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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争鸣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有许多问题你不关心并不表示别人不关心，你认为不重要并不表示别人认为不重要，新语丝大多数发表的文章都是针对造假、学术或执业道德、科普的，但也有不少令人开心的东西，比如胡乱翻译的英语，忽得志跟《科学》杂志的求爱信，当然还有这位超女出身的歌星了，板着脸生活起来恐怕没什么味道。
新语丝即使持续地讨论张靓颖也是适当的，只要讨论的文章有一定的水准，要么提供信息，要么提供见解，错的也行，只要有显著性。如果有什么要批评的，最好直接了当地对原文发功，就事论事，不要动辄认为新语丝又发了什么不适宜的文章，以此影射原文的没有价值，如果真的认为什么价值都没有，非得要读完了才抱怨批评，那恐怕得寻找自己的原因。
新语丝当然有它的倾向性，跟它的宗旨相合，但如果完全变成了一家之言，不允许争议，那就不符合新语丝传播科学的精神了，非得要篇篇传世，那提出这种要求的人就得问问自己是否做了如此的贡献。新语丝不是传统媒体，你支付了杂志报刊费用，某种程度上编辑有为你提供适当内容的义务，新语丝是一个动态平台，读者与编辑互相依赖，合则留，不合则去，强求内容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不适当的，而且很多时候此类批评实际上都是对某些文章与观点不满，只是借批评新语丝而间接地批评那些文章与观点，为什么不直接一点呢？
还有人抱着自己很高明的观点，对一个或者几个人不满，就要对新语丝投稿人画像，打击一大片，而又不直接把自己要反对的人与文章指出来，这种抱怨与牢骚是不适当的，因为隐隐地指责新语丝选材不当。咱们就退一步说，编辑选材矮子中挑高子，你不做贡献，有的人直接就说潜水N年，那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做实际贡献的人？因为写了不合你意的文章？
说到张小姐，那么从最初暴料的文章中来看，这人道德上的确不怎么样，频频做假蒙骗世人，这跟新语丝的宗旨怎么叫做不相符合呢？她依靠做假取得了社会地位，如果被允许在奥运会演唱，当然有非常不良好的示范作用了，原作者愤而揭露她，在新语丝上发文是适当的。
“Rock Crystal”反对张小姐上台表演持的观点是她没有文化素质，这个角度很明显有不少问题，大部分人进餐馆吃饭是因为里面的饭菜香甜可口，这些都是老实人，但偏偏有人摆阔要进馆子吃御厨，或者有人要进去吃高价的“营养”膳，那旁边人当然可以提提意见了，张小姐的文化素质高低跟她的演唱服务在很多人听起来就完全没有联系。文化素质这个东西不好说，不少人大学毕业文化水平有限，有的人小学未毕业文化修养高深。
术业有专攻，不懂英语能把英语歌唱好就是一种能力，不能说你不喜欢这个人，就可以否认这样的能力，能力就是本钱。对运动员讲求德高识广，对艺术界人士非得要一个什么文凭，似乎都是不适当的。
我对奥运会兴趣缺缺，中国得了几块金牌几块银牌，老实说价值不大，当然很多人会不满我这种说法，“爱国主义”者大概又要以为我是缺乏“爱国热情”与“民族荣誉感”了，运动员自己涨了一下脸，一转眼都变成为国挣光了。奥林匹克精神被好斗的国人消磨光了，我本就不多的热情也消散得一干二净了。无论是张小姐，还是李小姐上台唱歌，我会听的几率都接近于零。
中国得了几个牌牌，就爱吹自己是体育强国，文化素养差了点，有着十三亿人口，偏得政府出面培训运动员，即使拿过国际大奖的金牌，还是回家种地，这体育强国，即使是把奥运会金牌全拿了，还是外强中干，东亚病夫的本质未变。
体育运动的作用有三，一是FUN，有巨大的娱乐价值；二是改变人的身体素质，更加健康健美，三是培养人的竞争合作精神，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在现代社会里，还有第四点，就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第四点也很重要，几乎成为三个主要作用的保障，运动员的价值并不是欣赏，否则训练一年，就冒泡一下，这利用率未免太低了，什么是体育强国？能真正体现运动员的商业价值的国家就是体育强国。中国人办奥运会，虚荣心太多了点，故而激发不了我的热情，看跟实际体育水平脱节的表演，还不如自己去打一场球有娱乐及体育价值，跟着别人瞎起轰，不如想办法为国人提供体育锻练的机会或者宣传其好处有社会价值。
我对张小姐上台唱歌随着对奥运会的看法而显得漠不经心，但读读各位作者的相关讨论却还是觉得有意思。真要我有什么立场，那就是如果有人品比张小姐好的人，唱得跟她不相上下，或者寻正的乐盲耳杂听不出差别来，那张小姐就到一边凉快去，否则嘛，让她唱一唱也无伤大雅啦。
尽管有上面的立场，还是要跟贬张派抬抬杠，不为真理专为房（FUN）。“星星之火”给李洪西出了五道题，寻正解答如下：

张靓颖为国家争得荣誉是：甲、唱得好听；乙、长得漂亮；丙、开个好头
A与B选择都不适当，应当是存疑，或者C可能是可能不是
又是一个缺正确选择项的题，我选E要视情况而定（It Depends），如果是大学，恐怕A与B都不合适，如果是未成年人，一定要找找自己的原因。
选C，如果把那些行为刻在她脸上，选B，如果她歌唱得有水准，选A
理由是A、歌唱得好；B、人长得漂亮；C、行为大方得体；D、符合国际审美标准；E、善于调动情绪；F、有过主持经验；G、很多人喜欢她

探讨奥运会，还是贯穿一点奥林匹克精神为上，不要老板着脸威吓观众。

看到个子对数学乱教书的批评，印象上那是很中规中矩的，教数学就好好教数学，要引入人文，就得考真功夫，抱着老祖宗瞎吹的脾气是需要改的，要增加孩子对数学的爱好与了解，教毕达哥拉斯定理时就当介绍毕大哥，其他人嘛，点到为止，毕大哥天才人物，生平事迹多得很，有得你吹的，要吹到爱国主义，也是小菜一碟。
正宗人物不吹，专吹偏门，个子抱怨，理直气状。“爱国主义”几乎成了教育学界的万金油，连中小学生如何上厕所恐怕能跟“爱国”扯在一起也不稀奇。在一个人性扭曲的教育界里头脑清晰的确实不多，这些人人云亦云，被洗脑久了，连基本概念都掌握不了。
啥叫“爱国主义”，数学中要引入“爱国主义”的教书匠们能否给大家下一个定义？如果你对爱国主义感兴趣，读读西风独自凉或许有帮助，如果你不抱成见的话。
“爱国主义”有一大堆的概念可以串讲忽悠，但说来说去，底线是人要维护国家利益，真正体现爱国主义的场景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用个人的损失维护国家的利益，说穿了是利他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已，没有利他思想与行为，所有的爱国主义都是假打，什么民族自豪感呀，文化自豪感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呀，如果有切实可行的测量方式，我也不反对把这些东东算在爱国主义的概念内，但身为中国人，假货用得太多了，神经过敏，看到嘴皮子表达的爱国主义总是要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
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有没有资格谈爱国主义？寻正的看法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如果说“白衣天使”是针对医生的忽悠，“人类灵魂工程师”则是针对教师的更大的忽悠，先把自己的灵魂清洗干净了再说吧。国家利益并不是虚的，不懂得爱护学生，置国家前途不顾，只为了奖金效益拼命地折磨学生，不教给学生有用、有效、正确、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张嘴乱说随便说，让学生为无用的知识弯腰驼背，拼命地在学生身上补课，这些东西都是与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敢于跟强权叫板，为祖国的前途舍得自己那份额外利益，在专业上精益求精——对了，我这里指的是教给学生正确的知识与文化，培养健康的情趣，发展正确的道德观念，让他们学习过程充满乐趣，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锻练身体，那才叫言传身教爱国主义，虚吹老祖宗有几分价值？那种廉价的爱国主义，还是不要用来毒害青少年罢。
个子对有关活动的批评，完全可以看成一家之言，居然搞了个上岗上线，在新语丝上搞隐性攻击，两类人都看不惯，那直接了当地批呀，对着空气发功，还好意思叫人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教书只是一个职业，不要把自己当着老师，尤其是不要进了新语丝还把自己当着老师，教书的并不比社会其它职业占多少的道德制高点，也没有权利与义务做什么“灵魂工程师”，真要做的话，不妨把自己的灵魂建造好了再说。
最后拜托这些探讨该教什么的人是不是问一下受教人的意见，问问家长的意见，当然功夫做到家的话，也问问课堂上吹的爱国主义有什么效果，如果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结不增反降，这些主张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是不是该打打屁股？过犹不及，借鉴一下狼来了的故事罢。
医学要循证，那是因为健康重要，既然都吹到“灵魂”的高度，那可是比健康更重要的，难道不需要循证一下么？
最后对执着于爱国主义的人说一句，爱国真的不能靠吹，否则大跃进不成功没天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是“爱国主义”。如果真要教爱国主义，没有什么比身教言传更有效的了，讲讲相关人物如何爱其祖国，为民族、国家、社区、以及他人牺牲自我利益，远比教授有争议的东西更为有效。中国教师的迫切任务，先教会孩子们做人，做一个大写的人（西风独自凉语），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有独立思维的人，再谈爱国主义罢。要这么做很简单，不要强加观点给孩子们，把事实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不必担心他们会不爱国，更多的是要担心自己的爱国观念有误。

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在转向农耕经济时就对植物非常感兴趣，中国有神龙尝百草的说法，其实我估计神龙尝百草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药，而是为了开发植物性食物，人类的经济大转型都伴随有人口的大量增加，在食物需求上也就有更大压力，而医疗上则处于一种慢性的可有可无的压力状态，所以呀，神龙氏的传说，应该改成“神龙尝百菜”，神龙尝百菜对古医药没什么贡献，但对喂饱咱们的祖先意义非凡。
国人可以神吹扁鹊如何如何，但改变不了当时“医生”跟算命的为伍，骗钱的同行的事实，不象西医，希波克那底确立了自然观与专业精神，把执业伦理推向了高于普通社会道德规范的境地，原始医学缺乏有效性，也就使得中医则面临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吸引不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加入，中医的道德标准某种程度上与其地位相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中医的某些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实践。
首先是治未病，所谓的保健，补药，无非是中医最初的骗子为了卖药谋利而想出来的招数，没病有钱，那当然得让你出血治“未病”了，现在变成“亚健康”了。最老的中医为了卖药坑人，随后人们发现中医地位低，但骗钱容易，于是乎隔壁的阿二阿三把孩子送过来学医了，你想阿二阿三也吃过补药的，老中医敢改口教徒弟他原来是说着玩儿的么？反正就这么教了，师傅说的都对，于是乎阿二阿三之子们就学会了开补药，老师没点明，于是乎自己也时不时吃一吃，起码有宣传效果，对中医先生来说还是得多于失，于是乎没病也鼓励吃药成了中国特色。
中医无效，但要看是什么东西，砒霜、药酒、马钱子，强烈刺激性或者毒性的东西下去，当然不会无效，只是效不对病而已，但感觉上有效就行。中医的大麻烦就在于对病无效，没有社会地位的中医面临一个危险的执业环境，一旦某个权贵久病不愈，自然功效依靠不了，中医就面临掉脑袋的事情，普通的人钱好骗，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开始好骗，时间稍长那是吃不了要兜着走的，用中医“无辜”的话来说，那是要“迁怒于人”的，于是乎向自然寻找借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床头没摆正，鬼神在做工，未病时没有治（现在当然就来不及了）等等，借口是越多越好，越贴近吃药人的生活越好，于是乎老先生说，你早上那碗稀饭实在不该放腊肉的，因为吃这样的药就沾不得荤腥，所谓不让人找自己的麻烦，最好就是把他拉下水，把责任转移到他自己头上，于是乎中医的食物变药物半药物的自然过程由此发生，阿二阿三之子们当然再次当了愚昧的书记员，把老骗子的暂时推诿之言变成祖传之秘，自己随后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被骗的人都感恩戴德，愿意进一步地被骗，传上两三代，中医后来之辈就被完全洗脑了。
在传统文化中也被洗脑的儒生在官场情场失意时，为生活所迫，也当起“医生”骗起钱来了，他们脑子里那些哲学文化“知识”与“理论”比如什么五行相克，天人合一，自然合谐，本来没什么用处，现在是如鱼得水了，原来荒谬不经的中医实践走向了理论化与大量的似是而非的反向推理的境界，中医中药的实践走向了彻底的弱智化与非人性化的境地，食品变成药品与半药品进入理论联系实践的系统化阶段，众口相传，民众也开始接受食品的“药理特性”，所有人吃了几个长寿的乌龟与人参以后，都变成了三分之一个中医专家，没有什么比用日常必须品来洗国人的大脑更让中医受益的了，原先骗起有所阻力的人群也被彻底征服了，国人在中医中药的有效性上从此没有翻身余地，直到受外力冲击，鲁迅不学习现代医学，多半发不出中医是骗子的呼声。
中医有了众多事先就准备好的借口并不能完全摆脱被“迫害”的命运，比如食物禁忌，一旦被规则化理论化，责任就可能被转移回中医先生身上，中医得发展更多的防卫机制。中医老先生平时靠吹行骗，现在贵人有痒，要见真功夫了，老先生没底，但面临掉脑袋的可能，没有逃脱机制就惨了，于是乎老先生牙一咬，赌权贵有一定的行为规范底线，比如不会吃屎，显然老先生这一赌赌赢了，人性就这么简单。老先生说，我有两付药，一付药包治你的病，但你得吃屎，另一付药没那么有效，但你不用吃屎。权贵面临仆人的怀疑的眼光，当然选择了第二付药，于是乎老先生再次成功逃脱为疗效负责，愚蠢的徒弟们再次忠实地转化荒谬为正经，谎言为真理，吃屎方进入了神奇的境界，只是没有人尝试而已。
中国的集权机制造就了极端的社会分化，这就给了社会最低层人以造反的机会，其他文化多是中低层权贵利用最底层民众而造反，但中国多的是流氓地痞的造反，流氓地痞造反成功，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没有道德底线的权贵阶层，而儒教文化对道德的忽悠也造就底线丧失的权贵阶层，这些权贵为了性命屎也吃，中医先生还是得掉脑袋，但起码中医先生已经预先埋下了为已复仇的伏笔，让你吃屎而死，我赔上一命，值了。于是乎，中医先生与权贵的搏命游戏成了中医发展的一道风境线，明白道理的中医先生不断地创新恶心中药，以报复自己社会地位低下沦落为权贵的仆人与发泄怒气的“替罪羊”，而那些被洗脑丧智的徒弟们都忠实地把道德上丧失立场的秘方记入中医正典，随即为之搭配理论，从而形成中医的吃屎文化，愚蠢的徒弟们开始对所有人推荐基于其老祖宗险恶用心的配方，中医带着社会一起沉沦。
在人类发展史上，食物很长时间内是指富含三大有机物，能为人身体提供能量与建筑材料的物质，这样的定义在不发达地区与国家仍然有效，这三大有机物是常阅读科普的人都熟悉的蛋白质、脂肪与糖，取得可以称为食物的资格，就看这些主要食物成份的含量，所谓劣质食品，就指的是这三种物质含量太少，人体利用率太低的食品，比如称为野菜的大多数植物就算是。当年大跃进，野菜都没得吃，要吃泥巴，毫无营养成份，算是垃圾食品。
普通的所谓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良，指的都是人过多或者过少地摄入了三大营养物质，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认识到还有更多的人体必须营养物质，一是纤维素，二是其它微量或者少量的营养物质，比如维他命等，在社会生产能力大量提高以前，不因为特殊的场景，人一般而言基本不会缺乏这两种营养成份，农业社会通过蔬菜与植物性食品提供了充足的纤维素与其它物质。营养性疾病往往源于食品单一或者主要营状成份过多或者缺乏。
营养物质的摄入都要经过消化道，绝大部分营养物质都要被分解成为小分子或者基本成份被吸收，这样效果有二，一是保证人体摄入食品的安全性，二是提供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基本成份，吃什么补什么是忽悠思维，不然人都变成花草虫兽了。食物的互相作用与反应，即使有，也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归根结底，食物要与消化道分泌的消化液相互反应，被人体选择性地吸收。由于有这样的特性，很多的药品就不能经消化道投放，不然全都分解成为小分子，药物的应有活性就没有了。当然，人体的消化道并不是全能的，所以人会吃中药中毒，吃西药有效。
三大营养物质在人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互相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在人的食品当中，应当说营养成份进入人体后仍可以发生不受人体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机率是没有的。人体不吸收的纤维成份变成粪便，这很重要，因为人体需要这些东西进入大肠后由大肠内与人体共生的细菌产生人体所需的某些成份。
食物营养学关注营养成份的不足与过剩，基本上不存在食物的什么凉热寒温之类的特性，更没有什么相生相克的忽悠，既然被人类数千万年选择成为食物，相互之间也不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即使发生，也在消化吸收前，至多对消化与吸收产生轻微影响，不会延续到消化吸收以后。所谓的食物与药物进一步的相生相克，只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医想当然的结果，没有科学道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所谓相克的食物，一块儿吃更能维护人体营养成份摄入的平衡。
懂得中医忌口的历史渊源，理解食品营养的摄入过程，就不难理解这样的实践的荒谬。在西医现代医学中，是没有这种忽悠的，但遗憾的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就要被中医污染，以致于现代医学的实践者也想当然起来了，令人遗憾，这些人是庸医，数典忘祖，愧对现代医学的开创者们。
现代医学不是不忌口，但其忌口的原因往往显而易见，比如说消化道手术后禁食，以提供消化道修复伤口的时间。现代医学的忌口很少对食物有针对性，一种能吃，别的也能吃，食物就是食物。如果忌口的理由10岁左右的小儿懂不起，那就基本上算是忽悠，但凡医生告诉你要忌口，一定要问原因，然后用这个标准量一量，免得脑袋被别人弄大了。
“歪脖”于XYS20080424期的问题简答如下：
如果猫是宠物，讲究清结卫生（比如定期清洗），不外出乱交朋友，在城市内，小至半厘米的伤口，常规酒精消毒后贴上创口贴即可，破伤风与狂犬病疫苗都没有必要。
破伤风的疫苗由灭活的破伤风毒素组成，狂犬疫苗由灭活的狂犬病毒组成。
人体的免疫反应相当于一个武器制造厂，对于外来的物质会产生抗体，相当于导弹，当破伤风杆菌或者狂犬病毒入侵，这个武器制造厂先要研发针对对人体产生重大危害的异物的导弹，然后大量生产，针对异物进行攻击。缺乏先期免疫的危害在于破伤风痉挛毒素与狂犬病素太厉害，等人体武器制造厂研发出特异性抗体时，来不及防止它们造成的损害了，二者都可以是致命性的。两个疫苗的应用相当于提前为免疫系统提供样品，让它研发相应的抗体，当人体再次被感染时，免疫系统可以省略研发阶段，直接提取原有的设计蓝图，迅速产生人体所需要的抗体与抵抗力，从而防止严重的后果发生。
一般来说，免疫系统也象一个社会系统，社会影响大的反应就强烈，反之则反应不是那么积极。灭活的毒素与病毒就属于后者，研发出来的蓝图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搞忘了，搞丢了）而不得不重新研发，或者一次的异物入侵被局部因素迅速处理了，研发过程不完全之类，所以人获得的免疫可能是暂时性的。
破伤风的疫苗估计可以管10年，在中国幼儿阶段可能都使用过百白破三联疫苗了，此后若有严重的伤口可以加强一次，破伤风杆菌是厌氧菌，伤口的形状也很重要，刺入伤就比开放性伤口更利于此病菌的生长。
狂犬病疫苗也同破伤风疫苗一样，要多次加强，一般来说狂犬病疫苗针对高危人群要连续注射三次以诱导免疫反应，一周后加强第二针，三到四周后加强第三针，此后如果怀疑有接触风险，应当加强两针，马上注射第一针，三天后注射第二针；如果以前从未进行狂犬病免疫，要连续注射五针以确保诱导免疫反应：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第二周，第四周各注射一次。
关于免疫针后的忌口问题，请参照现代医学有关忌口的一段，不言自明。

一个现代人带着武器来到了一个土著部落，时逢另一个部落提着竹棒攻过来了，现代人一时兴起，随手自已的步枪交给一个土著战士，说，“这个历害，用它准赢！”土著战士一听极为兴奋，抓住枪筒，抡着枪托就向对方冲去……
在面对中药的有效性问题上，普通人常无可避免地要对比中药与西药，西药无效时对中药的使用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从科学的角度反对中医中药的人的最大尴尬就是缺乏现代医学专业人员的回应。
药物的使用都会强行介入人体正常的病理生理过程，使用不当就会造成损害，中药有两大特征可以让它宣称毒副作用较小，一是司药途径绝大部分要经过人体的正常防卫机制——经消化道与皮肤用药当然副作用较小，人体有自动排毒防毒机制；二是中药无所不包，很大一部分是劣质食品或者垃圾食品，对人体的危害本身就很小，不少的食品类药，吃得再多也只是增加大便的次数而已。
土著战士用枪托攻击敌人，不小心会走火伤人，前不久听说一个爱打猎的人，枪拿回家忘了取出余弹，结果走火把儿子给打死了。即便是土著战士知道勾扳机，没有职业训练，步枪在他手里也发挥不出现代武器的威力来。
绝大部分的西药都是处方用药，也就是说使用不当就是毒药，毒性小的，对人体正常生理过程冲击不大，毒性大的就难说了，使用不当就风险超过效益，让人憎恶西药。从效果上来说，土著战士把子弹当着暗器拼命地朝对方扔过去，有没有效是不用更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国医疗界面对中医中药的大麻烦，就是我所谓的正道不倡，有许多人穿白衣冒充训练有道，其实是抡着枪杆子与投掷子弹暗器的土著，当然令人瞧不起他们手中的现代武器，大部分人根据他们使用现代药品的结果，就无法信服西药远比中药有效。
在面对中医中药的争论中，反对中医中药的支持者经常性地要面临现实就诊经历的考验，不少“中西结合医”对西医西药没有把握能力，西药无疗是常见的事情，不少人东吃药西吃药，自然而愈时碰巧正在吃中药，于是乎结论说西药不如中药有效，其实很多正规科班出身的西医也缺乏把握西医诊治规范的能力，在临床经验上为中医中药流行做贡献。
在反驳经验论的过程中，要学会辨认庸医，如土著般的庸医给他大炮打蚊子都会掉弹砸到自己的脚。西药被批评无效的典型表现是：一、诊断错误；二、用药不当；三、用药不规范；四、药物治疗未能配合应有治疗常规——药物只是现代医学诊治过程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不象中医，几乎是唯一手段，许多疾病药物治疗是不适当的；五、患者缺乏评估药效的能力，人的感觉并不总是那么可靠的。
一、面对错误诊断，离谱的，连外行都可以判断出来，但把感冒搞成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忽悠神功了，非得要有专业人员才有把握。面对错误诊断，尤其是没病给人判个亚健康或者其他疾病的，中药高度有效，跟跳大神的效果一样“神奇”，如果没吃出毛病来的话。癌症从来都不难治，如果没有癌细胞的话。
二、诊断为感冒还要给人输液，这种人欠揍，中药无疑跟跳大神一样“有效”。不合理用药，中国医生随机捕一网，一半可能有冤枉，另一半抓个正着。
三、中国的药师除了认得药品上的商标，似乎没有别的本事了，患者乱用一气，到头来怪药品无效比较常见。不少医生就是二百五，只知道该用啥药，未必知道如何用，我以前举过例子，心内科主任溶栓疗法翻着书整，搞到半个疗程被半通不通的小医生几句质疑的话，搞得信心全无，那个疗程就进行不下去了。
四、几乎所有的外科治疗手段都不是药物可以取代的，事实上即使是内科，治疗方式也在向非药物干预发展，以前心绞痛只能用药放松痉挛的血管，现在要放支架了。在应该用非药物治疗时非得要西药显奇迹，当然“不如中医中药有效了”，西药无效并不代表中药有效，这个简单的逻辑常常被浆糊脑子忽略。
五、中医行业的规律，学医的一半人都要被淘汰，因为呆嘴笨舌，不会吹。西医的大麻烦是太有效了，以致于医生们很傲慢，态度奇差，不屑于吹，不用吹，而中国医疗资源太缺，政府价格不适当造成供不应求，医生没时间吹，患者凭自我感觉认为中药更有效，可以理解。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后果是造成误解了。
对于西药无效的经验，要善于抓其无效的根本原因，没有必要为庸医留面子，连卫生部都有庸医，大医院也少不了庸医，只有抓出来庸医劣货，才能真正为现代医药正名。
即使是在未受训练的人手中，西药也远比中药有效，中成药往往要加入西药获得点睛之术，西药的无效是相对的，中药的无效是绝对的，所以使用中药的中医没有标准判断优劣，而使用西药的中医，结合医，西医，良医很多时候入眼便知，高下立判，从学术及诊治水平上有客观的标准。
西药必须要有专业人员的合理使用才有效，而中药绝对无效，用现代医学检测获得的原有中药中的有效成份，比如青蒿素，已经绝对不是中药了，它有现代医学规定的适用范围与使用方式，也是在现代医学专业人员手中使用，跟中药的联系就象人跟猴子的联系一样，丝毫不能证明中药有效。
比较是要讲究比较条件的，方舟子的验药就一遍一遍地讲这个关键概念，但有时甚至是中医中药的反对者都会忽略这样的科学原理，落入现实中中药与西药药效对比的陷阱中。科学就在于它的强大的解释与预告能力，所有的中药比西药“有效”的场景都是可以解释的，但必须有客观公正以及细致的专业观察，缺乏专业观察所获得的信息，大家就只能用我上面提到的泛化的理论依据进行反驳，纠正中医中药有效的错误观念。
总结一下，西药的无效是相对的，不合理的用药就无效，中药的无效是绝对的，不存在“合理”地使用中药产生药效。现实中的西药不如中药有效的案例都是庸医不当行为的结果，不是不能用现代医学科学解释，只是受限于信息，无法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解释，在有限的信息上的解释，都只能是泛化的理论解释——一边是庸医不当行为，一边是自然而愈以及患者的主观有偏的感觉。

经济学里的供应与需求是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基本分析工具，虽然不象“正和”东施效颦一般地把张五常大师的着力于这一角度的《经济解释》夸张成为“无相神功”，供需关系对经济交换的分析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应用得当的话。
上一节我介绍了政府控制价格对经济交换的危害，即使是高价，也打击看似维护的交换一方的利益，同样地，低价损害患者利益。心存侥幸的人会想当然地说，如果政府变聪明了，硬是找准了那个适当的价格，那不就解决问题了？这里我必须旗帜鲜明地表达这一立场：政府永远没有能力找准那个适当的价格——因为那个适当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再有本事，都不能把孙大圣猴子给招到人世间来的。
要谈供应需求，就得从个人谈起，因为供求都在于人或者起码得由人来操作。医疗行业有一些公认的特征让它与其他行业不一样，我们要从简单的商品谈起，逐步增加复杂性。最简单的商品莫过于日用品（Commodity），甲养的鸡善于跑，乙养的鸡善于跳，但进入市场，无论是善跑的鸡，还是善跳的鸡，都得要过秤，卖的是斤两，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太关心两只鸡在身体素质上有什么不同，所以唯一决定甲乙在市场上的行为的就是鸡的多少重量。
社会科学的大麻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甲决定养多少鸡的情况下，要涉及成本与利润，在理论上甲决定养多少鸡要对他的所有成本发生影响，基于实际的原因，我们假定每一只鸡的成本是一样的，稍后再对成本进行分析。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比如说5元一只，每养一只鸡要花10分钟，如果每只鸡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对于养鸡的甲来说他要养24X6＝144只鸡！一只鸡就赚995元，那觉不睡也没关系。如果每只鸡的价格是100元，说不是他就每天要睡几个小时，而当鸡的价格降到10元一只，他恐怕就要早睡晚起了，如果鸡的价格只有5元一只，那他就绝不会养鸡了，价格再跌，他自己都要买鸡吃了。
如上述，鸡的价格跟养鸡人的养鸡意愿——也就是供给是成正比的，社会科学的麻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麻烦，老板问你愿不愿意加班，加班费一个小时150，大家都乐呵呵地干啦，然后问你149愿不愿意，148愿不愿意，当然愿意了，聪明的老板1元1元的地减少，有的人到了40－50就不愿意了，有的人要到20－30才不愿意，很多人不给钱也加班加得上好。相对于自然科学里的许多线性数学关系，经济学只能给于假性数学关系，长于数理逻辑的，对这个假性数学关系还可以有更严格的描述，比如你喜欢149一定要超过148之类，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你心情好的时候喜欢120会超过你心情不好时喜欢150的程度是完全可能的，对假性数学关系进行量化到吹毛求“痴”的境地，大概就是“猪头看世界”所谓的经济学是“狗屎”的文化渊源了。
把价格与养鸡的人的养鸡数量作成二维图（在新语丝上作图是考人艺术能力的，不过太过于重要了，必须勉力为之），如下，就成了所谓的供给曲线（+）：
P（价格）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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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Q(供给)     [图一]
我以前调侃建筑设计图，有人板着脸来教训我，这一次该不会有经济学者来做类似的事情了罢。在经济学里只有曲线，没有直线，那是因为身居社会科学之中，常规地要保护自己的正确性，偶尔画直了，那也是符合数理逻辑的：直线嘛始终是曲线的特例。经济学里讲曲线，总是一笔下去，尽量拉直，功底深厚的表现。
把所有养鸡人的供给曲线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的供给曲线，尽管个体的供给曲线可以不同，只要大致形状是一样的，其市场综合的供给曲线跟个体的供给曲线在理论上就毫无区别，只不过供给轴上的单位变大了而已。市场的供给曲线是个体供给曲线的综合是还原抽象的供给到具体的供给的关键。
我们在此前的养鸡方式都是传统农业，农民随便在房前屋后圈一点地当作鸡圈，大部分时间小鸡都在四处游荡玩耍，喂的粮食大部分都被好动的小鸡运动消耗了，所以成本高。现在丙出来建立了养鸡场，小鸡都关在特定的鸡舍里，除了头伸出来吃东西，不准四处活动，粮食吃下去就转化成鸡肉了，一只鸡现在花费成本只有2元，每只鸡平均成本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同样的价格，因为赚的钱多了，养鸡场更愿意多养鸡，供给增加，在图一上表现为供给曲线右移（或者下移），为曲线（-）。
对于鸡这个日用品，从丙养鸡场出来，到丁消费者手中，如果不是特别研究，很难判断它究竟来自丙，还是来自先前的甲或者乙，在经济学中，甲乙丙的产品难以区分，其产品的流动完全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这种市场条件叫完全市场化。完全市场化导致养鸡场处于经济最优化状态：
比如说，养鸡场的鸡舍与基础设施可以支持10000只鸡，持续维护成本10000元，这是固定成本，然后养鸡所用的粮食消耗为一只鸡1元，养鸡场就没有理由只养5000只鸡，因为那样平均一只鸡的成本就变成3元了，而非开足工的2元。
当市面上鸡的价格在2元以上，丙养的鸡有多少，就能卖多少，这叫卖方市场，在卖方市场里，丙只管开足工赚钱就行了。市场经济里，有卖方市场也就有买方市场，现在丙的麻烦是卖不完养鸡场的鸡，假设市场里有两种人，一种爱吃鸡，另一种人爱吃鸭，爱吃鸡的愿意付5元一只，把丙的鸡买了5000只，爱吃鸭的人如果鸡只卖2元一斤，愿意试试，会买走1000只，当然如果是1.5元一斤，那就愿意买3000只。
丙针对爱吃鸭的人卖鸡就是一个价格的局部决策，也就是说只有变动成本才有意义，只要价格高于1元就可以卖了，到底是便宜地以1.5元的价格卖呢？还是2元？习惯于想当然一下子就跳到了2元，但简单的算术却是1.5元，因为在这个价格上可以赚1500元，而2元的价格只能赚1000元。爱吃鸭的人买鸡的多少跟价格有关，那涉及到需求的价格弹性，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
事实上爱吃鸡的人也不傻，如果5元一只，他们两天吃一次，但如果只要4元一只，他们一天吃一次，可以把丙剩下的2000只全部买去，那么丙该卖4元还是5元给爱吃鸡的人呢？不想当然，就老老实实地计算，5元一只赚取的利润为4X5000＝20000；4元一只赚取的利润为3X7000＝21000。也就是说卖4元一只可以多赚1000。有钱不赚是傻子，丙当然卖4元给爱吃鸡的人了。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自然解决之道，丙如果是第一次养鸡，脑子可能不开窍，非得要5元不卖，结果自己吃鸡吃得见鸡就吐，第二年就学乖了，卖几个钱是几个钱，在尝试中他会变得聪明，知道什么价格最好。中国的麻烦就在于，现在跳出来了一个研究鸡的院士，借着政府强权，主管鸡市，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规定鸡的营养价值若干，所以非得5元不许卖，或者他的指导价格是5元，贱卖者他都给贴一标签称傻瓜，于是乎市场价是5元。
其结果么，爱吃鸭的不吃鸡，爱吃鸡的两天才吃一次，丙投资养鸡，那是要赚钱的，结果只能开工一半，办了两年，关了养鸡场养鸭去了。搞得爱吃鸡的要跑到外地去吃。
好了这位院士如果糊涂一世，认为吃鸡关乎人民必要生活条件，政府要给养鸡场补贴，每只鸡0.2元，鸡只能卖2元一斤，养鸡场根本就不赚钱，如果不是爱吃鸡的人争先恐后地跑到养鸡场的后门给养鸡的送红包，养鸡的都得关门去养鸭，养鸡的凭着经验，知道如果开工足了，连不爱吃鸡的都有鸡吃了，那他那后门恐怕只会供自己散步用了，所以养鸡的丙肯定知道他养的鸡不能超过5000只，这边贴着本卖，那边得靠红包收回来。
高价是一包毒药，低价是一包烂药，即使是政府找到一个中间平衡价格，也远不如市场定价，市场随着市场条件变化而浮动的价格合理，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不承认这个共识，要么是对经济学的无知，要么就暗示自己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济学领域内的假打。

以前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搭飞机要想便宜，要到机场里去等，飞机没装够人，就会派人提着喇叭到处兜售剩余的位置，一般人要600，你300就可以走了，或者砍价狠的，200也走了。赶飞机多次了，看到飞机上总是满满的，不满的时候也上飞机赶得太匆忙，没看见过提着喇叭叫卖的人，不过也不是没享受过类似的低价，有一次上飞机去得晚了，告之普通仓没位置了，没问我愿不愿意就给调到头等仓去了，我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奢侈走一回了。
如果政府把价格定在600，要求航空公司对所有的顾客执行所谓的价格公平，那么300、200的交换就搞不成，我也不可能坐得头等仓，那意味着什么？假如飞机上剩余10个位置，飞机的操作运行坐不坐人，坐几个人，其基本的成本包括人员、燃油、飞机的维护、场地的使用、飞机上消耗品的配被等等都是不变的，所有空着的位置都意味着机会收入的丧失，相对于不定价或者允许价格歧视，那么飞机的这一次运作意味着300X10＝3000的损失，一个空着的头等仓不给我，意味着对我所买普通仓的数千的损失。
在经济学或者财经学上，上述场景有一系列的概念描述，飞机的运作成本不变，叫做固定成本，而每增加一个人，该次运行要增加的成本，叫住边际成本，或者更常用的变动成本，如果飞机行程已定，那么售票的价格决策就是针对变动成本的局部决策，即价格超过变动成本就是赚钱的，否则就是亏本；而是否开那一次飞机，比如说你突然有了大量的旅客，要考虑是否增开一趟飞机，那就要衡量全部成本了，因为固定成本随着你的决定而变化，即你要开，固定成本就会产生，不开则不会，那么，这就变成了针对全部成本的投资决策了。
在局部决策中，飞机上的座位就是零成本——节约的那点燃油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以任何价格卖出去都赚钱。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得到头等仓或者要派人低价售卖剩余的座位的依据。有的人心眼儿活，或者要跟寻正抬杠，那我给你5元，你给我买张北京到西藏的票试试？一般而言，在机场坐等便宜飞机的人几乎没有，买票的人也不知道航空公司的座位的需求状态，航空公司单为你这一次打折，并不影响你以后的买票行为，也不影响其他人的买票行为，大家只能说我或者其他买到了低价票的人运气好，航空公司把票5元钱买给你了，那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好到会影响你以后的行为，或者他人的买票行为，如果你故意地要买低价票，那么普通价票与低价票之间的价差乘上你买低价票的机率就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的计算是很复杂的，但我们起码知道低价票的底线是要高于机会成本，100卖给你，航空公司这一次赚钱，长远地看就造成损失了。
政府要打击一个行业的最佳手段是固定高价，比如要让牛奶商人关门，政府规定牛奶100元一升（或公斤），贱卖者重罚，牛奶商人要么自已喝牛奶撑死，要么没人买其产品穷死。对付低价规定，牛奶商人可以掺水，市场价位是2元，政府定1元，牛奶商人掺一半的水，报一个科技新产品的名目，照样可以取得最佳效益，消费者也不吃亏，多喝水对身体没有坏处。牛奶商人可没办法浓缩牛奶，浓缩了消费者也未必会买，不吃牛奶，其它还有很多可替代的产品。
低于成本的情况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的，亏本的最终结果就是关门，中国医生抱怨的低服务价格并不存在，或者说只是表面存在，病人在医院就诊的整体价格是不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医院不但不关门，而且越来越火红的道理。那么中国医生服务费用过低的解决方案决不是向上调整服务价格，而是要全面地放弃国家定价方式，让市场发生作用，让市场找到适当的服务价格。
在一种想当然的状态下，医生服务价格过低，那么解决办法就是提高医生服务价格，我在讨论价格不合理时举服务价格过低的例子，并不意味着提高医生服务价格就可以克服困境，尽管我反复强调我主张的是放弃政府价格管制，误解的医生会很多，对服务价格低没有切身之痛的普通读者反而更有可能把握我的立场。
一个潜在的争论就是政府的价格只是上限，医院医生完全有向下打折的自由，也就是说，过高的价格是虚的，这样的说法高估了市场的理性，尤其是在市场化极度不完全的状态下，市场的理性程度，跟市场中的竞争程度高度相关，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始终掌握着人事权，医院管理人员的业绩是以德治国型的，跟市场收益与后果完全脱节，政府的价格实际上就不只是上限，而是实实在在的管制价格，向上违法，向下医院医务人员不愿意。
在中国医疗危机中最紧迫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政府要退出直接价格干预，对医生来说，逃离挣脱政府价格干预是保障行业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对患者来说，要获得最大效益，必须要有经济自由，同医生恰好相反，医生服务低价格表面上对病人看起来有利，实际上让每次就诊总价格增长数倍——医生服务价格不足以克服成本，给了医院一个自然而合法的理由对医院服务进行捆绑，患者就有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
医生的服务是在所有医疗活动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服务，当这种服务被低估时，不但此项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总体医疗活动的质量都无法保证，因为许多的固定投资，比如质检与医生的认证系统，就会缺乏，结果是医生的服务本身贬值到价格以下，患者不占丝毫便宜。
中国大医院车水马龙，小医院门可罗雀，说明在消费者眼中大医院的价格被低估，而小医院的价格被高估了，如前所述，政府的限价成了定价，可能不少小医院都在跟着大医院叫苦，说政府价格定得太低，而事实上不少小医院可能需要降价才能取得最大经济效益，但小医院的评价标准却非经济效益，大家就稀里糊涂地浪费着现有医疗资源，而坐看另一边挤出病来。
政府的高定价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同低定价一样损害着医患利益，因为政府直接的价格管制就取消了医疗机构价格歧视的能力，不能让医院医务工作者根据实际成本来与患者协商最佳价格。表面上高定价对医生有利，实际上是一枚裹着糖衣的毒药。

在医危主体文章系列自7－8章以后，理论过多，还原不足，导致某些概念阐述得不够简单，让人理解困难，我将从22章开始，改用分节方式，更为简单明确地介绍相关理论与思维。
我自数年前出国接受经济管理方面的训练，接触到的非专业人士都1）相信市场理论2）有经济学理论的常识，显然我在写着这个系列时没有考虑到中国读者的差异，尽管改革开放深入人心，但人们的观念仍旧滞后，意识不到市场的好处，即使是在官方与学术界，也有极大误区，把改革过程中计划体制的残余不利影响一古脑儿地怪罪在市场化上，这一点在医疗行业尤其显著，在中国认为医疗市场化带来目前困境的几乎成了主流意见，这些所谓的学者在都带官办性质，很大程度上不学乏术，懂不起啥叫市场，也没有能力去检验市场化——恐怕不少人连为“市场化”这一概念下一个定义都困难，更不要说按科学的方法，严格地按照定义去检验医疗行业的困境了。
经济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我们称之为无形的手，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里，经济基础也要决定上层建筑，可惜上层建筑总想翻天，去搞定经济，有形的手不可能压倒无形的手，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放弃愚蠢的尝试，那些鼓吹市场化导致医疗危机的人，都是旧有的幽灵批着新的面纱出现，遗憾的是，他们窃据了高位，导致了中国医疗危机的加深。
中国民众的大麻烦，就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残破不全的，经验上也残破不全。几十年的以德治国，宁要阿狗的草，不要阿猫的苗，各种人力市场受到扭曲与压制，人们在对市场的经验是不足的，对市场的运作理解得不够，想当然太多。在教育上，马克思主义那套大而空的哲学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学常识，让民众彻底迷失在无知与虚妄之中。中国需要普及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即使是文化层次很高的人群也毫不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度排斥商业文化，贬商褒“智”情结（“无商不奸”，“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智识阶层人群中过于泛化，这一人群可能比普通民众更需要经济学的科普。
经济学是一门简单的社会科学，但中国想当然的政治气候导致了社会科学广泛不受重视，走向了学院化，高深化，玄学化的道路，试图以复杂的分析与概念的眩耀迎合长官、蒙蔽大众，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垃圾型人才——你不说大家都明白，你一说，大家都糊涂了；而经济学的学术，也走向了“猪头看世界”所言“狗屎”境地。经济学的教授未必懂经济学，他们的学生更不用说了，以前的“正和”把那些教授与学生的脸都丢尽了，其夜郎自大的心态更是给经济学的科普抹黑。
大家要恢复对经济学的信心，这是一门正宗的社会科学，是科学，科学相对于玄学，一是易懂，二是懂的人结论是一致的，即使有区别，也是大同小异，并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科学都有其使用范围，具有工具性质，不能用扳手定钉子后，来说扳手不合格。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自然科学，所以大家不能苛求经济学象自然科学的结论那么准确，但那绝不意味着经济学不是一门可靠的学问。
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士，所有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懂经济学常识是必须的，因为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经济问题表述，都有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国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愈来愈多地把经济学工具引入传统分析中，诞生了大量的所谓交叉学科，比如经济法学，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阐述、分析法制变迁，那并不意味着一门新兴学科，也不意味着法学还可以另劈蹊径，象北大法学院的朱苏力那样，搞得法学界乌烟障气，最近还有人向我推荐什么孔德周的《系统经济法论》这一社会科学的垃圾，不懂法，不懂法学，不懂经济学，不懂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就不要乱卖弄什么交叉学科，什么新兴学科。
不好懂的东西忽悠的可能性大增，基于这一信条，我改变了以后对医危系列的写作方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及时的信息反馈。

方先生的评论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什么什么灰有效，多半不做什么都有效，不需要把血留住，让血小板凝结止血，身体出现伤口，会有一系列的生理化学反应激活疑血机制，重要的是血管破损处，即源头的止血，血管会收缩，缩小创口，创口会处血液会激发凝血机制，最重要的是压迫止血，也就是让激发了的凝血机制在局部起作用，而非让血管内新渗出的血流冲跑了。

新伤口的出血，其实不使用那些灰风险最小，一旦有了新伤口，炎症过程激发，不是毒力很强的细菌，都会很快愈合了，所以方先生说清洁的手最好，其次就是不清洁的手也比任何灰好，先压迫止血，再冲洗清洁伤口，伤口周围有机物（当然除自身组织外）愈少愈好，不然就是给细菌生长提供环境嘛。

对出血的观念要正确，小伤口出点血没多大关系，人体在血液上有极大的储备功能，出血量大时，人体还可以调动体液进入血液补充，大多数情况下不损及较大的动脉，没有凝血功能障碍，不说半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问题，白衣逼急了，把出血搞成了生死问题，即使是最简陋的条件下，首先压迫止血，再烧水，加布块煮沸10分钟，水凉后用水清洗伤口，布块凉干后用之包扎即可，有渗出的，布块湿了就要换。渗出的东西含有机物，适于细菌生长，还不如暴露在空气中，只要不污染伤口，空气中掉下来的细菌还不够伤口周围的白细胞塞牙缝的。

方舟子写了一篇理论上探讨中西医之争的实质与中医的出路，我从实践的角度对中医的出路这个命题做一点补充。
中国医疗体系就很象辛克莱所言的一片纵林，法制体系严重不足，各种势力各行其事，无规无矩，无法无天，中医就是纵林中的狼，它们四处奔走征战，却因其残暴破坏性而被纵林众生排斥，表面风光，势力却日衰，尽管它们互不买账，各自以为狼王，遍贬它狼，却又不得不群聚狼嚎，虚声壮胆。
中医的狼对纵林众生的破坏在于：1）延误诊断与治疗——对于急性疾病来说，有时是致命性的延误；2）夸大疗效——对于人类现阶段很多疾病来说，虚妄的期望对人的心理打击是极大的，有极大的社会负担；3）中药中毒——导致人的普遍健康下降及直接危及生命；4）经济成本——从个人角度来说，患者处于经济资源极度需求状态，浪费在中医上，就意味着放弃某些适当治疗，从社会角度来说，大量的经济活动没有实在的效益，造成人力与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5）社会成本——危害动植物，危害人的思想（中医思维），道德丧失（欺诈成堆）。
中医是否就完全无价值呢？那倒未必，中医一棍子打死，是要打死其狼性，驯化成狗，狗不但有观赏，陪伴价值，还可以看看门呀什么的。中医的价值，首先在于其文化价值，其次是在一个合理的医疗体系中并不完全排斥它，如果能驯化的话。
历史是有价值的，即使是庄子那些垃圾思想，也是有历史价值的，人类社会并不是由科学的方块组成的，人的追求是身心的追求，幸福是身心的幸福，科学与人文并重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然之道，有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那就没有必要拒绝与排斥，因为适当的处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灵感与精神的丰富。
中国政府要给中医先生发政府津贴，那是极端不适当的，盲目信奉中医的政府，是愚蠢的政府，信奉中医的卫生部，是失职的卫生部，是愚蠢与弱智的代理。政府唯一可以给中医人士发津贴的机会，是发给研究中医文化现象的专家，他们向社会阐述中医的文化价值，通过中医的历史发展，向社会灌输科学的价值观念，普及基本卫生常识，使得大家的生活更有效益，在精神上更丰富。比如说方舟子、张功耀、王力微、王会中、以及一大批对中医有着深入研究的人，都是基本上算是中医文化现象的专家。
如果寻正办医院，那么我起码需要两名中医专家协助处理相关问题：教育医生、设计医疗程序、与患者沟通、科学与文化的普及等等。
中国地不大却人最多，不要小看了对中医文化专家的需求，即使是保守地估计，中国都在近期需要几万几十万类似的人才。就在医学范围内，也需要中医文化专家跟医生一道设计适当的教育体系，提高人群的就诊效益。人群迷信中医，有着大量的文化观念需要纠正，这样的工作，就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专家，因为相对于医生而言，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效率。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科学大倡，另类治疗方式也大受欢迎，前不久一位外科医生还跟我吹针灸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大部分的类似活动都带有文化体验性质，重形式与心理上的冲击，人们愿意花大价钱探险猎奇，愿意花钱养着小狗小猫，尽管小狗小猫没有物质上的实用价值，在中国人们愿意花钱洗脚按摸，这些都无可厚非，那么，中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受指责，构成其实践上存在的基础。
要驯化中医，就必须关注法制建设，中医的具体教育，保障其安全性与社会效益。没有主人的狗就变成了狼，中医要想获得现代社会而不是纵林的生活资格，就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运作规则，去掉狼性，切实地服务于人群。
中医的驯化之道必须由中医文化学者与医生来研究确定细节，但我可以指出如下几点：

中医执业者要单独认证，必须有适当的科学训练为基础
中医执业者要有相应法规认定责任与义务，中医执业者不能接受首诊，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执业，由医生承担医疗责任
中医执业者要有执业范围规范，违反者以非法行医论处
中医执业者要有行业伦理道德，不得夸大疗效——中医行违反现代医学认知的主张应视为非法行医
中医执业者不得乱开中药，中药必须有相应的安全性规范，患者使用中药中成药需要知情同意书
中医执业者不得称为医生
中医执业活动要称为准医疗活动，不在正式的医疗活动中，政府强制保险中不覆盖中医，商业保险自定
中医理论与实践不得成为法庭证据，一切医疗纠纷要以科学为准

很多拥护中医的人一看寻正的建议就会暴跳漫骂，他们意识不到上述建议不仅仅是中医的唯一出路，还是光大发扬中医的机会，只要不坐井观天，到全世界看一看就明白了，当然看的时候还得带着脑子，象曾其毅一般地带着屁股到处看，看得再多都没用。澳大利亚普通人看医生与看另类医疗执业者一样多，美国另类医疗诊疗次数也跟看医生差不多，增长的速度快过医生就诊次数，在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是什么状况？我已经在相关文章中介绍过了，中医正在稳步衰退！
中医要抗拒现代医学与现代社会规范，只能变成数量越来越少的狼，被围追截杀的狼，变成狗，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生命，更发达有意义的生命。
驯化狼成为狗，所创造的工作机会远多于现在的中医从业人员，一点都不用担心搞中医的就会失业，担心失业的人，他们很多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拥护中医的呼声，他们可能也是维护中医的铁杆支持者，但一旦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他们的工作职位，他们就会变成铁杆的规范中医中药的支持者，维护中医中药的阵线是十分脆弱的，关键是中国医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为中医这个附属行业提供行业前景与规范，合作而不是对抗，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新的医疗体系。

事物是相互依赖的，尤其是社会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是值得信任的，英文中有这样一种说法，你骗了我第一次，你可耻，我如果不吸取教训，再让你骗来骗去，那就自己很可耻了，人应当是理性的动物，理性首推科学，次靠经验，不按理性行事，吃亏的是自己，而且吃了亏往往活该，这就是孟子所言的天作孽，还可逃，自上套，不可饶的意思。
中国医生谴责病人不尊重医生，从科学上而言我们知道社会缺乏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医生的行为是难以完全信任的，而经验上么，相信吃过亏的人遍地都是，病人无条件地信任中国医生无疑是很傻的，上了一次当，还要再吃一次亏，那不是聪明行为。病人要对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甄别是困难的，如果病人就知道如果诊治疾病了，那么也用不着看医生。但病人并非完全不能判断医生的质量，乱开中药中成药，对患者态度恶劣，对疾病解释不清，当面撒谎，犯逻辑错误，所谓的医学建议跟常识过于冲突而又没有强烈证据的，医疗效果明显有异于同样情况的其他患者的，工作时三心二意还跟护士小姐调情的，许诺什么事情后三个小时内就搞忘了的，强词夺理的，老是夸张病情后果的，爱吹自己治好了类似病例无数个的，脾气不好的，粗心大意的，即使是普通人，都可以列出一系列指针判断差医生。对于有确实证据是差医生，而且其医疗行为损害了患者后千方百计寻找借口逃避责任的，患者在背后丢两砖头我可以理解，就象我能理解医生要吃回扣一样。
对于不是医生的人来说，你如果不能成为聪明的消费者，在现实的中国盲目地信任医生，上了当而不自知，上了一次当还要再去上当，非得要差医生把你治好，治坏了时才去丢砖头，寻正的同情心也不多。最重要的是，你丢砖头对已经失去的健康与生命是毫无益处、补救的可能。患者未必懂医，但要学会寻找好医生，也要保护好医生，坏医生不但损害你的健康，也是好医生的天敌，患者保护好医生很简单，不看坏医生，专看好医生，要有年轻时追求对象时的那股狠劲与痴劲。
同行相轻，老祖宗下意识地认识到了经济竞争关系，差医生没生意，好医生的生意才会火红。“扶正去邪”在中医理论与实践中是鬼扯，但却是行业竞争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树立行业声誉的唯一手段，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从来都只是辅助手段，所谓人要衣装，那起码是人，而不是猴子，再漂亮的衣服，包装猴子都只能起反作用。医生行业的声誉，需要去除猴子，还原医生为人之后才可以包装，才会让人信服。
医生的职业精神体现在两个侧面，相辅相成，一是要有人文的爱心，二是要有科学的认真精神。中国的医生们需要做一个实验，你有什么憎恨的事物，尝试着向你的邻居假装你喜欢它，看看你的邻居会不会受到愚弄，或者花多少时间弄清楚真相。你如果对病人的病情的关心出自真心，根本就不用担心病人及其家属会误解，你如果细心观察一下，即使国人不善于表达情感，却极少有人在情感上受到愚弄——当然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多少有点例外，不要在这里跟我抬杠。
为什么我说职业精神是中国医生走出困境的明灯呢？因为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目标不是解放医生，也不是为了让护士过得更好，更不是为了医务技术人员涨工资，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目标是为了让患者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解放医生，让护士过得更好，技术人员涨工资，都只是手段，是创造合作共利的手段，在这种大前题下，医生不充满爱心，是不可能找到合理的改革措施的，甚至有人建议了合理的措施，医生也懂不起那样的措施的合理性。
尽管我在秘方中选取了科蒂斯与波克作为爱心善意取得商业成功的典范，中国医生能为之触动的恐怕很少：那是美国，民主国家，我们这里可是不一样，然后列举999道弯，888座山。科蒂斯在他一生中不只一次地面临绝大部分的亲友质疑反对他的商业举措，他都最终成功了，他不是超人，也没有那么强的预见能力或者远见，他的成功在于信念——信念是一种有价值的意志力，它使得即使是极小的可能性都会在社会的逐步发展中积累实现这个可能性的条件，从而使得这种可能性由小变大，最后变成必然。
中国的医生必须要有强大的爱心与奉献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与社会一道寻求更好的改革方向。为什么不能用其它的精神来支撑自己的信念呢？因为其它的精神不足以成为社会共识，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大家的方向就不能聚焦，最终力量完全分散了，没有希望取得成功。中国的医患关系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合作协调，显然各执其利在理论上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的可能性。最强大的理由选择爱心指引乃是这样的精神是符合医生行业精神的，医生可以毫无内在冲突地执业与改进社会体系。
罗马帝国自一人而衰，那就是有名的尼禄（Nero），尼禄早年据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帝王，在平民中间非常受欢迎，他的政策优待平民与低收入者。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一声大火，烧掉了罗马城的一半，不在罗马的尼禄马上赶回了罗马，他下令开放他的宫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逃难，免费为难民提供食品。面对残垣断壁，很多的罗马议员都准备放弃罗马迁都了，尼禄决心重建罗马，他不但要重建罗马，重建后的罗马还远比以前更为壮观。尼禄的雄心与领导才能在早期是大受欢迎的，但尼禄的大麻烦是国库很快就用完了，他派兵抄了所有的神庙，后来针对有钱人进行谋杀谋夺家产，对着重建罗马一个固执的立场，他倒行逆施，到最后叛乱四起，根据BBC所拍的历史记录片，他准备武装一个罗马的妓女军团，到叛军阵前唱他的艺术作品，感化反叛军队，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此前罗马议会曾有一次谋杀他的计划，因有人告密而未能成功，但这一次，他的卫队都放弃他了，他被罗马议会宣布为罗马帝国公敌，逃离罗马后自杀了。罗马帝国随后陷入分裂与混乱状态。
仅仅有雄心壮志是不能恢复罗马荣耀的，同样的，仅仅只有爱心与奉献精神也无法寻找到改造中国医疗体系的良方。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既关乎科学，又关乎社会。尼禄听取了他的高参的一句话，“In desperate times, a good emperor rules like a God”，在穷途末路时，一个好的帝王要象神一样管理（他的臣民），尼禄此后基本上就把自己当着神了。事实证明尼禄当然不是神，象神一样地管理当然也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大忽悠。
当我们把经典的大忽悠贴上标签，当然是人人都认得，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区分起来却不容易。我在新语丝上畅谈医疗改革，听起来也象卫生部准备20XX年医疗大改革的边鼓，但是有本质的区别，卫生领域的改革不需要另一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全国政治领域内的精神大调整，在实质进步上并不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主要是其后各种具体举措的综合结果。中国医疗危机是具体事务的危机，只需要惯彻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针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一锤子买卖，也没有什么万能药式的方案可以解决中国的医疗体系的问题。我为什么预言卫生部的医改会失败？因为它的定位问题，陈竺无非是想做另一个尼禄而已，发出什么我走自己的路，让人骂去，跟尼禄的心态没有两样。
有了人文的精神，放弃“包好”式的医改幻想，那中国的医生及社会都必须依靠科学及科学精神探索医改之路，缺乏科学精神，即使给你正确的路标，不人少仍旧会迷路，持续地发出呻吟与抱怨。最为重要的是，没有谁有能力象神一样预见一切，你获得的路标并不会告诉你某年某年某日，你的左脚要在某经纬交界处，右脚要在某经纬交界处，然后移动右脚，为你绘制路标的人，对你抱有一定的期望，你会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未能预见到的情况加以处理，从而保证行路的方向性，你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进入医生行业，奢谈医改。
对任何一个现代人来说，不到两百年前的国人相信白种人的腿不会弯简直不可思议，怎么能那么蠢？同样的角度照在中医中药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有着科学精神的人就觉得白衣白嘴不可思议，1+1＝2翻来覆去地讲，有的人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争议精神”。思维定势的作用远比我们所能认识到的要强大得多，西方人对面这种固执的心态叫洗脑（Brainwash），如果你对社会科学创词谴句有兴趣，那不妨命名为逻辑功能丧失，或者认知失能，或者智识扩充较正习惯性闭塞等等，说来说去是一回事。
对于中国人来说，“革命成功、同志不断努力”已经五六十年了，中医中药在华夏大地上卖了几千年了，人的寿命才区区七十年，在任何认知领域，思维定势都是很普遍的，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的怀疑精神，不愿意用科学原理与实践去检验在定势下看起来只有1%的可能性的东西，很多人就永远处于脑洗白（Brainwashed）状态。
对于脑洗白状态的人，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让他相信任何东西——比如民主的立场上可以推销集权，自由的立场上可以推销人身限制，爱的立场上处处是恨。这样的人在社会上理应受到歧视，有许多工作是不适宜他们的，其中显然包括医生、教师、以及许多有着深远社会影响与对科学十分依赖的行业，这种歧视是良性的，因为那些人找到适于他们的工作也会干得很出色，他们必须受人指导与监管，从而保证他得到的是脑洗白在立场上是正确的。
脑洗白医生很多时候处于“正常白痴”（Normal Idiot）状态，所谓的“正常白痴”状态，就是看上去跟正常人没有两样，有时甚至很聪明，但实际上在相关问题上处于无知状态，这一个现实的悖论导致了此类人拒绝真理与科学，因为他们视而不见。对这一点我举例说明，我下面用一个对话的形式阐述这个道理，以对中国医生来说最大的政治不公为例。下例中寻为寻正，白为脑洗白医生。
寻：中国医疗体系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政府价格管制。
白：是的，感谢你的见识，中国就是医生服务价格太低。
寻：对不起，我说的是政府价格管制，医生大部分服务价格低只是问题之一。
白：中国就是医生服务价格太低，有时候相当于没有，难道你认为中国医生服务价格不低？
寻：中国医生服务价格是低，但是政府提高价格也没用！
白：你都说些什么呀？中国就是医生服务价格太低，医生为什么要吃回扣，收红包，开大处方，就是因为医生服务没有收费或者很少收费，不用那些形式收取应得费用，难道让医生喝西北风？
寻：政府在目前形式下不可能大幅改变医生服务价格，医生服务价格不是高低问题。
白：亏得你喝了点洋墨水，居然不知道中国医生服务价格低下到什么程度，医生大量流失，学生都不愿学医。
寻：中国的问题是政府价格管制，不是说中国医生服务价格不低，而是根本问题是不应该有价格管制。
白：说来说去你还是在讲中国医生服务价格低，全地球人都知道，你这洋墨水也不咋的，你知道中国医生服务价格有多低么……（省略二千字）
寻：政府价格管制不等同于服务价格低……（被打断）
白：你出国N年了，大概对中国一无所知了，中国医生的服务价格低得不可能再低。
寻：我知道。那不等于说政府提高服务价格就能够解决问题。
白：你啥都不懂，中国就是需要提高医生服务价格，提高了价格，医生就不会……（省略一千字）
寻：你说得太简单了吧。中国政府改变价格要公示公开咨询，单纯地提高医生服务价格是不可能的。中国的问题不是价格过底，而是政府管制。
白：政府管制，就是管成了极低不合理的价格。社会对提价有意见，又要马儿跑，偏不给马儿草，不少的患者还要逃票……（省略二千字）
寻：中国的问题当然医生服务价格过低是一个，但更关键性的是政府控制价格。
白：你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医生服务价格过低的问题，没必要说得那么复杂。
寻：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政府把价格定得过高，依然会损害医生与患者的利益？
白：你是不是把美国的洋大米吃多了，中国的问题就是医生服务价格过低，政府会把价格定得过高，从来就没有过，你自己都说政府不可能大幅提价。我发现你是不懂装懂。
寻：你这个白痴，陪你说话真是费劲，我说的政府控价跟服务低价相关，但完全不是一回事。
白：争不过就开始骂人了，一个简单的政府限价问题，连不是医生的都知道，还说什么价格高也不好，连自己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还说什么损害医患利益，价格高当然患者要抱怨了，但医生总不致于不吃饭吧？你才是个白痴……
跟处于脑洗白状态的医生对话，远比上述对话更为痛苦与困难，教一个睁着眼睛的瞎子，听得见的聋子，远比教一个真正的瞎子聋子困难，因为后者知道自己的局限，有受教能力。
对于为什么政府定价即使是高价也会直接损害医生的利益，我将在医危主体文章第22章中讲解。中国的医生必须意识到，一个在恶性循环中运行了无数年的体系，很大程度上陷入了无数个思维定势中，无数的愚蠢中，以致于不少人处于脑洗白状态，一切看上去都那么“显而易见”，政府官员与医院的管理人员，无不在应用“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危机却日益加深。
以医疗服务价格为例，美国六十年代再次尝试立法政府出钱办医保，扩大医疗保险的一个明显的作用是患者购买力增强，医疗服务价格当然会上涨，美国医生协会（AMA）同往常一样一如既往地投入大量的资金反对这样的立法，美国医生大概笨到家了，对自已有利的东西还投钱进行反对。在思维定势中的人，极少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谎谬与愚蠢。
科学的怀疑与实证精神是克服短视与思维定势的唯一方式，中国医生要想有更好的执业环境与效益，必须变得聪明，专业上变得聪明，也在社会关系中变得聪明，中国不需要窦娥医生，中国需要的是有远见及实干的科学精神的医生，真正能称为医生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