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正帝国 (www.xzdg.org )

A young person, to achieve, must first get out of his mind any notion either of the ease or rapidity of success. Nothing ever just happens in this world. Edward W. Bok
期望成就的年青人，一定要在头脑中把任何简单快速取得成功的想法去掉，这个世界中从来就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爱德华*波克（1863.10.9－1930.1.9）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en who never amount to much: those who cannot [...]

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医疗危机及相关问题感兴趣，加入讨论，说明我抛砖引玉的工作还是见了点成效。医疗问题确实有点复杂，近期“正和”第一篇《经济解释》与“猪头看世界”随后的评论看似意见不同，却都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
“正和”的第二篇《经济解释》却让我诧异，因为上半篇讨论供求，下半篇把不是寻正的“寻正意见”当着反例批驳了一通。医生们习惯于立足于个案，难免夸张与歪曲寻正的观点，但既然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这样强加观点的行为就必须要反驳了。
道德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我以前举过例了，经济学的开创者是正宗的德育教授，偶然之中也有必然，经济是社会现象，人类活动，道德是人类合作的基础，所以也是经济活动的基础。
“正和”对寻正的讽刺是不适当的，所以寻正也会毫不客气地反讽回去，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道德。当你违反了道德规范，那么我的反讽就是适当的，谴责非道德行为本是一项责任。
寻正对中国医生的道德问题是不担心的，原因有二，能持守道德的人，没必要担心；不能持守道德的人，无非是经济人面临私利与公义的选择而已，择利忘义，寻正的本行就讲究以利驱人，胡萝卜加大梆，合理的体制自然能让此类人变乖的。寻正一点都不担心医生讨厌寻正，有公义心正义感的人不会认为寻正是苛责，所以不会讨厌寻正，而剩下的人，无非是要多种点胡萝卜而已，有奶便是娘，到时候亲热都来不及的，我没有兴趣“用道德教化医生”。
当我们谈论道德的时候，必须要懂得什么是道德，道德是社会行为规范，比如说商业道德讲究诚信，那么是否在哪一本书上写着“在下面的条件下，人必须讲究诚信”，然后罗列讲究诚信的必要充分条件呢？没有，人当讲求诚信——在任何条件下。对道德掺水的第一步，就是对道德条件化，好象道德条款是有限制的，遗憾的是，那样的道德体系是虚假伪善的，你如果认为道德是有弹性的，那么你已经处于失德的边缘了。
国人受传统影响过多时，道德体系就很残破，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中道德是等级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就是说一个道德规范可以覆盖另一个或者几个规范，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可以有效地解决道德冲突，两个同样有效的规范对立了，你按等级执行就行了，其缺点么，就是这样的体系实际是有着极为低下的道德水准，道德是抽象概念，大家都黑着心眼往道德里加塞私货，台面上无不冠冕堂皇，实际上却肮脏龌龊，但一切丑行都是以最高级道德规范为名义执行的。
传统等级道德观念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副作用，那就是愚民弱德，所谓愚民者，遇到道德难题则以等级道德体系逃避了，不探求创造性地解决难题，脑袋不用，当然就变笨了，关键是变笨了还以为聪明，那就是一个无解的套。弱德者，按照道德行为行事是需要勇气的，要么是需要面对自己的勇气，要么是面对别人的勇气，用道德等级规范逃避了，常年如此，人就变得卑劣了。
执着于道德行为是对人性格的考验，而道德困境中直面所有的道德规范则是对人的创造力与智识的扩展，寻正已经不止一次戳破道德上的忽悠了，事实上真正愿意尊崇道德规范的会发现，现实生活中道德困境并不多，选择起来也并不难，绝大多数时候按一个标准行事，其它的看似相违的场景并不出现——道德上的忽悠者总是夸大道德规范的冲突，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道德有其内在协调与统一性。缺乏了这一基本特征，道德体系是不合理的。
“正和”举了两个典故来说明他的道理的正确性，其实是一种道德的无知，不能够彻底地解析道德场景，结论当然走向失德的立场了。在我的印象中孔子比这两个典故描述的要聪明一些，所以对故事的真实性保持怀疑。子贡赎人不去报销，那说明他的动机不是赚钱，那么他的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道德行为，符合道德的行为就当表扬，孔子对他进行指责是不适当的，完全不符合孔子一贯讲求正义的立场。一个人病到路边，“正和”将他救了，然而这个人是个强盗，病好后抢了“正和”邻居财产跑了。“正和”邻居找“正和”扯皮，“正和”满腔悔恨，“正和”就愚笨了些。“正和”的所有行为都是符合道德的，值得表扬，他的动机是救人，此后的后果是当时行为所不能预见的，抢劫行为跟“正和”在道德与法律上没有一丝半点关系，所有责任都是强盗的——不然不叫强盗了，对吧？
有经济学为后盾，“正和”显然不服寻正的推理，因为呀，子贡拔高了道德要求，正好让大家不愿意去救鲁国人了，这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简单而言：NO。子贡成为圣人弟子是数百年上千年后的事情，我对孟子见不惯，对孔子却是满服气的，他老人家没那么强的精英意识。既然是学经济的，也不要太Naïve，你自己都教训寻正“用道德教化医生”是苍蝇扑火，子贡的道德行为对应经济动力而言当然也无疑是杯水车薪了。
子路受牛的故事简直是侮辱人的智慧，如此无聊的故事也编得出来。要是真发生了，寻正给你解释一下罢：子路的行为是值得表扬的，无论他受不受那一头牛，他都要得到同样的表扬。用可以得到一头牛的经济利益来诱惑人做冒生命危险救人的事，寻正毫不客气地说，那是无耻的诋毁，只有缺德的人才会编出这样的故事，他们绝对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凭着想当然耍小聪明而已——放下精英的架子跟直正做过此等事的人请教一下罢。
道德是具体的事，出发点始终是个人行为，即使你说那一群人道德上怎么样，也指的是个体行为，从群体角度进行道德评价与谴责毫无意义的，比如向政府问责不问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句屁话。寻正在新语丝上关乎道德的讨论都基本上针对个人，对群体基础上的道德判断我采用经济学原则，也就是“正和”全文所暗示的那样，医生由于有经济社会环境的限制，不可能维持好高的道德水平，这是一个蛋与鸡的问题，寻正没有兴趣对一个群体进行谴责或者表扬，寻正感兴趣的是蛋与鸡都应当寻求改变。
不少呻吟学派的医生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抱怨媒体与社会，这样的抱怨要合理必须有一个前题，那就是你本身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寻正对经济学推断的信心远高于对自我标榜的道德的信任，所以对于所有此类不同寻常的主张都喜欢检验一番，戳爆了无数的气球，以致于惹得新语丝上唾沫乱飞，骂寻正的也不想一下，在新语丝上为非道德的行为寻找借口及反讽维护道德的人是否是来到了适当的地方。
对群体的社会评价事实上是更多地描述群体上的道德现象，对现象的认识与解释并不意味着对现象的认同，经济社会环境导致普通道德要求难以实现，这绝不意味着群体上的经济社会条件可以在个体上对道德要求加以修饰，你被别人强迫着做了不为道德规范认可的事，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强迫”这个条件变成道德上可以认可的事！医生善待病人是一条基本的行业道德规范，不管你是在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还是最不发达国家，法律是道德的明文规范，你不能说因为贫穷就有了抢劫的理由。
不少人陷入道德误区是因为混淆了道德后果与道德判断的标准。道德判断相当于法律上的定罪——你究竟是否违反了规则，而道德后果则是量刑，那就是你应当承受什么样的惩罚。你的社会行为记录良好，初次犯法而后果不严重，法官可以免除处罚，或者口头警告，这绝不意味着你没有打破规则，在法庭上狡辩，作伪证，那么本来很轻的规则触犯，导致了更多的违法行为，你打破了更多的规则，当然就会受到更多更重的处罚。在道德法庭里唯一的处罚形式就是舆论，对你触犯道德规范的多少与严重程度进行谴责。
对医生们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正是否苛责，也就是处罚过度了。这一点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没有兴趣为自己辩解。当你为错误的行为辩解时，你就在纵容非道德行为，惹翻了寻正是必然的，当一个医生因为职业关系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医务人员一边，为赤裸裸的违反道义的事辩诬张目时，寻正无论如何严苛都不过分的。
如前所述，医生的行业道德与经济社会条件相辅相成，我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从行业角度谴责医生，在道德上我的底线是你必须能够辩别对错，你吃回扣我能够理解，只要你认识到此种行为是不对的，我就不会谴责或者在道德上向你挑战；你不能善待病人，你其实并不需要多讲你的处境我就能理解，在受到指责的时候你说一声对不起，那么我很容易就谅解你了；你为病人服务不能做到待人如已，或者视之如亲，在中国现行体制中可以理解，你甚至也会向病人催账，但你不威胁辱骂病人，在语气上同情患者，在行为上不过分骚扰患者家属，只要你认识到此种行为是不对的、是需要纠正的，寻正都不会找你的道德上的麻烦。寻正的基本批评立场是你有向善的心，期待着改变，愿意在环境改变时第一时间里向着利人利已的方向走，寻正就不认为你在道德上有任何亏欠，大多数人处在你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更好，寻正也不能。寻正虽然不是道德的圣人，但的确良心未泯。
在群体层次讨论道德请见我以前的不少相关文章，对医生而言我关心的是具体的道德，其实这也是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医生患者如何合作取得最大效益，医生患者打架在我看来是极为愚蠢的现象，医生辱骂患者、媒体、社会，其中的愚蠢含量要远远超过不道德这个因素，我对此种愚蠢的耐受性远远低于对此种不道德的耐受性。
对于“正和”的关于道德的“经济分析”我其于篇幅关系无法进一步详细评论，从道德的角度极为糟糕，那么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也一样地幼稚，供求关系的基本内容都没有吃透，打个比方，我价值500元的东西卖100元，当然如同“正和”所述那样趋之若骛了，倒票的也可以理解，但我就无法明白我如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倒票的赚200元，消费者难道不剩200元？难道倒票的可以卖600元？除非消费者都去学经济学学糊涂了。“正和”的经济条件限制也很搞笑，寻正从一开始就批判中国的价格不合理，凭啥要听你的500元的东西卖100元？你不是存心为难我吗？真是那样的话，哪里用得着供求关系的推理，路边的老大娘就会叫你关门。不要把消费者当着周拔皮，十元钱非得要买三十元的东西。供求关系的立足点是经济交换，把那个概念吃透再说罢。
正和《中国医疗问题的经济解释（二）》
猪头看世界《也谈中国医疗问题的经济解释》
正和《中国医疗问题的经济解释》

前面两章我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总体评述，但因篇幅问题未能就某些问题展开阐述，这一篇是基于科普的目的谈比较与归因的方法学，为前面某些结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也粗谈横向与纵向比较的一些陷阱。
1）发展的眼光。用通俗的话来说，叫要有志气，要比，就跟理想状态比，二流的经济，实现一流的指标，在卫生领域是常见的，在华语或者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中也很常见，所以作为国家领导人，重要的是寻找不足，而非寻找借口，最有意义的比较是跟理想状态比，中国的理想卫生指标状态么，要看日本、新加坡、与香港。
2）数据的信息差异。尽管医学是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也是发展变化的，一旦在社会层次上进行统计，就会带上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从1900年到2000年，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变更了八次，在统计的时候，相应死亡原因分类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那么我们在数据对比上很容易落入比较标准不一样的境地。
美国在19世纪末就逐步推广了生命统计体系（Vital Statistics），其中包括出生、死亡、孕育、与人口的注册登记或者统计，由于有些是实测数据，很多时候不需要标准差（如怀疑数据测算有误时进行统计较正时例外）。日本的这个体系要晚一些，但在19世纪末也建立起来了。中国在现在仍得依靠抽样调查，而抽样则要涉及统计设计方面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样本的代表性，中国卫生部的数据都来源于所谓监测地区的抽样，监测地区是否可以代表全中国呢？稍有不慎，监测地区的数据就可能跟全国真实数据差得很远。
中国最近在2000年进行了人口普查，那么很大程度上2000年的数据就是实测数据，其代表性、有效性要高于其它以后年份的数据。实际上回顾2000年的数据也揭示一些问题，比如说在2000年的2870个县级单元，报告婴儿死亡率低于5 ‰的有271个，其中低于3‰的有117个，四川的广安与岳池新生儿达到1万3千人以上，武胜县新生儿达9千个以上，都未报一例新生儿死亡病例！当然对于这些明显低报漏报的地区可以进行统计学较正，但统计学较正的前提是此类错误不是系统错误，即低报漏报不是全国性的，在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中国，是有理由怀疑系统偏差的存在的。适当的做法是在发现类似问题后进行复查，或者另做抽样较正，抽样较正与在现有数据上进行较正说服力大大不同，因为可以主动克服系统误差。
基本生命指标的统计是公共卫生一项重要内容，希望卫生部能在这方面朝别国1900年看齐一下，不要老靠抽样，要进行生命指标的全国登记，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还要讲数据的准确性以后。真要做，对现有卫生系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国际与历史比较中我们往往把社会现象独立于社会环境进行比较，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社会环境是变化的，有巨大差异的。中国的现状是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而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的医生质量大幅下降，在涉及病因时我们就要怀疑诊断的准确性。美国尽管在19世纪就相继产生了行业法规，不允许没有执照的人行医，但执行上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当哈佛医学院的院长都抱怨学生不会读写时，那时医生的质量也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在死因上，我们仍要怀疑其早期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对比时，这些信息对结论有无系统性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3）寿命的社会经济贡献。寿命是一个即使在学术界也会产生误解重重的指标，比如在研究医疗的社会经济贡献时，很多文献想当然地把依据死亡率变化所做的结论归于医疗作用，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死，而且死于某种疾病，在20世纪初美国统计系统仍然统计有老死一说（Senility），很快就不采用了。比如说2006年Murphy与Topel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对医疗价值评估的文章就把所有寿命的增长归结于医疗贡献（类似的文献不少），那么随着这样的结论，就不得不接受从50年代到80年代癌症上的医疗导致人群短寿的结论，错在哪里呢？错在归因失当。
在1900年前10位死因如下：

死因
死亡率（每10万人）

总死亡率
1571.8

肺炎与流感
202.2

结核
194.4

腹泻及肠炎性疾病
142.7

心脏疾病
137.4

脑血管病
106.9

肾炎
88.6

各种损伤意外
72.3

恶性癌肿
64.0

老死（Senility）
50.2

白喉
40.3

在1998年前10位死因如下：

死因
死亡率（每10万人）

总死亡率
864.7

心脏疾病
268.2

恶性癌肿
200.3

脑血管病
58.6

慢性肺部阻塞性疾病
41.7

意外
36.2

肺炎与流感
34.0

糖尿病
24.0

自杀
11.3

肾病
9.7

慢性肝病与纤维化
9.3

1900年美国人期望寿命为47.3岁，1998年为76.7岁，根据死亡率的变化，很容易得一个总体死亡率的变化导致寿命增长的结论，但其实更多的是死因结构上的变化。人总是会死的，死于什么样的疾病却是寿命的关键。在1900年的前四位死因中，死于肺炎的人平均寿命为33岁（男32，女34），死于结核的人平均寿命为38岁，死于腹泻与肠炎性疾病者为8岁（男7，发9），心血管疾病则为56岁。另外死于肝胃癌症者（为癌症死亡中的最大一类）平均为60岁。也就是说，只要把死于腹泻与肠炎性疾病的人转化为死于癌症，那么人的寿命可以延长50岁以上，这是死亡率变化中影响寿命的最大因素。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是否人群死因变化是因为医疗条件的改善，比如我们把结核全治好了，从而那些因结核而死的人现在因为心血管疾病而死，多得了24年的寿命？这样的假说非常好验证，那就是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比如结核、肺炎、与肠炎的有效治疗手段出现的时期是知道的，如果这些疾病消失转化为寿命期更长的疾病（人总是要死的，人早期的生存就增加其后死于其它疾病的机会）的阶段性与有效治疗手段的出现的阶段性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假说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
下面是在60年代前各首位死因的变化趋势（每10万人死亡率）：

年代
肺炎
肺炎加流感
结核
腹泻肠炎
恶性肿瘤

1900
152.6

194.4
359.9
64

1910
95.7

153.8
114.3
76.2

1920
82.2

113.1
53.6
83.4

1930
48.8

71.1
26.0
97.4

1935
48.5

55.1
14.1
108.2

1940
28.7
70.3
45.9
10.3
125.2

1945

51.6
39.9
8.7
134.0

1950

31.3
22.5
5.1
139.8

1955

27.1
9.1
4.7
146.5

1960

37.3
6.1
4.4
149.2

在20世纪早期主要死亡原因是感染性因素，而有效的治疗手段要等到1935年以后磺胺药用于临床，1945年以后抗生素用于临床，结核的治疗手段还要更晚一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世纪初有效临床治疗手段尚未发展时，人群在死亡原因上已经出现了极大变化，那就是死于寿短的病稳定下降，而相反地死于寿长的疾病则稳定上升。这里面包含两种可能性，一是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二是预后，各自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于肺炎、结核、与肠胃炎二者均有，身体营养状态与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都能解释二者，而恶性肿瘤则是单纯由发病率引起的。
这里我所探讨的更多的是治疗性医疗服务，而非预防性的医疗服务，因为公共卫生是一个变化性的概念，比如说上述肠炎腹泻的变化，其中很大的因素应该是饮用水与清洁卫生，对现在来说，饮用水的清洁卫生已经是基本生活条件了，而非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内容，但在早期却是经典的公共卫生的内容。饮用水卫生的确是由过去的医学专业人员所贡献，但由于这样的因素固化在人群智识中了，已经不需要医学专业人员进行专门的服务了，当然相关的专业人员还是需要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那些成就应归于基本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可以归因于公共医疗服务的就是那些可以预防的疾病上寿命的收益，也就是说我采用的是狭义的预防医学来定义公共卫生，因为广义的公共卫生跟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的作用无法区分。
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估算社会经济进步与医疗活动对寿命的贡献率，那在上述死亡率的演变中，什么是可以明确归因于医疗技术及其应用进步的呢？在1900年死于心脏疾病的平均寿命是56岁，在2002年是77岁，这延长的21岁可以大体归于医疗系统，在恶性肿瘤上延长了11岁。在1900年死于肺炎、结核、心脏病、腹泻肠炎、与癌肿上的合并机率为43%，在1998年死于心脏病与癌肿的合并机率为54%（仍有4%的机率死于肺炎与流感，但因此类疾病死亡的平均寿命从1900年的33岁降低到9岁，并不是说退步了，而是进步了，分析太复杂，由于是大致推算，忽略之，死于腹泻与结核的太少需要忽略）。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早期的短寿病转变为长寿病死亡了，将这归于社会经济性因素，而长寿命本身延长的寿命归因于医疗体系的作用。
对1900年五个重要死亡原因变化对寿命增长的贡献分析如下：
死亡原因__人群机率__死亡寿命__变化后预期寿命____I类贡献_____II类贡献

死亡原因
人群机率
死亡寿命
变化后预期寿命
I类贡献
II类贡献

结核
11%
38
75
4.10

肺炎流感
12%
33
75
4.90

腹泻肠炎
8%
8
75
5.51

癌症
4%
60
71

0.40

心脏疾病
8%
56
77

1.71

注：I类贡献为疾病转化贡献；II类贡献为寿命延长贡献；转化后预期寿命为死于癌症或心脏疾病的平均寿命。上述数字为详细计算后取整结果，如按上述数字复算可能有取整差异。
由上述计算我们得到I类贡献合计14.51岁，II类贡献2.12岁，也就是说II类贡献占总共16.62岁的13%。这里讨论的是在1900年47.3岁的基础上增加的寿命，也就是说可能这个47.3岁的基数要全部归于社会经济条件，那么，II类贡献在整体寿命上的贡献率为5%，如果认为47.3岁的基数中也有II类贡献，按我们对20世纪医学科学加速发展的认识，其比例起码不超过上述分析中得到的比例，那么可以认为II类贡献在整体上占5－13%。与我的两个三七开后形成的7－2－1贡献率是相吻合的，也就是上述变化讨论的是治疗性医疗，也就是个人医疗体系的作用，相对的I类贡献中公共卫生进步难以与社会经济进步分开（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统计与计算分析，超出了科普的范畴了）。
4）基于上术讨论，可见对一些常见卫生指标的比较与归因是很复杂的，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比较对象可比性失误，或者逻辑归因失误，对于讨论中国体系优劣与改革的必要性，树立这样的观念是很重要的。

白衣咸饭批评我忘了临床是一点也不错的，不少人到国外做做实验室工作，居然回国跑回临床重新找病人练手，“中国魏”这个彻头彻尾的假打就不说了，其实中国还有一大批我在秘方系列中提及的猩猩医生，他们插了根洋葱装象，导致医疗技术水平与道德素质的大面积滑坡。
我对白衣咸饭还是敬佩的，所以他老人家一批我错把石炭酸当成氯化石灰水（即漂白粉）了，我未细查马上就认了，想当然他老人家还在搞临床，又是妇产科专家，对其行业始祖——母亲保护神Semmelweis医生肯定比我熟了，不是pingshcn提醒，又吃想当然的亏了，寻正也想当然的。
所谓忘记就是背叛，中国的医生们对西医的历史还不如对华佗、张仲景熟悉，我觉得不好，西医的精髓就在那一代一代的开拓者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不少医生医德有亏，未尝不与缺乏这方面的人文教导有关。
白衣咸饭对我原文中医学名词的批评绝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人喜欢规范，产褥热非得要说成产褥感染，寻正重来一遍，仍然会翻译成产褥热的，为什么呢？一是跟白衣咸饭抬扛，二是少打一个字，三是寻译有历史韵味，你们后代规范的产褥感染，跟先辈所讲的产褥热未必是一回事。原文中孕通妊，我不使用拼音法输字，打错别字是经常的事情，感谢方舟子经常为我纠正错别字。栓塞、产妇并发症、胎盘意外寻译都很准确，白衣咸饭的更正毫无道理，我所依据的是美国卫生统计资料，别人如何进行疾病归类是有其统计学基础的，白衣咸饭的更正即使从医学角度也差得远，因想当然式的更正跟原来的统计归类根本不是一回事。SIDS与RDS的译法没有错，只是不与所谓的规范相同而已，同一医学状态有不同的名字，太常见了，这种规范毫无意义。
在防菌抗毒上面摆出来的就那么几家，在这里顺便提一提，算是对先贤们敬个礼罢。

希波克拉底（460－377B.C.）：酒与醋
约翰*普伦各爵士（1707-1782)：最先提出消毒剂（Antiseptic）一词
Genevieve Charlotte d’Arconville（1766）：氯化汞
伯纳德*科托依斯（Bernard Courtois 1777-1838) ： 碘酊

＝＝＝＝＝＝＝＝＝＝＝＝＝＝＝以上为旧时代，因为有效性差

英国查理斯*怀特医生1773：提出用消毒剂治疗产褥热
苏格兰亚历山大*戈登医生(1752-1799)、美国奥列佛*文德尔*贺麦斯医生（1843）、匈牙利英格纳日*塞莫维斯（1847）：建议产科医生要洗手

＝＝＝＝＝＝＝＝＝＝＝＝＝＝＝以下为新时代，显著有效

匈牙利英格纳日*塞莫维斯（1847）：氯化石灰水（次氯酸钙、漂白粉）－Chlorinated Lime Solution/Calcium Hypochlorite
法国路易*巴斯德（1822-1895）与德国罗伯特柯霍（1843-1910）：证明细菌致病
英国约琴夫*李斯德医生（1865－7）：手术消毒法、石炭酸－Carbolic Acid/Phenol
美国威廉*霍尔斯特德（1890）：橡皮手套的使用
英国亚历山大*弗来明爵士（1928）：青霉素－Penicillin
德国格哈德*杜马克（1932）：磺胺药－Sulfonamides

最后建议白衣咸饭不要老是指责我忘了临床，我已经不搞临床了，这种指责没有意义，很多时候引火烧身，不是一次两次了，难道就没有吸取教训的能力与胸怀？

我想不到一些网友因为寻正分成了两派，首先对我的支持者表示感谢，也对我的反对者表示感谢，关注寻正就是关注中国医疗体系危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意见，都跟我的期望是一致的，人不在中国，那么就要受很多的限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指点江山，抛砖引玉。我多次见到别人建议讲笑话的人一定不要笑，所以写作中默默地遵守这一规则，我的写作风格并不单一，明喻暗喻反讽都是习惯手法，有不少东西，如果读者不系统地读我的文章，可能错过以前关键性的讨论争议，就可能会产生误解。这个导读就是对我发表在新语丝上的文章的一些说明。
1. 寻正的老爸是名医——那是寻正封的，因为他是中西结合医，自认为是名医（中医的脾气），所以寻正讽刺他的，不过他很忙却是事实，比那些自认为很忙的医生都要忙。
2. 寻正出身卑微——考上大学才转的城市户口，从小营养不良，没必要多说了。
3. 寻正憎恨伟人情结——伟人是一个悖论，岳不群最想做伟人，毛泽东想伟至千秋，伟人都是不想做“伟人”的人。
4. 寻正批评老爸——寻正没有“妻子最有理”情结，如此简单的反讽都读不懂的大有人在，所以说明一下，老爸面对寻正的批评讽刺可老实多了，倒不是他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而是被我的“学术水平”吓住了，我批评中医，他从来不反驳，不让他跟家人玩儿中药，也基本听话，所以还属可教之人。
5. 寻正回国办医院——那是典型的寻正式的调侃，未回国，我就不会确定具体做什么，所以他救是空的，是讽刺只会呻吟的医生的。医生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自救。
6. 寻正要医生发文支持——那是寻正的又一调侃，事实可以证明，寻正可以维护自己的，唇枪舌箭中倒不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并不需要帮手。那一段话还是要进一步突出医生在医疗交换中的核心地位，寻正不会因为自己的立场而否认事实，即使寻正成为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跟寻正顶牛，寻正仍然要维护医生的地位。
7. 寻正的道德水平——寻正没有不同于常人的道德水平，所以一再地否认做道德导师的可能性。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寻正不求于批评对象，道德水平、新语丝或者其它地方发言明显低于了常人的道德水平与相应专业水准，寻正会猛批，而且寻正的批评直接了当，指名道姓，不玩花招，人行事为文当求方正，从方舟子及很多前辈身上学到的，寻正绝对不会因为直接了当地批评人而道歉，除非是批错了。
8. 寻正对方舟子的编辑态度——正如文中所述，毫无保留地信任。我反击家庭主妇，并不认为方舟子登她的文章的行为不对，争鸣嘛，挂她的文章，也挂我的文章就说明问题了，方舟子本人对他所挂文章的态度于此也可见一斑，科学精神讲究取舍，连基本判断都要方舟子帮你做，就有违新语丝宗旨与精神了。
9. 寻正在新语丝上的回复原则——不少文章中都提到过，寻正不参与毫无意义的争论，错要错得有显著性，胡扯要胡扯得有社会意义，寻正没有义务陪人练噪子。
10.寻正是我的网格个性——无论我在两年后在干什么，寻正都将从网格上消失，此后凡公开承认自己是寻正的都是假打，寻正有寻正的使命，我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与追求。我知道这段话又会是误解根源，要寻求真正理解的，可以读读爱德华*波克的自传“The Americaniation of Edward Bok”。只有两年的寿命，寻正所以文章发得快，不然话说不完。寻正可消失，但理想与精神可以存在与实现，那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很多的寻正，会有更多的寻正，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中国，那才是最有意义的。
11.与白衣咸饭抬扛——包括后面一点都是寻正的讽侃，免得有人又来读不懂乱解一气。
12.批评家庭主妇立场决定内容——以前多次用过了，就是屁股决定脑袋比较温柔的说法，这都读不懂，还一个劲儿地表示自己聪明！郁闷。
13.家庭主妇为不是家属的“家属”抬桥文章： 家庭主妇《从小医生家属的文章说说职业精神》把冷血当着职业精神；家庭主妇《从小医生家属的文章说起》“有见地，开通明理，又疼老婆的男人，不是每天开门就能遇得上的”，好笑。
14.道德是经济的根基——这也可以被人造谣成我说过道德是经济学的根基，脑子进水了。
15.以德治医——怎么老是有人强加立场给我，提点基本的道德要求变成以德治医了，真是的。
16.道吾恶者是吾师——我所谓的师就是额外的尊重，跟传统的师道大有区别。能正确指出我的错误来的我会额外地尊敬或者忍受一些，以前的求真与在我博客上评论的AZ属于此类。能让我学到东西，那总是要感激的，立场是另外的事情。
17. 全面禁止“大士”的发言——这家伙实在是太好笑了，他在我禁他ID后仍然宣称就是要花几分种换我的几秒钟，我只好把他放入黑名单了，免得花那几秒钟了。人傻成这样真是不容易。
18. 全面禁止“快乐怪物”的发言——这家伙是忽悠概念的典型，他的任何评论都是垃圾，比”大士“还要讨厌的是他处处摆出一付博学高深的样子，所以全面禁了他，耳根清净。
待续。

寻正在网上潜水无数年，终于忍不住了要做点贡献，由于一直喜欢新语丝，就不请自来成了新语丝的不邀评论员，潇洒走一回，结果打翻了不少人的玉盘，也沾得一身的唾沫。
新语丝吸引我的是版主不曲不挠的个性，一身正气，人文科学并举，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格力量，他周围团聚一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不平则鸣，在世风日下、世德有亏的环境中让人看到希望。新语丝以文学网站起家，每月定期出版的《新语丝》则以文学艺术性质的作品为主，而新语丝论坛则更多的是思想的交锋与科学的传播。寻正出身卑微，文学艺术上确实欠了先天后天的修养，《新语丝》月刊偶尔看看，操刀动笔就不敢了，在文学上就喜欢读点小说、传记、偶尔读点现代诗，深奥的读不懂，从来都找简单的下手，所以我的活动范围从来都清晰明确：新语丝论坛。
自从我根据自已的专业背景在新语丝上发起医疗相关问题的讨论以来，非常感谢方舟子，现在这个话题几乎变成了一个新语丝上的持续的热门话题之一了。自从我一开始对中国的医疗危机进行描述与讨论，就受到了医生或者不是医生的责难，三分之一是针对相关问题，三分之二是教导寻正如何为文，或许还有人有着为人的期许，但一见寻正文风刺手，不少人给咽回去了。
家庭主妇算是我颇为赞许与期待的作者之一，我猜测新语丝的供稿作者男性是大多数，能有更多的女性作者起码可以带来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家庭主妇的文笔与条理是值得赞赏的，不过，立场决定内容的要除外，唉，最近多起来了。由于我对她的赞许，所以她的批评是必须要回复的，那是我的原则。
近日来由于要准备写秘方第17章，正在阅读波克的自传，受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感染，很多时候确实是热血沸腾的，科学能给社会带来持续的变化，但对人来说，还是人文艺术更有力量，每当我激动的时候，就有写下“传世”作品的欲望，一下子就把国人个性改变了，一下子就说服了大多数人信任我的想法，中国的医疗危机五年十年就改变了，寻正的名字让以后无数的医生与医学管理人员敬仰，飘飘然，神思就迷失在无边的幻想中。
但遗憾的是，寻正的专业中没有哪一个跟文学艺术连在一起，实际工作又是跟鸡毛与蒜皮打交道，寻正只能继续跛着人文的腿搞科学，“传世”与“伟大”，还是留给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来罢。
寻正的个性在现实生活稍微圆滑一些，在新语丝上觉得更自由，你可以说我没有涵养，出身卑微不足道也，就不要期望太多了，父亲是名医，也就没有时间跟人闲扯，母亲也很忙，寻正是抱着金庸的书长大的；你也可以说我是传统文化的叛逆，很多地方我一成不变地接受鲁迅先生的思想，比如京剧，我就只能宽容，承认其艺术地位，但自己是绝不看的，一看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家庭主妇的文章我在此前都比较欣赏，但这一回却叫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的文章如此不满，以致于要漫骂。人，各自有自已的阅历、背景、兴趣、与专业，读不懂、读起来吃力、读起来无味无趣，完全可以理解，文学艺术带有娱乐价值，有普适性，科普或者专业性更强的社会问题则不一定有那么强的娱乐价值，我向来对新语丝真正的，而非动辄宣称是不读者的，读者是感激的，愿意读多少都欢迎。
家庭主妇在以前就多次试图捧小医生“家属”而贬寻正，但以孔明之智也会碰到阿斗的，所以不成功，这一回亲自赤膊上阵了，但偏偏打扮得跟唱京剧的一样，扭扭捏捏唱了近三千字，结果还是含沙射影，屁话憋了半天硬是没憋出来。不巧的是“说话当放屁”也是我的家乡常用语，抱着冒犯老乡的可能，还是把它回赠给你罢。我的故乡人说话很冲，用文雅的字眼叫直爽，或许太多的机遇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对故乡人我有几分亲切，但我对隔着三床厚被子的批评的确很反感。
中国的文字输入起来都困难，传统又爱温文尔雅地折磨人，家庭主妇想要表达的观点无非有三，一是批评的对象是寻正，二是寻正啰嗦，三是寻正的文章没有意义。浪费了几千字，是否该用你主张的简洁风格自检一下？先前就有过不少批评寻正啰嗦的人了，几乎个个都最终不得不染上寻正的毛病，寻正一反讽反批，又要掩自己的伤口，又要调兵谴将攻击寻正，文章短了是不会解气的。现在每每一打开小医生“家属”的文章寻正就长叹，吐口水的功夫讲究细水长流，少量多次，还得有有价值的内容相伴，不然不但毫无功效，别人还当你发神经，你让我哪有兴趣理你？
我对方舟子主持新语丝的论坛是完全信任的，他觉得不妥的东西我就不会在博客里挂出来的。大家无不赞赏方先生的谨慎、正义、与学识，那么为什么不象自己在发贴中所表达的那样信任方先生的编辑呢？对你没有价值的东西，不见得对别人就没有价值，新语丝不是为你一个人办的，新语丝上的东西并不都是对的，关键是在辩论中透明思想，选择权以及做适当的选择还在你自己。不愿意做草包，那你就得终身不停地选择判断，因为那才叫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的精华。
新语丝上不时有人冒泡，对方先生的编辑选材说三道四，但无不以推崇方先生的人品、作品、或者新语丝垫底，却隐隐指责新语丝挂了不适当的东西，这类文章读得多了，我不免厌倦起来，方先生的确需要来自读者的信息反馈，但何不直接明了地提意见呢，非得要包装得花里胡哨，以方先生不请自来的编辑帮手与高人的形式出现。这类批评往往站在吓人的高度俯视批评对象，仿佛批评对象不接受意见要么堕入深渊，要么丧失成为伟人的良机，先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整成伟人再说吧！
寻正对读者尊重得很，不过有时对作者不那么尊重，关键是看你是说话呢，还是放屁。寻正对来自“不读者”的“爱护”也敏感得很，贫苦出身嘛，吃苦吃惯了，对于无缘无故的笑眯眯与从天而降的美好建议向来是反射性的捂紧自已的腰包，更何况你千锤百炼整出这么一份东西来，也太欠说服力了一点吧。
行文请先自检。
附记：
寻正发文快，那是因为有盲打的能力的，大学苦练五笔的结果。在新语丝上迄今为止尚无自己不阅读多遍以上再发出来的，偶尔才有阅读两三遍就发出来了的。还有不少东西被方先生挡下来了，很是感激，算是我对新语丝的合理利用罢。指责别人，千万不要以已度人。

我原想详细回复的，结果话未说完一半，已经四页多了，于是弃稿不用，只能简答一下，因为很多的内容要等到以后再阐述。
无论你认同白衣天使的说法，还是社会精英的标签，医生从事的是一份高尚的职业，这高尚二字在经济学学生眼里，既有道德上的含义，也有经济上的特权。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医生智识技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尽其用、适其用是合理体系的标志性指标。
在圣经中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Those who are strong and well have no need of a physician, but those who are weak and sick.”健康强壮的人就不需要医生，但体弱患病者就需要。
无论耶稣是否有其人，但起码我们知道数千年前人类智者就知道了什么是医生，什么是医生的工作，医生不能去种田，医生不能去扫地，医生不能当要账员，倒不是说医生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自已的房间都不打扫，而是说医生不能承担那些活动成为工作的一部分，医生的所有付费工作都应当跟患者有直接的或者强烈的间接关系，医生如果被要求从事专业训练以外的工作，那是一种侮辱，医生甘愿从事那些与专业训练无关甚至于伤害到专业工作的事，那是自辱。
医生要保持自己的专业人格，自尊自重。自己瞧不起自己，恐怕要赢得管理人员的尊重不是易事。寻正在新语丝上跟医生无数次的讨论，苦口婆心，就希望医生明白一点，你们必须学得一定的管理经济学常识，只有当医生大面积地学会了管理经济学常识，你们才能最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才能逼宫，逼着白痴的医院管理人员改行，或者学聪明。
我已经多次论证过了，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医生在医疗活动中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这就是力量，一个医生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联合起来就有改天换地之能。你们不维护自己的利益，没有人愿意维护你们的，人都是自私的。医生是一个行业，一个经济分工特化体，你们的力量的源泉来自患者，因为无论什么样的体系，你们所创造的价值必须，重复一下，必须取得患者的认同。患者愿意找你看病，愿意付适当的费用（无论是直接支付，还是通过社会保险机制间接支付）给你，陈竺这类庸官即使是立法禁止，也无法阻挡这种经济交换，你读一读我的关于黑帮交换的文章就明白了。中国最早富起来的一代，大多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行走在法律的灰色边缘地带，依靠的，就是经济交换的力量。
在其它任何一个有医生群体智识的国家里，医生是患者的铁哥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医生作为一个行业，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对患者的健康与生命的侵害的，因为这既是一个行业的理想，也是医生收益的根本：患者投资到其它方向，则必然减少对医生的投资。医生不学会善待与保护患者，为他们的利益代言，就是整个医生行业的叛徒，是以牺牲同行的长期利益为代价的寻求自私的短期利益者，此类人物是寻正见则必批的对象，是医生公敌，是人类公敌。
好了，回到medline的原设场景中来，我其实早在讨论两个成本的文章中就指出了medline限制条件的谬误，按“管理学原理”医院要扣医生的钱，NO，非也非也，这样的管理学原理寻正是第一次听说，毫不客气地将之定为白痴式的管理，其实我原文就把这类政策叫住成本疯子的。中国尽管现在也在大量普及医院管理方面的培训与教育，但对于那些在原有体系中定型了的医院管理者来说，只不过多了几个考试而已，况且许多参与培训的老师本身就对管理一窍不通！我到美国上学学管理没几天，满腔热情就被一位同学浇了冷水，他说，“Can’t do, teach”，懂管理的搞实际工作去了，学校就尽留一些装模做样的家伙，我在美国呆了好些年了，最终也不得不赞同这一句话适用的时候很多，美国都如此，中国就不用说了。
一个极为简单的计算收益的公式是Revenue－Cost＝Income。你去街边摆小摊儿的那里问一问，没有懂不起的。大部分头脑简单的人看得懂R-I及C-I关系，无非是入账多了，或者出账少了，都会增加收益。头脑简单的人的大麻烦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已从此就是优秀的管理人员了，舍不下脸面去向守着小摊的大妈请教，永远停留在想当然的境界。你如果真去问大妈的话，她会告诉你，大生意、小生意、或者文绉绉的词叫住商业的根本要诀是R-C关系，用中国人比较恶俗、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话来说，叫住舍不得孩儿套不着狼。
寻正爱用道德上的极端比喻来说明问题，因为这样易于促使人警醒，不必要以为我对医生怀有任何的恶意。事实上医生们很多时候也自指被逼良为娼的。medline说医院有权按合约对医生进行外罚，问寻正咋办。一个人与龟公鸨母签约，到头来不得不提供性服务，问寻正咋办，寻正又不是上帝，寻正只能说，该咋办你就咋办罢。
对于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来说，寻正的建议是：
关注专业与专业相关问题，学点社会管理学常识，仅从专业上不能解决你服务对象的所有问题。
如果只愿意关注专业问题，就不要趟社会问题的浑水。跟医学专业问题一样，要做，就要做好，做得让人无批评的话可说，那才是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不懂得怎么做，就该让相应的专业人员来做。
医生要有医生的人格尊严，你们应当是收账员的雇主，管理人员的雇主，要把打工仔的皮褪下，不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坚决不做，难道不知道你们自辱被辱都导致医疗行业的极度萎缩吗？你们抢了无数人缺乏专业技能却可以掌握那些简单技能的人的饭碗！
你们签了逼良为娼的合同，很遗憾，那是一道锁链，你们的选择有三：一是请求张远山那颗上帝级脑袋发个神念，把那个合同给篡改了；二是自救，钻研一下这道锁链的薄弱环节，自己挣脱出来；三是他救，寻正当年愤而出国，视为医生赢得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尊重为毕生目标，如果寻正回国了，带着你的技能、才华、与与之相称的傲气到我的医院里来罢，我的医院里医生是大爷，护士及其他专业人员为二爷，管理人员都是白领打工仔，我的医院里你挣得多，得得多，免得你成天想着变成管理人员，当然非常欢迎你加入管理工作中，如果你忍受得了薪资巨减的可能性的话。
寻正在新语丝上被不少医生纠缠出火气来了，在此发个申明，你发个贴儿支援寻正的正义倡导，将来寻正的医院优先录用。反对寻正的，道德上有缺陷的，将来寻正择劣不用，医生是大爷，你刷寻正的面子，寻正也不敢把话说绝了，确有专长，其专长收益超过道德缺陷带来的损害，寻正是个生意人，还是会用的，只要你愿意到寻正的医院受教。
寻正当年做医生，经济也算窘迫，但或许有着名中西医老爸的照顾，对钱财看得不紧，尤其是小钱的确不太在乎，回国见到朋友弟兄，倒还没听说有人越挣越少，新语丝上装穷的医生也似乎太多了一点，真以为我不知道国内行情呀？先前就有人曝料，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的，无中生有的账单都免不了，中国的那些为了患者逃了点票而叫唤的医生们真希望寻正跟你们较真一下？
病患逃票损失在明处，而无中生有式的欺诈，也即医院对患者的欺诈却是在暗处，这回寻正没有火眼睛睛了，我无法估计究竟哪头大，以中国医院不肯吃亏的本性，恐怕一个人逃的票，要在千百个人身上找回来，嘿，医院欺诈的数额恐怕超过患者逃票的数额多倍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以寻正对中国医院的了解，管理上的贪污浪费，病患的逃票恐怕连零头都比不上。大账不会算，去跟衣食父母斤斤计较，真有你们的，曝露出这种思想，又怎么能让广大读者公众高看你们的道德？
寻正连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都看不起，因为他是嫌五斗米太少，又怎么会为你们这些带着琐碎庸俗的道德行为背书呢？即使扣光了这个月的工资奖金，寻正如果当医生也绝不会跟患者打架，无论你们以何种方式来歪曲我的意思，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这样的观点，我这个观点的出发点不是我很高尚，而是我很聪明，打架不是我的专长专业训练，在医学上我当敬业，此外就是做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没训练过的事，一做就做砸啦，所以坚决不做。“护士长阿姨，无论你支使谁上前跟病人催账都可以，我是绝对不做的，病人要逃票，那不是我的事情，病人没钱该开的医嘱我照开，执不执行是你们的事情，工资奖金留点我吃饭就行了，不留么，也行，我上你家去吃。”
我的回答肯定不能令人满意，但一定要申明一下，此种暂时的状态绝不我的理想，请不要误读。人必须得努力，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看向什么样的人努力，在什么方面上努力，如果朝愚蠢与道德沦丧方向走，就不要怪我贴适当的标签。希望这样的回答或多或少地对medline有所帮助。

非临床《以德治国与以德治医》
猪头看世界《南京财经大学沈木珠夫妇学术不端案尘埃落定？》
吴象婴《学界“超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的丑恶嘴脸》这种货色是什么玩意儿，真TMD不象人，居然还教授，还吃得开。

“中国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一个如此明显的对事实的歪曲却因其看问题的角度怪异而受到了不少人的吹捧，毫无例外，吹捧都来自医生，中国的不少医生仿佛陷入了一种急欲证明自己清白的应激状态，只要看上去对自己有利的观点都一口吞下去，也不管糖衣下面是否包藏的是毒品还是安慰剂。
先前“看不到光”一文说中国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还知道加以限制，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道理，其阐述也还靠边，结论虽然怪异，不致于觉得对人的常识良知的侵犯，现在来一个“也是小医生”毫不犹豫地抱着曾局座的臭脚啃，实在让人难以容忍。
曾其毅的观点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群起抗议，为现状涂脂抹粉已经在中国不为大众所容忍了，即使是跟曾局座一块坐的委员们也没人敢认同他的观点，居然无耻地宣称自己走遍了全世界，也不知道花的是谁的钱。曾局座大概是意欲哗众取宠、蛊惑人心，所以冒了一个无耻的泡，居然有人据此宣称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实在是难以理解其中的逻辑。
中国的医疗问题成堆，大部分的原因是体制与国家管制的失当，但医务人员作为与公众接触的界面，要承受额外的压力，我以前说过，真该被揍的应该是曾局座这类庸官，张阳德这类烂政，不过医务人员本身也是不干净的，从新语丝上不少医生的言论上看，这一堆人由着想当然结成了一个显然的共同体，中国医生饱受庸官烂政的盘剥，居然在面对公众的言论时群起维护这些社会蛀虫，实在愚蠢无比，其中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本身的行为对不起观众，二是见识不明，或许还有第三点，学而优则仕，现在已经变成捧而勤则仕了，大家都眼热那样的职位——到什么程度？寻正想要回国，凡知道者无不相劝要寻得官位才回去，当我说绝不当政府的官时，几乎所有人把我当白痴一样地看待。
民主是至下而上的，平民的力量葬送了无数的王朝，即使在专制政权中，也有无数的平民默默无闻地影响着时局，推动着历史。眼热于短期利益的医生们是意识不到的，他们跟着低能乏智的管理体系重复着对现有体系最有利的言论，满腔热情地为白痴式的管理与黑白巅倒的医疗体系背书。我批评中国的医疗体系落后于世界，马上有白衣咸饭来找字眼的茬，说来说去好象是统计数据不准确，不过印象却是实际还要更差，但笔锋一转，中国大城市的医生又能比齐世界了，我满篇都是在批评医疗体系，对医生在其中的作用毫无触及，但洗白医生成了某些人的重中之重，我满篇都在谈婴儿死亡率，也用英文IMR明确表明了我是针对卫生部的忽悠进行讨论，居然也可以针对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概念说三道四，是显示自已知识广博？还是缺乏理解能力？
一个好的医生，对坏的医生就绝不能容忍，一个好的医生，对低效无能的体系就当奋而怒击，一个好的医生，就当对自已的衣食父母——患者爱护有加，从没有见过层出不穷的医务人员为贬斥消费者的政客言论张目的——中国除外。
“曾其毅曾经是下乡知青、工人、乡村医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医生和中国的病人们的处境”，如此弱智的逻辑大概也只有中国的傻妞医生可以发出来，一个有着如此经历的“医生”发出一个“肉糜”遍地的言论本身就是背叛，背叛人类的基本良知，也背叛了他自己的经历，属于从恶奴翻身做了主人的那种人。同时咱们也知道又一个连现代医生都不合格的人爬上了社会高层，医而劣则仕一旦掌握了点话语权，忘记自已算老几了，经常围着一堆有着现代医学训练的没有骨头的医生成天吹捧，一朝得意，便忘其形。
中国的不少医生的逻辑推理与写作能力严重缺乏，即使衷心推崇曾局座的“也是小医生”也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为什么在中国看不起病，忘记了文章的起头收尾对曾局座的言论推崇备致——“一个少见的、难得的、敢说真话的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中国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是“少见难得”的真话，偏偏文章中刮曾某人的耳光一个接一个，满脑子浆糊。
曾局座原话是“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看一次感冒要一两百元太贵，但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大生命不够尊重，才会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花一两百元觉得贵，修一辆汽车零部件都要几千元就没人觉得贵。老百姓老要自己掏钱(看病)所以觉得贵。”
这一段语应该是忽悠屁话的经典，人可以语无伦次，逻辑不清到这般地步，实在是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我走遍了中国全国的大城市，就没有见过比我们这儿地皮更便宜的，你们一定要在我们这儿投资。”一个小镇的镇长对投资商说。
“我一只鸡蛋卖你三元钱，你娃嫌贵，你去按摩一次要多少钱？”卖蛋的老大娘得意地教训买蛋嫌贵的人说。
“这付补药包你十年不得病，收你六百元，你还嫌贵，嫌命长了么？”一位兜售祖传秘方的中医先生对“也是小医生”说。
“你这车都开不动了，我才收你二千元修理费，居然敢去投诉我，你装修房屋花三万咋不嫌贵？”只给汽车换了点机油与喷嘴的修理商说。
“我花政府的公款就从不嫌贵”某局座对当年下乡时多送了他三只鸡蛋的老乡报恩，带进了高档餐馆，把老乡吓着了，于是安慰着说。
看一个感冒，已经有不少人曝料了，全世界大部分地方护士听了电话，告诉病人不必担心，多喝水，经常测试体温，没有异常很快就过去了，症状重者买点柜台用药减轻症状，最多两周过去也就生龙活虎了，不花什么钱，几百元被毫无良心的医生骗去，放到火星上去，火星人都嫌贵。开的药夹带中成药，损害健康，花钱买罪受，火星人拔出化骨枪，“区区区”，让你变成一堆骨架（没看此电影的要看看一啦）。
好了，“也是小医生”自作聪明地教训中国“愚蠢”的消费者要“提高意识”，一个小小的感冒也跑来看病，浪费医疗经济资源，不让你出血教训你，你大概不知道“中国医生”的历害，唉，在中国对付一批医科傻妞式的医生，难啊！有病不看，在另一个傻妞医生白衣嘴饭眼里，你认为是感冒，不过午夜就变肺炎了，第二天不死翘翘，第三天也得收尸，后果自负！
消费者“傻”，是他们的权利，医务人员有着天然的义务，为患者咨询，排犹解难，适时进行科普，医患合作，维持患者健康与生命。患者感冒花费你半分钟到三分钟的解释时间，大部分医疗机构不会收费，因为患者再因其它原因来的时候一起收了，你们想怎么做，由得你们了。等着来自消费者的革命扫你们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罢。
寻正当年出国的时候，科里的护士就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所谓的正式工阶级，另一类是所谓的聘用护士，后者跟前者同工不同酬，工作多干一倍，薪酬少拿一倍（甚至多倍），医生护士司空见惯，现在据朋友说更加严重了。很多人得意呀，我是正式工。医生体系内分等级而分配不公也司空见惯，天下之不公，人人有份，自己是受益人就理所应当，闷声不响，一旦表面看起对已不利，就争着吵着发言，这种医生的道德沦丧是确凿无疑的，没有公平正义之心，在涉及私利与公义之间进行选择时会如何行呼之欲出，不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让在卫生行业曾其毅这种无知乏智、良心丧失、却窃居高位之辈滚蛋罢，也让医科傻妞们大面积地改行罢，还我们一个清洁的天空。
附记：
看病难释义：即使是富人花费天价也难以保证质量，管政法的官员也忍无可忍对着医生下手了，这难道不是看病难？小医院得冒健康生命损失的风险，大医院挤也挤出病来，还一样地难以保证质量，这难道不是看病难？对着同胞冷面孔，洋人甚至于沾点洋味的都尽心尽力，居然忽略大众而宣称中国没有看病难，真不怕被人叫着败类？中国的芸芸大众可没有出国比较的机会，真有的话，中国的医生会被成群结队地用棍棒赶走敲晕的。
看病贵释义：一棵钻石你花50元人民币买到了，赶紧跑吧，即使是花自己的钱，值，一个劲儿地值。花三毛钱买一堆狗屎，你又不是农民，恐怕连你三岁的崇拜你的儿子也会说你是笨蛋。看病贵是买方的一个价值判断，卖方可以通过介绍产品的价值来影响买方的价值判断，但非得要替买方下这样的结论的话，那叫强奸民意，懂不懂？
众网友群起而炮轰，为什么？受不了白痴当道。

面对持续的指责寻正不懂中国行情的中国通们，寻正不免要问一句，这些人有自我反省能力吗？习惯于标榜智商高的人们，读懂了朴实无华的中文吗？难道非得要加入煸情、夸张、神秘、明喻、暗喻、以及一大串的想当然才合乎这些人的胃口吗？
在西方文化中，小孩子从小就会得到月例，也参与各种捐募，卖零饮，为父母打短工等，很小的年级就开始管理自己的账户，此类基本的经济活动使得他们成长后熟悉现代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不需要学就懂得基本的经济管理常识，而在正规的学习过程中，还会包括家庭经济（中学）以及不少的经济管理学科（大学），跟国外的医生交流，极少有缺乏管理常识与概念的医生。中国的医生先天缺养，后天也无从补足，关注自身经济利益，难道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很美吗？
寻正出国时医患暴力冲突就很常见了，唯一不同的是那时的管理人员还大部分是老一代，脑经不灵活，不太善于寻找借口，随后在中国医疗体系的崇洋运动中大批归国人员被迅速提升到了领导岗位，不同于其它行业，医疗行业归国人员其实大部分并没有国外临床工作的经历，属于典型的假打，这类人脑经灵活，找借口的能力特强，于是乎面对日益增加的医患暴力冲突找了一个特能摆的借口——一切都是媒体的错，谎言重复一千遍，即使“无法计算”到了国外仍然不能摆脱如此明显低级借口的影响。
中国的宣传明显要受政治影响，所以在全国抗萨斯的时代就一个劲儿地“正面”报道医务人员，但那时医患就不打架了么？也打的。
既然中国的报刊要受政治影响，那政府为什么要挑拔医患关系呢？给自己找麻烦？那是中国政府的习惯吗？有点逻辑好不好？
退一步讲，媒体从业人员也能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凭什么媒体从业人员就厌恶医生医院？他们能从挑拔医患关系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处？
医患暴力冲突中请问有哪怕一例说其行为人是因为受媒体影响而采取攻击医务人员的行动的？许多人就不看报纸。
把医患暴力冲突，医务人员行为有亏的根源推向媒体替罪羊是一个令人愤怒的低级借口，实在是让人受不了。
咱们看看“无法计算”抄来的各报报道吧，大家回去读读吧，看在记者原文中除了事实与采访的资料外有什么刺激到“无法计算”这位终于摆脱了“中国地狱”的“医生”，凭什么他可以下一个“不得不说记者的笔比杀人的刀还快”的诊断的，无中生有很有趣么？稍有分析能力的人读其原文都能认识到谁在“颠倒黑白”，可笑的是，随即下了一个“并导致了医院的危机公关能力的迅猛增长”的结论，懂得啥叫“能力”吗？怎个儿就缺乏应对非常态医疗事务的能力，居然还迅猛增长，是长头发还是长屁肢？
“无法计算”也不知道出国多久了，要是永远停留在想当然，不习惯于严格分析事物，言论有据，这趟国出得有点亏。
鉴于不少屁肢决定脑袋式的中国的医生或者他们的家属读不懂寻正原文，在这里解释一下罢。
从理性或者理想状态的角度分析问题是我的一贯方式，在那里交待了一下，并不代表着我会以理想状态去要求中国的任何人和事，我也不以美国的状态去要求中国的任何人和事。我的原文唯一的缺陷是苛责二字未加上引号，那是讽刺许多人把我的批评当作苛责的，我如果认为是苛责，是不会吃饱了撑的发出来的，因为那没意义。
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的医生是绝不服气的，因为寻正以常人常行、中国的特殊环境去要求他们，以他们站得特低的道德起点，看起来都是以理想状态在要求他们的，他们得不到一个道德高尚的理由，本职工作都好象干不下去。
什么是理想状态？对于缺乏理想的人，理想状态就不存在，“无法计算”问我，“现实给了理想多大的空间？”实在是让人暴笑失语，国外博士生的口头禅，“It depends”，要看什么人了。愚者寸步难行，智者海阔天空。
我如果从理想的状态来批评，那镇江中医院没几个好鸟，帮腔的也不是好东西。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医疗机构要名正言顺，镇江中医院要赶走中医先生，改名叫镇江护民医院。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医疗机构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老人家病未完全治好，病人及其代理人要求出院，医院要劝其留下，尽力恢复其健康至可能的最佳水平。老人家是放在担架上抬出来的，如果从理想的角度来批评，涉案的所有人员都得狠揍道德的耳光，帮闲也一起批。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医疗机构要有足够的捐募资金以应对贫穷的父老乡亲，医药费用全免，还帮助老人家寻求进一步的社会救济，医务人员会自发地发起为老人家的特别募捐活动，帮助他解决医疗以外的困难。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医疗机构会在第一时间内把不适于自已治疗的病人转移到能给病人带来最大效益的医疗机构，并保持随访，在需要时提供后续治疗。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医疗机构护送出院病人归家时一定、绝对一定要把病人送到有照看能力的家属手中，否则就要转移到有照看能力的服务机构中，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及有相应行为能力的非专业人员接手，否则就当拉回本院，或者留下护士照看。
……
缺乏理想的人，就很难懂得什么是理想状态，因为缺乏想像力，也缺乏追求，藏在深井中观天很有趣么？
我对镇江中医院的批评就讲了一点，那就是其行为人员应当如何做，我是搞社会学的，我关注的是管理上的失当与法制上的失当，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道德行为并没有着墨，居然刺激到了不少人的神经，那咱们就讨论一下这些人的道德吧。
我先前对“无法计算”的道歉仅仅局限在最初两文的语气上，在实质内容上并未做任何更正。“无法计算”在随后暴露出来的观点引发我严历的批评并不受先前道歉的限制，我使用严历的语气，是为附合新语丝宏扬正气的宗旨，希望能对持此想法的人产生震动，不然许多人会在道德上的迷途上丧失自我。
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法制缺陷，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凡有识之士，无不为此担心努力。寻正也同大多数网友一样，关注不少枉法乱判的案例，对武汉与西安的法院义愤，对北京的法院竖拇指。中国的法制体系对鼓励良善行为有长长的路要走，但我不得不对“无法计算”以及很多存了同样心思的中国的医务人员说，不愿意做一个良善的人你闷声踏踏实实也就算了，但居然把这样的极度自私、缺乏人类合作精神的道德缺陷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包装起来，令人叹为观止，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中国有法不依有着传统的、法制上的、经济上的众多因素，但却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我在批评镇江中医院的做法欠当时，依据仍是法律、道义、与正当的程序，这些人听不进去，寻找了千万条理由揉进了一个叫“中国现实”的万能药中，好了，屁肢决定脑袋，一转身他们成了有法必依、有法例精神也必依的守法楷模，因为这样可以免除行良善行为的道德义务！人啊，真是奇怪的动物。
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要寻求改变，首先得从自己做起，已身正，方能正人，事情才有希望，大家都以“现实”为借口漠视法律，那你就只有等别人来正你了，法律与自然社会都是无情的，你的小九九大家未必有兴趣听的，你冤呀，活该。
忽然听闻小医生这位曾受我批评讽刺的“最高学府的博士”要远离如“地狱”般的中国医疗行业去吃“肉糜”了，我说不清有什么感觉了，吃惊的居然是博士，诧异的是她居然听话不留在医疗界害人了，奇怪的是她“家属”宣称她改行可以吃肉糜，希望不是进入现行医疗行业所背的巨大包袱行业——药品销售，那就变成吸血鬼了，满腔抱怨的“家属”大概以为大家要挽留劝勉一下，寻正却为患者庆幸，都读到博士了，还迷信中医，选择医学院的最早的错误绝对需要纠正，一路走好，另外，对“家属”不要那么严历，搞得赎罪式写作把道德底线都彻底丧失了，寻正叫人行最低要求适当的事情，居然变成了吃道德上的肉糜，不得不怀疑此人在道德上还有底线么。
小医生“家属”这人很搞笑，任何批评都会落回自家的后园，寻正谈不上一生都行得正，走得端，如果重行一生会有不同，但却没有怨念，我回国与否都是个人的决定，你的批评与讽刺离影响我的个人决定差得不是一般地远，没必要以已度人；也劝你要拿得起，放得下，事业之成功、生活之幸福、在新语丝上做有益的贡献，都离不开这样的心境。
最后对“不得不说”指点一句，迄今为止我尚未发现你证明了自己的智商，所以没兴趣详细回复你。我指责的人大多都是具体的人，比如你，碰巧你是医生，大可不必把其他医生拉来陪绑，你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医生，镇江中医院的医生也不能，你们只代表了一部分医生而已，确实道德有问题的才会受指责，我基本上从未对我的指责做出过任何形式的更正，希望不要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