循着先天与后天的本能而生活，人眼里才有上帝，牛眼里没有上帝，所谓唯心唯物，都是一句屁话。人有理智，思维活动，不免常常要问生命有什么要义，宗教就喜欢给大家一个现成答案，而哲学家就叫大家去思考，其中的关键所在就是人类思考了无数年，以前是什么答案，现在还是什么答案，那就是仍旧缺乏答案，或者说非得要自找答案，所以哲学家不免日益成为孤家寡人，宗教对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便宜的解决办法，你不用思考，别人现成的答案一套一套的，很容易忽悠人。随着现代经济而来的娱乐方式愈来愈多，人们不愿意浪费脑细胞去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哲学就乏人问津，搞东方哲学的人急得咒西方忙于娱乐的人得大灾难，当然最后还得靠他们去救！
宗教都有应许，这个应许是拉人的关键，“人上人（或真人、贤人、仙人）”，成“佛”，还有“七十二个处女”或者“流着蜜和水的绿洲”，或者什么都有的太平“天国”，这些应许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用对象是经济人，这些宗教尽管有听起来不错的道德，却有可能落入虚假，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个道德低下的出发点。激发人私心的道德，比如儒学的道德，一不小心，就落得禽兽不如的境地。道德必须有一个很高的起点，那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向善行为，不讲因果报应，不讲自我回报。
道德就得要有一个高起点，不能是自私欲望的互相压制与转化。那么道德在经济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呢？道德在维护交换的功能上已经在现代社会渐渐被政府与组织取代了，我们必须回到有交换以前的状态来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道德，以及在现代社会里道德的作用。
回到人类尚未进化成人的时候，尽管我们抛弃弱小老疲可以为自已的生存赢得更大机会，我们不会那么去做，尤其是对弱小而言，因为那是刻在人类及所有生物基因上的种族至上观念，这是道德的起点，就是与生俱来的义务，不能问为什么。雄螳螂为了交配，以致于被雌螳螂吃了头，为下一代成长起后减少了食物上的竞争者，这就是一种无私的种族义务，不管归因于基因，还是行为模式，只有人类才有逃避该义务的借口。我之所以讨厌儒学，就在于它会为抛弃这种义务的行为找到大义的借口。
道德进化第二步是同类相怜，那时可能我们还没有展开对地球控制权的争夺，我们发展出了情感，看到同类的处境，就想到自已的命运，所以人不相食！
中国有一个英雄，叫介子推，他之所以出名，因为他把屁股割给重耳吃了，后来重耳当权，介子推背了老娘躲进山里，重耳一把火把他娘儿俩烧死了，高风亮洁呀，国人解说，介子推不想当官抓都抓不来！寻正是不信那种玄虚的，人不相食某种程度上也刻在基因上，起码是人与兽的区别性的道德观念，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中都会用吃人来描述最为道德低下的行为，汉语中有大量的与之相关的成语典故，吃人肉是不为人类道德观念所容许的。介子推是重耳的卫队长，要割肉，肯定不会割自已的屁股，他与重耳之间心知肚明，重耳抓他出来当官是什么目的，两人也心知肚明，就国人被儒学忽悠失去了理智，几千年拜一个恶棍作英雄！介子推不想当官，也用不着背了老娘逃跑，况且也不能解释他先前为何成了重耳的卫队长。割屁股的游戏，据说清朝还被慈禧老妖婆玩过一把，这我倒相信是真的，因为有了中医这个大活宝，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已经过不了吃人关了。
道德进化的第三步是共享互助，那时我们开始与自然界全面争斗，要成为地球的主宰，意识到了人多才会力量大。这第三步有点象第一步，但在形式上全面升发了，也就是说，人类开始有了长远的眼光，在纯粹自私的基础上加入了理智的因素：即救助弱小老疲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有丰厚的现实中的回报 ——人类取得了自然界的控制权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开始有了保障。
共享互助是原始的投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行为，我用打猎来的肉换你采摘来的果实，或者我用今天打来的猎物换你明天打来的猎物，人类的生存能力得到极大的强化，基本上摆脱了饿肚皮的时间。共享互助升化出来的道德就是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这种奉献强化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与经济能力。
当人类取得自然界的控制权以后，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有了剩余产品，原始部落有了共享之后的剩余，很明显，谁能成为分配者，谁就有更有可能占据这些剩余，所以大家对部落首领的职位不再客气，以前的禅让制就必然让位于世袭与家族统治，因为现有首领显然容易积累掌控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他的子女在下一步的争位中就有不可争议的优势，此外，部落首领还占据着宗教崇拜、巫术、文化上的统治地位，通过与这些部落精英的联合，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道德体系，通过这个道德体系来认可已经占据部落高位的家族的利益，这就是孟子提到的远古社会为官家族世代有禄的社会基础。
在第一二步的道德进化中，我们并不需要问为什么，因为那是本能，第三步的道德进化与随之而来的道德体系就脱离不了经济学的发展规律。共享互助是一种原始的投资活动，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因为人类总会怀念、体验、及关怀这种生活方式，远古是原始共享社会，近代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而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宗教，家庭，社团，经济学中的保险模式，无不体现了这一原始的社会组织方式与道德观念。
道德体系的建立中明显体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自私情结，那就是维护现状，保护私有财产，用各种神秘，宗教，崇拜以及哲学思想把人的道德观念限制在服从现有社会体制中。孔子最大的研究领域是礼学，所谓礼学，就是远古时代的道德观念以及与这些道德观念一致的各种行为模式。
有了剩余就会产生交换，开始是物物交换，后来有了货币与商人，交换规模扩大，就形成了显性经济，也就是现代经济。道德某种程度上是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比如说奴隶社会的道德观念奴隶主有至上的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奴隶与奴隶主必然要就产品与经济资源发生零和搏弈，这种冲突是与社会不利的，因为冲突的时间与精力可以用于生产，冲突的极端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损失，比如说成年奴隶的流血死亡伤残，都对社会现有劳动力资源造成直接损失。儒学的那一套君臣父子关系对这种经济模式就有无比巨大的社会作用（所以寻正骂庄子是个笨忽悠－他的思想即使是在他的时代里也算极为落后的思想）。
与交换产生的同时，人类进一步争夺人类社会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掠夺比交换容易时，人会用掠夺的方式集聚社会财富，而不是辛辛苦苦地生产，但掠夺也得冒风险，即掠夺不一定成功，掠夺的代价不一定会换取相当的利益。人类社会周期性动荡是很容易用经济学解释的，即社会财富的积累总会逐步增加掠夺的收益，而和平的时间的长久会逐步降低掠夺的代价，一旦开始战争，社会资源会被极大的破坏，人类的抵抗能力将迅速增加，掠夺模式的收益与成本反向倾斜，最终掠夺的效益远低于生产与交换的效益，人类再次回到和平的规道上来。（到了现代经济社会，这种循环模式被打破，以后再进一步讨论。）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同族群的发展不平衡，商品经济发达的对和平的愿望要高于倾向于掠夺的种族，所以前者（自称文明人）常把后者称为野蛮人，野蛮人并不是不生产，而是他们的有限理性倾向掠夺模式，一旦有过成功的机遇，就容易认定这种模式，即使掠夺的收益已经远比生产与交换的收益为低。道德就与人类生活生产模式相匹配，并随之发展，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一个有着无比强大经济活力的社会，有着落后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全面地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我要强烈反对以德治国的原因，不是不可以以德治国，关键是儒式奴隶制社会道德并不适合现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方式也存在问题，适当的以德治国，应当是引入道德模式，而不是无保留地信任“德”人“德”政。
人类所有的道德条款，如前所述，除了一些最基本的本能外，就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比如说性，除了少部分的文化象印度教那种怪胎外，东方西方性都是禁忌，中国人骂人是婊子，西方人也骂人是Whore，同样是服务，为什么你端茶送水的服务收钱就理所应当，而提供性服务就得打上道德的铬印？佛教讲求压制人的欲望，却偏偏有密宗（Tantra）享受性爱的图册与支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性成为道德禁忌无非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除非有非常强的自然条件保护，选择享受性爱的文化被视之为禁忌的文化打跨了，消灭了。性要消耗能量，但其唯一有用的功能是繁殖，人类赢得自然界的优势在繁殖上是质量而非数量，所以必须控制生产繁殖的数量，追求性爱的欢乐不能给种族竞争带来优势，不能增加物质生产，所以性会在所有的强势文化专承中成为禁忌，而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物质生产中能力如此突出，以致于要限制生产工作时间，性在道德上适当解禁几乎是必然趋势（忽悠一句，叫比物质生产有更高的边际效用，佛教压制人类欲望，导致物质生产的边际效用大减，所以能容忍密宗）。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人类第一阶段的道德是基于基因，第二阶段的道德是基于本能的情感，而第三阶段就是基于经济学上的长远或总体眼光，所有的道德力量都基于高于个体的自私行为，即维护种族的行为。在第三阶段的道德中，比如早期的共享行为，也直接地维护了个体的长远利益，对道德的追求就在于要么维护种族利益，要么维护个体的长期利益，所以在这种原则上寻正是不反对以德治国的，寻正反对的是儒式传统道德的以德治国模式，我们在文化竞争上落后了，必须用科学检验我们是否有合适的道德体系，让道德服从于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的长远利益。
医学与经济学息息相关，也处于道德观念的致高点，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考察一个文化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道德，我们查看其医疗体系就行了！为什么呢？三个阶段的道德都会在一个医疗体系中显现。
我们很难说谁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医院，古老文化都有各自特色的与现代医院相似的机构，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医院源于罗马帝国采用基督教为国教后广为兴建的教会医院，早期的教会医院就相当于目前中国的政府组建的什么养老院、敬老院，专为照顾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在孟子忽悠齐宣王时讲过文王武王时代就有照顾鳏寡孤独的机制，说不定就是古代的医院，到秦汉时代则肯定有了类似教会医院的机构。对古人来说，有钱人是不会进医院的，医院就是社会福利机构，标标准准地体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决策。
早期医院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满足了三个道德层次的需求，第一二层的道德是不用理智分析的，那么在第三层社会经济选择上医院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极端反社会行为，举个例子，当中国处于内乱状态，比如清末明国初期，各种黑帮黑社会就发达，当政府不能维护社会安定时，人民宁愿借助于帮会，也不愿处于无序状态，因为无序状态下，经济交换不能保证。也就是说，处于绝境的人，失去社会救助的希望，他（她）就可能借负的社会效应讹诈拥有社会资源的人，极端者如陈胜吴广，反正一死，抢得一点是一点。其次是正的社会效应，我反复强调了生物体的多样性与不可预见性，在医院里由于属于福利性质，患者所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施舍，往往只起到基本的维持生命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用最少的必要资源维系着人的生命健康，由于疾病个体意义上的自限性，患者可以康复，再次投入生产，这就会产生正的社会效应。道德在第三个层次上还有个体的长远利益，即人人都有生老病死，都有机会（变穷）落入进医院的境地，那么医院的存在也维护了个体的利益。
文艺复兴，科学技术的兴起，医院与现代医学来了一个自然的结合，即现代医学有较高的技术与资本的要求，医生不能掉一根线就知道你患什么病，也不能摸你一把，或者吹口仙气就把你治好了，大量的仪器与技术就必须要有一个集结地，以取得规模效应，这就是教会的福利性医院为什么顺其自然转变为了现代的经济服务单位，医院不能忘本，在其它发达国家由于政府与保险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医院原来的道德责任，更加上所有非福利性质的服务的提供也极大程度上淡化了医院的道德责任，但医院仍然会基于福利假设先为病人治病，然后寻求经济交换的公平性。中国的医生忘记了西医老祖的教训，医院忘记了自已福利性质的根基，非自然进程，政府胡乱干预之后果也，让人遗憾。
在美国对医疗的争论中要问是否医疗服务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Right），社会现实让它成为一种权益（Privilege），权利是人人享有，不分大小，而权益则要讲资格认证，必须以某种方式挣得。这种偏向于哲学方式的论争很难说清楚，咱们继续探讨实实在在的经济学利益。古代的医院模式向我们证明了一点，即社会扶助弱小的道德有现实的利益，现代医学与经济上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这种收益与降低了成本。
首先在社会成本上由于物质生产生产力极大提高，我们甚至开始限制劳动者生产时间，提供更多的假期，或者直接限制产量，应当说扶助弱小的成本已经极大降低是毫无疑义的。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让医学解决问题的领域极大地扩展，如果我们要把福利医疗推向极致，尽一切手段治疗患者，那成本可以远超过古代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但中国目前的处境，这个倾向性恐怕我们想都不必要想，让后来人去担忧罢。
除了前述的三个收益外，现代医学在福利医疗上还有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可以称为“御医效应”，或者“研究效应”，或者“探索效应”，或者“李志绥现象”以纪念这位不幸的同道。李志绥缘于时代的不幸成为毛的御医，换在道德稍低下的人物当然就是有幸成为毛的御医了，当医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病人，没有病人则技能退化，学识退化，在美国比如说外伤科医生（Trauma Surgeon）近年来由于枪伤，事故伤大减，外科手术机率大减，就形成一种职业危机，不得不向急诊外科转向以赢得更多的手术机会。医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寻正脱离临床多年，就不敢轻言与人治病，对那些到国外多年只做博士后工作脱离临床的人再回到国内抗虎皮大旗重搞临床的人就很为不屑，川大的“中国魏”在我眼里就是找抽的典型，连临床训练都没有，把生命当儿戏，真他妈不是人。
最差的医生其实就是御医，因为只给极少的人看病，经验太过于缺乏，所以聪明的统治者要想长寿，就找经常练手的人。御医差还有马屁、推诿、忽悠、报复、行为限制等等系列富贵病诊疗因素，不细述。李志绥（要有练手的机会，以李的资历、背景、与天赋，不说对现代医学做什么开创性工作，再差总比得狗头移植专家裘法祖要强，院士是少不了的）没背着御医的大旗骗钱骗人，在这里向他致敬，再踢所有真假御医扛了御医的旗的骗子一脚，真不是玩意儿，明明医术奇差无比，反而要自夸！研究效应与探索效应吗，在社会层面有涉嫌不道德之义，但现实如此，某种程度上算是合理的交换。综上所述，有钱人为无钱人提供医疗可以保证市场上的医生医术持续更新，可以探索新的治疗方式，确保在他们需要同样的医疗时获得最佳效果。关于医术技能因所涉及的病人数量而发达在国外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证实，不赘述。
综合考虑成本与社会收益，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现代社会必然看顾弱小，医疗的福利性质将以社会投资的方式回馈到投资者身上，让富余的人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是一条经济规律，如果政府有足够的理性，中国应当不回避加大社会福利投资的问题，可以保障社会经济与医疗体系持续发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德治国。回应最初的讨论，在经济学上，道德除了基本准则（种族延续与同类相怜不相食）外，实际上是理性选择的简化行为决策模式。
总结一下：我在本文从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的角度探讨了道德的形成与发展，认为除最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外，人类社会形成的道德都有经济现实的考量，即道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体现有人类长期的眼光，不仅仅只是为了种族的发展，个体也会直接受益，因此无论是个体自私还是无私的角度都支持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尤其是在医疗保障上的福利行为，这样才会有现代意义的德政。我们应施行德政而德人，不当认德人为德政（那是忽悠）。

一日与友通话，得知正在接待北京来的通科专家，寻正暴笑不停，笑过之后就愤怒不已。大家或许奇怪，我既然花时间作医疗危机系列，却要花不少的精力论战哲学与忽悠，是否有点偏题了，的确是偏题了，放在任何一个有认真精神的文化中都偏题了，但针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却不偏，因为其中的忽悠太多了，忽悠得医学专业的人士以为赤脚医生相当于家庭医生，连资深的医生都搞不懂家庭医生的地位与作用。
凡在科学上训练不太够的人都容易被通科专家忽悠，因为在汉语中听起来是那么的自然，权威感十足，我们要么把这一词翻译成其它语言，要么把它夸大一些就明白了。大家记得我曾描述过我父亲双眼对着毛泽东冒星星时的评语，毛懂医，因为他会用血液循环打比方！毛在医学上的唯一建树是“老虎不刷牙”，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讽刺过了。通科专家的基础是中国文化中的所谓通才，或者叫文武双全，当几个人忽悠几乎所有人的时候，大家在追悼会上听到的死人称号暴长，那就是通才式思维，跟医而优则仕是同一个思维模式。
国内的通科专家多半是不会出口的，所以不担心丢国人的脸，但我们要介绍中国卫生部的丰功伟绩时就会极大地为难，卫生部为广大人民送去了通科专家，这通科专家咋翻呢？Expert on all medical disciplines？老外会笑掉牙，然后Specialist in all systems？老外还是会笑掉牙，咱们歉虚一点，不要整得象救世主，比如Multi-discipline specialist或者Multi-system specialist？老外不笑了，但一头雾水、大惑不解，那是什么怪物？寻正为了免得“专家”尴尬，只好及时插言曰，Generalist, primary care physician老外说，哦，整什么嘛，让我虚惊一场，以为中国出了新的医疗模式，咱们该去那里进修似的。
大家如果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会知道在生产线上工人各司其职，扭螺丝的与打眼的要同步协作，却各自有分工，有不有这样的工人能够干生产线上所有的活儿呢？有，而且很多，随便抓一个都行！为什么工厂内不采用通科模式（简称通工）呢？效益与生产率。基本的社会分工的经济学原则，通科专家就违背了这一效益原则，所以，它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绝不会在将来出现。
我在前面讲好医生最便宜，又讲百万年薪不贵，就为大家服从经济学原理打底，也就是说我并不知道医生的合理收入是什么，只是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合理的体系，从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知道医生的合理收入，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除了红着眼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在到达那一状态之前，我们还得关心这个问题及其相关要义。
尽管通科专家在寻正眼里是一眼便知的忽悠杰作，却能迷惑世人，其关键所在，就是缺乏对医疗模式的理解。我给大家介绍过最早的汉漠拉比法典对医疗的管理，外科不适当的操作就有断手的危险，大家可以凭常识断定最早的医学世家外科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风险太大。其实即使没有法定风险，外科在两个世纪以前也不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就因为自然风险太大，沦落到理发师的地步，医生很大程度上是不屑于搞外科的，地位、收入都有很大区别。现代医学的兴起就彻底改变了这一行业对比，现在外科医生收入与地位都高于内科医生。国内改革开放前，进了医院的都想进内科，分配到外科就惨了，也就是医生对风险、成本、与效益综合考量的结果。
国人受限于就医经历，医院不合理的管理与运作模式，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大多数人积极地宣称，“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由来，也是缺乏“好医生”概念的结果，那就是医生的专业化，中国医生专业基础上的欠缺，加重了这种误解。外科在理发师手上的时候就不能叫医学的外科专业，因为它没有医学基础，所以会外科技能的理发师不被称为外科医生，也不能称为外科医生。必须是医生取回了外科操作的特权，才能叫外科医生。在现代医学中，“医生就意味着拥有现代医学系统的训练，其中包括人体所有大系统的基础生理、病理、预后、以及临床相关科学的训练，专科医生或者专家，是在通科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特化，针对某一临床系统的亚系统或者子系统在科学的应用与实践进一步的深化，也就是说，任何专科医生与专家应当首先具备通科医生的基础。”
由于上述概念是如此重要，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遍，外科医生不是专门针对外科疾患的医生，而是拥有通科医生的基础，在外科疾病领域内有系统训练与认证的医生，胸外科医生不是只管心肺外科疾患的医生，而是拥有通科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基础，而在心肺外科疾患方面拥有更多的训练与专长的医生，心血管疾病的医生也是拥有通科医生的基础，然后在心血管系统上有更深入的系统训练与专长的医生。如果专科医生失去了通科基础，那么这样的专科医生就不是合格的专科医生。
我们必须认识到，医学分科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其根本原因，我以前就讲过，生物体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社会分工在愈是高精密可预见的系统中，愈是严格，分工愈是简单。希波克拉底时代在古希腊除希氏医学的实证派，还有更为精于理论的寻正倾向于称为忽悠派的医学，相当于中国的中医，实证派的医学讲究严密的观察，详细的记录，还有系统地对比，所以西医的传统要写病历，而中医以及其它所有忽悠派的医学就忽悠一天算一天，忽悠一时算一时，连写的处方都不会记下来，放在病人的药袋里拿回家擦屁肢去了。二者的系统性不言而喻。未习得西医精髓的中国医院，把病历当做负担，当做打官司的依据，当做小学生的习字本，不时要在存放病历的地方修改，真是气死希波克拉底这位祖师爷了。病历是临床工作中保证医疗质量系统性的工具。
很明显，培养专科医生还得首先增养通科医生远比直接培养专科医生要昂贵很多，这是一个大系统投资决策问题，更是一个现代医学的特点问题，医学是科学，有非常强的系统性，专科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所有人体大系统的掌握上，否则误诊误治的机率太大。由于专科医生的培养具有更大的成本，所以要求社会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源。
寻正在研究中碰到过高达八九十岁的医学院毕业生，甚为惊奇，因为他们不是中国的通科专家，医学教育投资太大，必须有一定的回报收益时间，适当限制医学生与医生培养体系中的医生的年龄是合理的。通科专家在社会分工的大原则上行不通，没有必要，因为在一个理想化医疗系统中，这种专家的大部分技能是用不上的，而且医学知识体系太过庞大，真正要练成通科专家本事，没有三四十年是不行了，等练成了，只给自己看病都忙不过来了。
中国的医院分三级十等，是卫生部1989年年底整出来的大忽悠，比忽悠通科专家还要惨。这个东东叫《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同其它卫生部的条例一样，最后卫生部总要强调本衙门的解释权，我在不同场合说过，法律条款一经制定，解释权必在法院，不满意法院的解释，你就得重新制定，消除文字歧义与语意歧义，制定更为具体的规定，让社会与法院学张远山来奥义猜猜猜，那是缺乏法律素质的体现。在卫生部的这个忽悠中，中国的医院分成了十个等级，称为一二三级，各级分甲乙丙等，卫生部保留了一项特权，可以评三级特等，相当于以前的翰林院。在实际评定中，大家都喜欢评状元（甲），少数评榜眼（乙），多不愿评探花（丙）。
评级有什么用呢？以前儒政体制大家官员到堆了就数谁头上的鸟毛多，鸟毛多的官就大些，中国的价格管制中，鸟毛多的就可以收高一点的费用，所以医院评审的时候就闹得鸡飞狗跳，评审专家来之前要攻关，来了要攻关，走了还要攻关，搞得医院的管理人员神经质，乱发脾气，临床工作人员就苦不堪言。卫生部的官员说他们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叫认证呀，哥们，认证就象医生的执照，通过就通过，不通过就不通过，为的是保证质量，跟收费完全没有关系呀，你做得好，五年免检，他做得不错，三年免检，而这个医院不行，年年复查，依据的是医院现有体制是否可以长期保证认证效果，医院分等级，叫官本位思想，还整出个翰林院，有完没完啦？
一级医院是面向某一“社区”的基层医院、卫生院，二级医院是面向多个“社区”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地区”性医院，三级医院是当然就是面向多个“地区”的“区域”性医院。现代语言也给整得跟《庄子》一样，要理解什么是“社区”、“地区”、以及“区域”，咱们只有向张远山请教了，因为关键词定义卫生部向来是不屑做的。同样的服务，一级医院收10元，二级医院收15元，而三级医院可以收20元，乖乖咙滴咚，先进管理经验是大医院有经济规模只准收10元，而小医院为有限人口提供必要服务准许收20元，这蚂蚁搬家也太不认真了，家俱都倒着放。
一级医院所执行的任务还叫做初级保健，流行的说法叫社区医疗（对Community Health的误解，以后谈），英文中相对应的词叫Primary Care。Primary一词在英文中除了初级的意思，还有主要与首选的意思，中文中的初级除了简单还是简单。由于专科医生有极大的教育成本，所以在系统使用中不能成为首选与主要经济资源，必须用通科医生这种更为便宜的经济资源，通科医生的服务就称为Primary Care，通科医生的服务在技术条件上会相对简单些，但所提供的服务则未必简单。所以我认为Primary Care应当理解为主治体系，中国缺乏一个合理的主治医生体系。
就医生的供给而言，英国与加拿大接近半数的医生是通科医生，美国大约40%的医生是通科医生，事实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发达的主治医生体系，病员的流动发生在通科主治医生与专科医生之间，通科医生同病员保持着长期的医患关系，这种主治医生－专科医生模式为病员进入系统，系统中流动提供了两点保证：一是迅速找到最佳的服务技术人员，获得寻正多次论证的好医生效应，二是确保经济资源的有效使用，即不浪费专科服务于主治医生能处理范围内的疾病上。
中国的卫生体系事实上也的确是模仿着他人的体制，但太多的想当然却往往变结果为四不象。由于市场的分化与集中，国外的医院会出现三级医院现象，即首选主要服务点（Primary care facility），次级服务中心（Secondary care center），以及三级服务中心（Tertiary care center）。但这种典型的关系很少见，视市场情况而定，可以完全缺乏其中某一级服务机构，一个三级服务中心完全有能力提供所有的首选主要服务与次级服力中心所能提供的服务，那么在适当范围内就不应当再有低级的服务中心（点）。严格地划分与规化医院的等级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医院应当视市场需求与自己的供给能力提供服务，首选主要服务点也可以提供复杂的专科服务。
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强调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逐级转诊制度，有点类似于中医的病人踢球模式，先是土方，后是学徒，再是坐堂老医生，还不行就找名医，名医也不行就找大名医，直到大名医不能治了就检讨人生，拜菩萨。在医生上，对农村来说，先是赤脚医生，后是乡村医生，然后是县医院的医生，如果还不行，再一层一层地往上传，患者可能在某一个层次得到适当治疗，或者疾病的后果已经造成，进入自限性模式。即使是在城市里，由于医院隶属于不同级别的卫生行政机构，僵化的行政体制完全不顾需求，城市里存在各级医院，即使隔壁就是大医院，镇一级行政机构还会设置一个镇级医院，当然这一级别的医院会使用看上去工资不高，成本低的医生配置，比如说医专、中专毕业生，那么这种设置是基于什么理论设计呢？曰逐级转诊制度，希望人们因为小医院的便宜首先进小医院，小医院不行了，再逐级上移，我在以前的分析中说了，经济人是聪明的，不上当，所以大医院人山人海，小医院门可罗雀，对消费者来说，直接找到适当的治疗最便宜，尽管价格高许多，对服务提供商来说，规模效应让大医院成本更低。
医院等级划分加重了因为行政分级管理而造成的技术分级垄断，造成了贫者多付款、因贫而贵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患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延误几乎是一个肯定的特征，医疗效益严重低下，由于设计上的原因，医疗服务机构不对病人有归属感，那么在病人流出去到上一级机构前会针对这些病人搏弈，以病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自己效益最大化（叫得赚且赚，因为病人以后多半因为就医经验或后果不再来了），也就是说，没有长期的医患关系。大家都可以翻脸不认人，当然就怪不得严重不满的病人提刀砍人了。
一个有效的体制必须做到两点：一是针对人群各种疾病的发生率配置医生医疗资源，二是用最短的时间把患者送到适当的服务者手上，也就是说，必然是通科－专科模式，首诊通科医生在衡量患者病情以后，选择最佳服务商直接送达，如果需要复杂的技术及专家，通科医生把病人转诊（Refer）到三级医疗技术中心，如果需要专家但未必需要那么复杂的技术，通科医生把病人转诊到二级医疗技术中心，如果自己能有效处理，那么就直接处理了。当然也会有误判的时候，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会有病人先自己治疗，不行转诊到二级，再到三级中心的情况，但那应当是特例，而非系统设计。
由于经济规模效应，大医院周围没有必要再设各个等级的小医院，而是大医院要提供适宜于就医人群的首选主治医疗服务，也就是说要有适量的通科医生，中国的大医院严重缺乏通科医生，过度分化，医生通科基础有点弱。患者往往需要自诊，找到相应专科再就诊，专科之间动辄相互邀请会诊议诊合诊，耽误合理医疗时机。
在一个好的系统中，当三级医疗中心把主要医疗问题解决之后，后续工作可以为首选主治医生完成的，就当把病人回转到原主治医生那里，系统用最少的经济资源配合完成对患者的诊治，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这样的行为方式在好的系统中符合各方利益，专家可以节省时间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获得更多的收益，主治医生得到更多的服务机会，而患者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回报。在中国的医疗体系中，上级医院连下级医院出的报告、病历都不相信，这种回转模式几乎是天方夜谈。
哪些医生算是通科医生呢？在英国通科医生直接就叫通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GP），文献中可以称通科医生（Generalist），美国叫首选主治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在新兴起来的管制医疗中，首选主治医生还叫门值医生（Gatekeeper），起确定病员需求与协调医疗服务的作用。以下几类医生可以看作首选主治医生。
一、家庭医生（Family Physician），美国和加拿大的家庭医生相当于英国的GP，一般是拥有大学学士学位，然后在医学院四年左右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再经过三年以上住院医生培训，考试合格，取得执照，训练侧重于人生各阶段普遍性疾病，包括小的手术、接生、常见妇科疾患、内科疾患、与儿科疾患等。赤脚医生绝不相当于家庭医生，校医厂医这种连医学基础知识尚欠缺的人也远不能比。中国目前的培养体制并不产生类似的医生，只是在市场中自发产生，比如乡医，就会象国外家庭医生那样处理大部分常见医疗问题，但在科学与技术训练上完全不能比。
二、普通内科医生（Internal Medicine Physician, Internist），跟家庭医生类似，普通内科医生需要三年以上的住院医生培训，训练侧重于成年人常见内科疾患，如果进步特化就形成内科专科医生，需要更长时间的住院医生培训。内科医生侧重于从整体把握患者的健康状态。
三、普通儿科医生（Pediatrician），儿科医生侧重于新生儿、婴儿、幼儿、与儿童疾患，需要三年以上的儿科方面住院医生培训。儿科也可以进一步向专科方向发展，比如儿外科、儿心科、儿瘤科等，也都需要更长时间的专门培训。
四、妇产科医生（Obstetrician and Gynecologist），在美国妇产科医生要求四年以上的专科住院医生培训，训练集中在妇科与产科医疗服务上。
上述四种医生是大部分患者进入医疗体系的把关人，除家庭医生算是真正意义的通科医生外，普儿科与普内科算是有一定专业特长的通科医生，妇产科医生算专科医生，但由于其专业范围内涉及人生常规医疗需求——生产繁殖而列入首选主治医生系列。
中国缺乏的是什么呢？主治医生体系与主治医生，数年前就陆续看到退体医生成为私人保健医生，其所起的就是主治医生的作用，患者对质量的要求使得他们希望有一个医疗活动的组织者与协调者，借助于长期医患关系使得这样的医生值得信任，但很明显，目前的中国只有高收入的人群才有可能享受这样的服务，尽管这样的服务应当最为便宜。
总结一下：通科专家是忽悠，不符合经济规律，而通科医生则是经过严格现代化医学教育与培训的好医生，正是这种医生在中国极为欠缺，缺乏通科医生，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一种僵化等级结构，不符合经济成本规律，病员逐级向上游动，导致因贫而贵，缺乏长久的医患关系，患者易于丧失最佳就诊时机与医疗效益。专家应当是拥有通科基础的专科医生，不应当处于“食特链”的高端而是随市场与人群需求分布，在病员需要专家服务时，合理的医疗系统应当立即把他们送到专家那里，而不是层层传递，浪费经济资源与延误治疗时机。专科医生在适当时候应当将患者传回主治医生那里，以取得系统效益最大化。最后介绍了四大类医生适合于成为首选主治医生，首选不是初级简单，而是患者初入系统的接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