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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社会学领域，之所以争议多多，就在于许多人接受了太多的辩证法，不能信守概念的内涵，在东边是一个意义，到西边就只把形式搬过去了，而意义已经跟原来的场景，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狡辩，人们称为能言善道，寻正则认为是缺乏诚实的心态，惯于忽悠。我抓共谋与协从，并未放过主犯，抓协从作案人，有人一个劲儿地指着主犯叫嚣，说协从不该抓，那样的人，不是屁股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主犯再坏，协从的责任都推不脱，牢记了；更何况我抓的协从，在另案中还是独立的主犯；日本人也曾阻止了中国军队这个恶霸的继续作案，那是又一案。案案独审，概不容情。】
在社会丑恶上，寻正推崇一个也不放过，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人，还是亲友，还是旁人，还是异族，全都一视同仁。不可放过，在不少人看来，就意味着苛责，那是屁股大了的原因，涉及利益关系，总以私心判案，没有公平心，讲究道德二重标准，待人一套，待已一套，中国的整个教育系统，传统看法，向来如此，我不惊奇，但那不意味着自己就要同流合污。
我在李乐的博客上留言，讲南京大屠杀，中国军队要负30%的责任，日本人只占70%的责任，李乐认为我是对中国军队的“诬蔑和诋毁”，要我“向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道歉、忏悔”。随后我又丢了一个炸弹，侵华日军也曾解放一些中国人民，明言是一个逻辑陷井，李乐彻底变成骂街流氓了，他很郁闷，寻正说是一个陷井，他就不敢或者是不愿辩了，只是一个劲儿地骂。
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是讲中华文化5000千年，久远雄长，大家一听，热血上脑，“我们伟大”响彻从左耳到右耳。这个伟大就是一颗酵母，永动机，讲台上的人伟大之余，传递给讲台下的人，大家一起伟大，把自己伟大传给别人的人，自己伟大并不减少，而讲台下的人，发酵，生成更多的伟大。伟大的明证，就是汉唐盛世，讲求数据呀，那么明王朝已经衰败了，仍然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逻辑缺陷在于，汉唐盛世，明王朝的经济发达，如何跟现在的我们联系在一起？基因、地域、文化，凡是能扯在一起的，都要扯在一起，反正杂七杂八，跟德国优秀民族论的本质是一样的。纳粹思想在德国产生希特勒，在日本产生军国主义，在中国产生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第二课是讲中华文明的屈辱，满人坏，强迫咱们大汉族男人改变发型，说什么留发不留头，他们坏不说，还让咱们不能进化到西方人的前面，丢掉了自唐至明中华天朝在世界上的绝对霸权，西方人太坏，用现代武器敲开中国的大门，一两百年的时间内，最好莫提“战争”二字，因为中国人成了窦娥的外公，冤呀，没底了。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众多屈辱之一，是那些自以为“文明”的外夷，对中华人民权利肆意的践踏。中国人谈国际间事，从来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是以，人人有责任，恢复中华盛世，让中国崛起，成为大国，所谓大国，无非是霸国而已，那时，或许，咱们也可以欺负一下外夷了？
传统中孕育的爱国主义，就包括两大主心骨，一是我们伟大，在那光辉的岁月里，想欺负谁，就是谁；二是我们极冤，在那落难的岁月里，谁都在欺负我们，都欠下我们一笔欺压债，后人的责任，就是恢复伟大，为过去平冤。极傲与极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完美结合，说穿了，就是我们本质是伟大的，现实中是落难的，称为精神贵族，为难我们的，都是刁民。
南京大屠杀是大案要案，经中国传统爱国主义发酵，变成了铁案：日本人从今生，到永远，莫要在中国人面前抬起头来，要永远地低头认罪，承认中国的伟大（什么样的伟大也令人郁闷）。南京大屠杀要永远地这般发酵，日本的教科书上要写，“凶残的日本（我们的）军队，在中华大国的首都南京，无缘无故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与强奸（对贞节观念甚浓的国人来说，这一词必须要加，强奸中华女性，那是比杀死中华男性还要深的罪恶），我们每当想起，就应当低头认罪，承认咱们对中华人民的过犯……”当然，最好是受此教育的人，一见中国人面，就提起南京大屠杀，然后满脸歉意，要为中国人做点什么去弥补……遗憾的是，父债子丧好象不再是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滔天罪恶，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军人针对平民的屠杀之一，不要说70%的罪恶，即使是1%的罪恶，我也诅咒作恶者在地狱中承受永远的磨难。当我指责中国军人的作为时，居然被人认为我是在为日本人开托，开托得了吗？70%的责任难道还不够多？不是主要责任？我将主要责任挂在日本人身上，是为他们开托吗？我分析中国军队的作为与责任，无非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根本模式，我们在过去两百年里洁白如婴，就是西方人，外夷人太狠太不讲道德，处处欺压我们，我们一点错也没有，100%的罪恶在他们身上。一方面是宣称无限地伟大（我们也曾阔过），另一方面是手无寸力寸铁的处子，任何人都有责任精心呵护，可惜在纵林里，成了受气包。什么时候咱们才能改变“伟大的受气包”形象与心态？
“伟大的受气包”无非折射一种永远正确的心态，如果承认我们也有些问题，那不免要逐渐火烧到自身，伟大就不免变得可疑了。
“伟大的受气包”就成天梦想着日本人数着钱袋来找自己原谅，自己高傲地看着天空，原谅或者不原谅。原谅是因为伟大的心胸宽广，不原谅是因为伟大的报复时间未到。现实是敌强我弱，差距不是一般地大，而且中国的卖国贼们早把战争赔偿用几句漂亮话卖出去了，“伟大的受气包”底气已经被抽掉了，但还有爱国主义第三课。
第三课，无限制重复“我们伟大”，比可卡因还有效，是包治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的万能药。重复“我们伟大”有各种方式，比如，日本人赔钱的希望没有，但呼吁他们持续道歉就面子多多，伟大心也就会自然舒展成长，这就是中国的“爱国”热血青年们爱做的事，能做的事，常做的事。寻正看问题是平民思想，不太爱国，对于“伟大的受气包”有这样一句指教：日本道歉等于承认你是受气包，日本不道歉等于承认你是该受气的受气包，有本质上的不同么？
李乐要我向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道歉、忏悔，我就实在搞不明白，他们死了几十年后我才出生，我又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为屠杀行为辩护，一心一意要为他们的落难寻找公道，抓出以前没有被抓出来的协从犯，凭什么我要向他们道歉忏悔？他们应该向我道谢，因为我使得他们不致于做糊涂鬼。
爱国主义教育成份单一，多钙少磷，不利于大脑发育，吃得多了，不免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在“伟大的受气包”看来，南京的百姓就象一群绵羊，日本侩子手来了，他们一个一个地走上去交命而已，如此顺民，日本人也舍得杀，也敢杀，真不可思议。吃狼奶长大的人的最大麻烦，认为别人都是狼，自己是羊，喂他们狼奶的保姆是头大公羊。鲁迅先生教导，要以最大恶意推测中国人，寻正推测一下大公羊们在南京城的表演吧。
南京不可守，连我这个军事白痴都看得出来，双方军事能力的较量也完全证实了那种巨大的差距。保守南京是一个笑料与托词，当时的中国政府会认识不到南京不可守么？机率小于零。那么守南京就是一个幌子，军事上的意义至多是阻慢敌人前进的步伐，如果是那样的话，南京就不应当二日而下，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队已经证明了他们不是豆腐，中国军队用心打，打不赢，日本军队要痛的。
中国军队在日军进军路线上实行焦土政策，对日军毫无作用，因为现代化战争，粮草已经变得非常次要，所谓的补给问题，更多的是指弹药与工具，现代战争中要使用的东西，手榴弹可以扔出去，铁锅扔不出去。那么焦土政策的作用是什么？中国政府在南京摆出决战的架势，蒙不倒后来人，蒙不倒懂军事的人，但蒙老百姓足够了，大量的人口起码会部分地集中在南京。
唐生智上将在南京做了两件事，一封锁长江，二是封锁挹江门，唐生智做好这两件事情以后，拍拍屁股溜了，跟战前动员中所说的与南京共存亡的毫言状语完全相反，唐生智是一个怕死鬼么？大家要注意到我从未如此称呼他，因为他不是，唐的上将军衔是打出来的，他身经百战，从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到北伐战争，即使谈不上功劳，那也绝不是怕死鬼，吃素的。唐生智根本就没有认真抵抗，开战后不久就逃跑了，他逃跑并没有允许他的部队逃跑，宋希濂部牢牢地扎住了挹江门的口子，不要说老百姓，要撤退的友军都吃宋将军的枪弹，唐生智跑得脱，宋希濂跑得脱，他们就没有时间传达一个撤退命令（宋将军开枪的借口）？真把世人当傻子了。
齐王无道，乐毅伐齐，一战而破齐精锐，然后一路高歌猛进，齐大部分地区被占领解放，齐亡在即，仅余独莒与即墨未下，齐国贵族田单守住了即墨，燕昭王死，燕惠王登位，他对乐毅不信任，于是田单使用反间计罢免乐毅，燕军换上不懂行的骑劫。田单摆火牛阵破了燕军，尽复齐国领土，这个典故人所尽知，也是军事上的经典战例。不过火牛阵之前，田单还使了一招毒计，他派人劝说骑劫残暴地掘开了齐人的祖坟，从而激发齐人的战斗意志！
对日本侵华时中国政府来说，最大的麻烦是什么？蒋介石的痛苦，一半是内忧，一半是外患，内忧并不单指后者取得政府的造反派，北伐无非是在军阀之中展示了武力，但整个政府，仍然离一个合谐统一的政权相去甚远，中国的军队，仍然一盘散沙，蒋要抗日，消耗自己的军队，诸侯反而坐大，不抗日则要承受骂名，事实上蒋已经承受骂名了。不需要更多的脑细胞，那时的中央政府的尴尬处境一眼即明。外患往往激发内部的团结，但得有条件，而中国政府大概从上到下，都明白那个条件是什么。日本人占领东北全境，你什么都可以说，但跟残暴好象挂不钩，占领上海的日本人也彬彬有礼，如果让日本人那样的发展下去，占领全中国毫无悬念，相对于各个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占领区，日占区还更有法律秩序。
蒋明白，那么熟读兵书的唐与宋明不明白？明白的。事实上中国政府上下是否串通都没有必要考证了，因为那么简单的东西，蒋一看唐跳起来要与南京共存亡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宋一听唐的军令就明白他该做什么了，而这伙把南京人民送上祭台的家伙个个事后都认为那是理所应当，一个誓与南京共存亡的总指挥，战斗打了两天就溜了，全国上下，无人指责，因为蒋给他下了命令，大家如何指责蒋？不是打不赢么？一个有趣的插曲，唐溜回湖南，潜心念佛，直到1948年再次复出，10年吃斋念佛，那时良心大约镇得安稳了，怨鬼也超渡得差不多了。
唐在中国军人眼中是很好的榜样，宁愿自己承担打不赢的骂名，也要为祖国抵抗外敌而尽一份力量，只是陪绑的太多了，而且自己却可耻地溜了。我丝毫不怀疑唐的“爱国”热情，因为他的死的确对形势有利的话，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怕死鬼，会吝啬自己的生命，关键是那一剧中，他的死完全没有价值，于是他吝啬了。恰好他的吝啬，把那伙可耻的中国军人罗织的一个圈套暴露在人前。中国就需要一个无法开解的仇恨，以凝聚全国人力物力，维系中国人自己的政权。
南京大屠杀不在南京发生，一边是虎，一边是狼，多半会在其它地方发生。好了，即使没有上面的诛心之论，咱们也可以追究中国军队的责任，我们只需要把军队的责任心放进那批人心中，该当如何做，一对比，一切都不言自明。
首先，如果我是指挥官，保家卫民第一要务是考虑受到战争影响的民众的安全，为了长远的战争储备，我当然要把人口向安全的后方转移，不搞焦土政策，不激怒前进中的猛兽，向民众宣传战争中的安全常识，即民不可与兵斗。
其次，对方军纪差，则要尽力保证已方民众安全，在战斗中择先打击报复犯我民众的军队，在舆论上揭示对方的丑行，严格约束我方军队，不得混入平民中间，更不得从平民中向敌方发起袭击，加重对方对民众的仇恨。
第三，在南京围城以前以后，为民众与自己留后路，你愿意与南京共存亡，没有资格强加在民众头上。宋希濂这位“抗日勇将”，应当跟日本人叫板，而不是对逃向自己的民众与溃军开枪，阻断别人生路！
第四，实力相差悬殊，那么要考虑体面地投降，在签定的投降条款中，加入保护民众的相应规条。事实上可以先战再降，让对方知道已方有一战之力，有利于在投降谈判中取得一定的资本，争取在优待平民与俘虏方面的条款。
即使是在野兽一般的疯狂中，日本军队也信守了他们跟John Rabe之间的承诺，中国的军队相互之间能信守承诺么？叹息，相信不用我举例了吧。
事实上时致今天，中国军队就不会考虑平民的安全与利益，他们在乎的是国家的体面与霸权，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同胞，他们也呲牙咧嘴，就怕国家体面或者虚荣有损，丝毫意识不到他们的责任是保家卫民。
军队不生活在真空中，吃的不是子弹，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未必会去种田种鸦片，他们吃的是民众生产的，穿的是民众纺织的，只不过有枪，经常帮着统治者抢民众而已。秦失其鹿，大家就逐鹿中原，兴，百姓苦，因为统治者天下顺服，要收拾你，逃无可逃，亡，百姓苦，因为逐鹿时，伤害最大的还是鹿，而不是猎人与他们的军队。
有荣誉感的军队，就是真正体现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军队，吃穿来自老百姓，则应当为老百姓服务，不能抵抗侵略者，就应当最大限度地保家安民，保卫民众，而不是靠民众来保卫，基于这样的思想，我唾弃红领巾背后的思想，军懦主义，与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就是绝对的赖皮主义战略，老子把婴儿兜内都塞一个炸弹，你们有本事，把老子种灭了！日本人没那么狠，德国的希特勒都没那么狠，所以人民战争准赢！中国人无毒不丈夫的伟统智慧大放光彩，难怪中国政治环境向来是以劣逐良，比的是谁更无耻凶狠。
本地的军队本就比外来的入侵者承担了更多的道德责任，外来的军队，起码没有欠本地民众的养育情。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义愤填應，却对更大更加丑恶的花园口大屠杀视而不见，对恩将仇报的丑类极度容忍，中国的军人懦夫，就只敢在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前称威称霸，在外敌面前软得象狗屎，自己残害生育抚养自己的父老乡亲民众，还恬不知耻地把责任推到外敌身上，还有比这更卑劣的吗？这些无耻而又赖皮的角色，莫把爱国主义四个字亵渎了。
中国人的臆想中，解放他国人民是天生义务，中国人民得靠仇敌日本人来解放发生过一次两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中国人侵入、占领、统治他国人民就是正义的，而日本入侵中国就一定是非正义的，这屁股，有点丑陋。我无意美化日本侵华，但的确无法容忍中国军人那丑陋的屁股，普及一下现代职业化军人的精神罢。
与中国的赖皮军人有得一比的是那些“爱国主义”愤青，对更大的丑恶视而不见，成天对着跟自己隔得天远的日本干嚎，也敢称爱国？寻正一句话评说，叫孬种之孬，为什么呢？对着日本吼安全，绝对没有人找麻烦，日本人不屑，中国人赞赏；对着中国人吼，那就不一样了，判徒、汉奸、居心不良，一长串的帽子等着呢，得罪了大公羊及其走狗，是有极大风险的。中国军人们，面对民众最勇敢了，中国爱国者，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最勇敢了。一般地卑劣，两样地无耻。
李乐真正关心南京大屠杀中丧生的怨魂么？很多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成天屁巅屁巅地爱那个伟大而虚幻的国，对民众的实际利益，不在乎，既无能力关心，也不敢关心，叫得起劲而已。
再补花园口大屠杀诛心之论
既然南京大屠杀诛心之论让人大为不满不安，不妨再加上花园口大屠杀的动机推测，反正叛徒汉奸当定了，债多不愁。
花园口大屠杀在军事上的意义远小于政治意义，政治意义有二：一是把污水泼向日军，南京大屠杀还不够，要再次加重民族仇恨，凝聚中国涣散的民心；二是用水灾来为占领军日军制造一个烂摊子，换句话说，失去的土地已经当着日本领土了，民众流离失所，必为匪为盗，成了日本人统治的一大阻力。军事服从于政治，这大概又是中国军人创造性爱国，维护中国人统治的一招绝活：莫跟中国人抢东西，他们抢不赢，就会想方设法把东西打破。
那些人鼓吹爱国爱民，好象为南京大屠杀难民也有几分同情心，但对花园口大屠杀硬是视而不见，即使别人指出来了，也选择性地视而不见。叫嚣日本人要负全责的人，你们除了叫嚣，还能真的为死难者做什么呢？你们的叫嚣，无非是为了掩盖更大的罪恶而已。日本侵华，本就是不义之战，但你也不能把日本侵华当着自己军人烧杀抢掠的借口吧，如果真是那样，岂不把日本侵华推向了正义之战？狡辩者善于论一事而牵扯他事，把日本侵华所有的战争行为拿来一起来评，说穿了，还是以爱国大旗，掩盖滔天罪恶。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保证手段的正当性，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比如爱国，解放全人类）而无所不用其极，那是卑劣的，比为了卑鄙的目的，但遵守国际准则，社会规则的行为，要卑劣数倍！
人心难测，语言靠不住，崇高的目的，经常藏匿着邪恶的动机。

同样的题目，让西风独自凉来写，就会激情焕发，寻正就做不到，脑子不太好用，读过的，看过的东西记不住。
我一再地撩拨李乐，想他用他的抗日激情来激发一下自己的战斗意志，可惜他现在改修文艺评论了，我只好自言自语，略为阐述我对日本侵华时期中日军人的态度。
南京大屠杀的背景其实很简单，经过三个月的松泸会战，日军占领上海，随后向南京进发。在上海战场上，中国军人表现出来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对日军来说，心理优势应该说来遭到了沉重打击，日本军队伤人一千，也自损五百，原来在国际化，文明化，与现代化的招牌下建立起来的现代日本军队接受不了挫折的考验，野蛮与凶残逐渐走向前台，日本军人不再是彬彬有礼，遵守国际准则，比如对战俘的对待等，但日本占领上海还仍然保持了军纪，并没有发生上海屠杀。
上海战役的失败，南京的陷落已无悬念，1937年12月9日，南京被四面包围，三面是日军，一面是水，日军要求当地驻军投降，限期24小时，24小时后发动攻击，南京两日而陷，足见双方军力差距。日军在向南京进发过程中，军纪已经涣散，一方面是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另一方面也有以战养战这类野蛮残余战略思想开始冒头，总的来说，南京的驻军，应当明白，从上海冲过来的日军已经是半人半兽了。
面对日军威胁，中国军队采用了更为野蛮恶毒的焦土政策，说穿了，就是不让日军就地获得供给，中国人向来爱粉饰焦土政策为“坚壁清野”，其实就是无耻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失去优势，或者仍占着优势，但为了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战略利益，向自己无能力保护的国民伸出黑手，让他们牺牲所有一切，为他们赢得战争或战斗强行摊派的“爱国”义务。人民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被自家人抢个精光，烧个精光，连嘴都不敢还的，否则就是叛国罪，汉奸，就地正法！焦土政策阻止日军的脚步吗？没有，增加了南京守军战略优势？也没有。唯一的作用是展现了中国军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可惜日军不是吓大了的，苦了南京周围，上海至南京方向上的百姓了。
南京总指挥唐生智，热血青年，面对日军巨石，硬是要拿起自己那颗营养不足的蛋，碰上一碰，“誓与首都共存亡”，他关心焦土政策下百姓的安全与利益么？NO，他担心南京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么？NO。我说南京大屠杀孬种的中国军队要负30%的责任，唐生智上将又要负其中一半以上，即南京大屠杀15%的责任在这个赖皮狗。中国最无耻的上将做了两件事，把南京人民推向了死亡的屠场：一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爱国心，力主战，烧掉了渡船，截断了道路；二是派宋希濂这个白痴领一个师镇守南京通向下关码头的挹江门，授权向撤退的军队开枪。日军围城后，南京军民成为日本侵华一件大大的祭品，绝对无路可逃。以寻正对于中国军人向来卑鄙恶劣的性格揣度，唐宋之流未必不是为南京人民故意设下一个套，因为国民党军力薄弱，还存在内部不稳，中国需要一个极大的悲剧与恐惧来凝聚人心物力，抗击日军，而南京人民正好是这一牺牲的祭品，即使日本人能保持军纪，唐宋之流也有的是办法催生其残暴。
唐生智这条赖皮狗在日军攻城时很快就跑了，用的是他烧渡船时为自己藏匿起来的快艇，中国的军人，即使是后来军纪很好的，也向来没有荣誉感与信誉。白痴将军宋希濂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唐赖皮狗的军令——当真地对着溃逃的友军开枪！大家不太需要脑细胞，想想不愿意做俘虏的中国军队会怎么办，当然是混入平民中，习惯于拳头与武功的军人恐怕跟现代武器也很投缘，毕竟带着武器要有安全感得多。此时唐狗宋痴为南京人民做的套已经牢实得很了，日军军纪本已是半人半兽状态，经过上海战役残酷的肉搏战，南京守军10万人突然化入平民中，谁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而且是持续的威胁，进城日军在这个大刺激下，完全兽化，变成了一支野兽军队，南京人民为爱国牺牲铺垫的献祭开始了。
中国军队的信条是爱国，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可以欺负它国为荣，不喜欢当弱者，以丧土失地为耻，有人说得好，大刀下面出政权，中国军队是好样的，统治者的最佳帮手，保家不是他们的责任，卫民好象也跟他们没有关系，维系一个看上去强大的国家是他们一生仅有的理想。南京大屠杀，中国军队负30%的责任都有点低估，这帮家伙的整体策略就纯粹是把南京人民往火坑里推，然后指责点火的人。
兽化的日本军队起码还有一份良知，好歹没有把现代化训练与战争规则全忘了，南京人民再次需要外国人的救援，在日本凶兽与居心叵测的中国军队中间，一个叫John Rabe的西门子公司中的人组织了南京安全区，为部分人提供了些许保障。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高达15-30万人，惨，悲，哀，痛，不过在外地人看来大约是可怜，唐赖皮与宋白痴受到指责，也无非是丢了南京首都，跟没能保护好本国公民半分关系没有，唐赖皮上将此后仍然高官显爵，1970年病死，也算善终，宋白痴将军也左右逢源，国共皆宝，以86岁高寿死于1993年，是“抗日名将”，这个称号是真的，但中国人自己老百姓的血也沾得太多了点。两个可耻的职业军人，得享猪头肉，足以彰显因果报应之说的虚假，或者说南京死难者仍然是糊涂鬼？叹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平民占死亡人数的58%，在中国，这个比例高达81%。谁是屠杀中国平民最多的人？日本人？NO。战争一起，平民最惨，日本人逮到了，杀了你是刁民，中国人逮到了，杀了你是叛徒。屠杀平民的竞赛中，在其它文化中或许不一样，但在中国文化中，注定是本地的军队赢，为什么？外来者属于侵略者，杀起人来始终名不正言不顺，要考虑占领后的统治，不激起当地平民的反抗，反正是这样那样，瞻前顾后，杀得并不痛快，日本人搞个南京大屠杀，臭名昭著，一辈子都是噩梦。中国军队以保卫国家的名义，以反抗侵略者的名义，杀得干净利落，理直气壮，有时还给你尸体上贴一叛徒的标签，再杀一次。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只是小事件，跟中国军队导演的大屠杀，不可同日而语，南京陷落，中国政府仓皇而逃，日军紧追不舍，中国人的孙子兵法再展雄威，曰撒豆成兵。说撒豆成兵，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孙子兵法，讲诡诈之道，言天下万事万物，都可以借用，只要打得赢，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关云长水淹七军，大胜魏军，就根本不需要考虑那些陷入水中的平民，毕竟，为光复大汉朝，人人有责，牺牲千万家，光复刘氏朝，在传统道德里，叫住天经地义，谁叫别人是天子呢，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王叫臣死，臣死有荣，不得不死。没有能力保家卫民的中国军队，干祸害百姓的事，那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心比黑寡妇还毒，兽化的日军，连小巫都算不上。
在1938年6月9日，中国军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化水成兵，阻挡追兵，造成50-80万人死亡，500万人痛失家园，流离失所，财产损失无数，其心之毒，其肠之狠，哪是日本人能比的？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国人常为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而义愤填胸，那批炸开黄河的人渣军队，更是直接做了一个简陋无比的现场，然后怪日本人做的，跟南京大屠杀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正，只要有死伤，全部可以怪在日本人身上，几十年后，花园口大屠杀真相已经白得不能再白，浆糊脑子仍然可以说，“下令决堤的是蒋介石，而造成这一惨剧的魁首，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日本人不可以用这一逻辑辩解南京大屠杀？人是我们杀的，但请怪你们自己的军队化装成为平民威胁我们军队的安全！日本人起码还对南京安全区有所顾忌，中国军队顾忌什么来了？即使在最后关头，炸堤军队撤到了安全地区，仍然对周围居民守口如瓶，看着别人掉入深渊……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无非是否认屠杀的量，炸堤后的中国军队，开始了系列的欺世盗名的表演，其行之丑，其态之陋，不堪与言。中国军队的表演跟日本人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干的，他们看不过意顺便来解放南京人民有什么区别？请中国人民牢记那些花园口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蒋介石，程潜，商震，魏汝霖，蒋在珍，熊先煜，以及他们领导的混账军队。终生谴责这些人类侩子手，人渣将军。
有了那么混账的军队，日本军队很多时候可以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事实上，日本军队就曾解放过某些中国人民。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饿死300多万人，中国政府不救灾，而身边的子弟兵，强征偷抢，搞得河南民不聊生，对中国自己的军队恨之入骨，但别人手中有枪，百姓只有忍怨含怒，1944年日军发动豫中战役，38天内，解放38座城，灭中国军队20万人，河南人民奋起支援日军，用锅碗瓢盆、锄头镰刀缴了身边子弟兵的械，从而从残酷压迫中获得解放，日军战领后救灾，在爱国青年口中，当然又无限虚假了，虚假得好象实物都化成气了，叹息。
中国统治者，中国的军队，是没有荣誉感的懦夫，他们所谓的抗击外族，并非保护本族，而是保证本族人只受本族人或者他们自己的压迫，尽管不少时候，本族人的压迫远比外族的压迫严苛。面临强敌，中国的军队往往对本族人压迫剥削更甚，超过初来乍到的异族。大家好象看到的我都是指责以前的国民党军队，实际上都是中国人，都受同样的传统文化影响，都把爱国当着最高荣誉，只是大哥二哥的问题，坐在军车里横行霸道的军人现在好象也不少。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真正的人民的军队，没有真正的军人的荣誉。真正的军人的荣誉，就是保家卫民，不是保家卫国，家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家园，民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平民。应当清算那些没有荣誉的军人的罪恶，但还得等，又是一个长夜……

老鼠上了天堂，过了两天，天使问它们，“天堂住着还顺利吧？有什么不方便的，一定要告诉我。”老鼠说，“天堂住着安逸，就是太大了，行动不是太方便。”天使说那没问题，送给了它们滑板，在天堂的平地上跑得飞快。
猫儿上了天堂，过了两天，天使问它们，“天堂住着还顺利吧？有什么不方便的，一定要告诉我。”猫儿说，“天堂住着安逸，最喜欢的就是轮上快餐（Meals-on-wheels）。”【轮上快餐多为美国福利性机构向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送去的关怀餐，由于是志愿者乘车向各家发送，所以称（车）轮上快餐，是常见的社区关怀形式之一。】
天使与上帝都不是那么好当的，需要懂科学，不然设计上也会错漏百出。在儿童安全问题上，白衣咸饭想当然式的思维是大有市场的，我在起码一个地区发现有教育系统给小孩子配备醒目的标记，真以为所谓的安全标记可以让司机看到孩子，可以减少中国少儿的交通安全事故，中国的智叟太多。
所谓科学的态度，那就是任何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研究。别人说，黄继光，堵机枪，科学的态度就要推一推其可能性，验证一下堵不堵得住。科学，并不见得要有实验室，也不非得要戴深度眼镜，翻难懂的杂志，象太簇所言，煮煮饺子，热热棕子，都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学就是认真与效益，如果以为小孩交通安全就是给个黄、红、或者白帽子，而事实上不行，那就会造成错误的安全感，反而造成了更多的交通事故。
科学就是寻根究底，不愿意在真理上妥协，接受真理的多个版本，鼓吹什么反唯科学论的东西，就违背了当世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从哲学上鼓吹反科学论的人，很容易认识，但现实是由于习惯使然，大部分人易于接受半真理（Half-truth），很容易想当然，就象几百年前那些为驱赶走了天狗而拯救了月亮的人们一样，为一些表面的联系所吸引，做一些无意义或者有害的事，大部这样的行为，跟智商没有关系，只跟科学态度有关。
社会问题，是需要科学的认真精神来解决的，不满足于表面的联系，万事总要寻根究底。孩子的交通安全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领域，想当然浪费时间与金钱，也造成错误的安全感。
我由于不是搞相关研究的，只能在大众媒体上稍微查一下，印象是国内尽管交通安全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大多缺乏详细数据与研究，不同来源的数据也互有矛盾，折射了要么国内相关研究落后，要么安全知识教育普及大有问题。相应地国外统计数据及相关分析与建议就很多很全面，这里我介绍相关数据，以美国的统计数据相补充，探讨儿童交通安全问题，抛玉引砖。
我查不到中国究竟全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有多少，但有估计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约1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15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估计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儿童是3万多人，另外也有人估计中国儿童死于交通事故的机率是美国儿童的2.6倍，而美国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2006年是10万分之3，按这个数据计算，中国儿童死于交通事故估计为2万人。另有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广州在2004年儿童死亡率是10万分之9，上海是10万分之6，北京是10万分之7，那么上述就对前面的估计提供了旁证。
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占总人口的20%，也就是说，总的来说，儿童死亡占交通事故死亡的20-30%，考虑到儿童的活动范围与日常生活的风险度远小于成人（即儿童不从事高交通事故风险的行业，比如当司机之类），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儿童从社会角度上来说，严重地缺乏保护，他们本身的对抗风险的能力（更易因不能躲避而受创，更易因受创而死亡等等）完全左右了他们的死亡率。
美国儿童比例也一样是总人口的20%，在2006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42642人，其中儿童1794人，占总死亡比例的4.2%。我记得西风独自凉写过一篇文章，叫《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大概又是刺激得不少人愤青不停，卖国呀，但随便抓一个数据，都诚实地支持了西风独自凉的观点。我们中国社会明显对孩子保护得不够，难怪范美忠事件那么多人为他叫不平，很多人就没把社会对未成年人的责任当回事。
交通事故是一大类，凡在机动车辆事故中丧失的都算交通事故死亡，不分清交通事故的种类，又会让人想当然，不知道轻重。有人估计中国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的，行人占44%，其余则是作为乘客而受伤死亡的，这个数据的确说明了中国交通规则与管理没有顾及儿童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考察美国数据，行人死亡只有331例，加上骑自行车死亡的也只有429例，按比例分别为18%与24%，远低于中国的44%。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作为乘客的在事故中比作为行人的更安全，在美国儿童交通事故中，6%的伤害与18%的死亡发生于行人，在乘客中，则分别为88%与74%。
社会的成年人的道德责任跟儿童死亡率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美国儿童交通事故死亡中23%都跟某个醉鬼有关，那么警察执法杜绝酒后驾车就至关重要。中国缺乏相关数据，但国人喝酒可比别人历害多了，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即使是在中国，儿童交通事故伤亡仍然以乘客为主，而在美国，那就绝大部分都是乘客了。按中国的发展趋势，可能这个比例会提高。在乘车中保护小孩要点是12岁以下的小孩需要在后座中适当地固定，用婴儿座，小儿座，安全带等使小孩处于固定状态，但那只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后小孩受伤受损害的措施。重要的是预防事故的发生，免得车小孩受到拖累。
在行人中避免小孩受到伤害最重要的恐怕是减少小孩的非安全区行为，在非安全区内的小孩要有适当看顾。中国应当提高教师与小孩的比例，这不但会增加工作机会，也会增加社会效益，让小孩更安全。我不认为让小孩更醒目会有任何作用，因为听上去好象是司机没有看见小孩才撞上去的，那可能是司机们事后的借口，而不是事实。
针对中国具体的情况，可以试作如下建议：
一、对车内行为进行立法限制，这方面的东西基本上是世界标准，随便查一查资料就行了，不细述了。
二、减少非安全区行为：
1. 有条件的地区，增加小孩的校车
2. 社会区内有安全的小孩活动区域，减少小孩上街上路的必要性
3. 学校针对学生群体设计安全路线，避开高危区域
4. 学校配合家长，实施安全路线，培养安全意识，比如新入学，转学生，要求进行路途规化与培训，作为入学的常规，而学校定期考查执行情况等
5. 交通部配合教育部门，对学生出没区域，进行安全规化
三、非安全区的看顾：
1. 对常见交通高危地段，派老师、义工、或者家长协助与照看
2. 给予上述人员法定权利，比如红色交通旗与黄色警告旗，协调高危地段交通
3. 在家长中组织安全教育活动，减少小孩子在未有成年人陪伴时在高危地区的活动时间
4. 在家长中组织互助联合照看之类的安全项目，既可以促进安全意识，也能保证安全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不同的地方，应当有不同的措施，要看安全问题出现在哪里，要有适当的分析与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能想当然，要有研究，要有科学依据。

以前有人在新语丝上发言，说文章起题目要有意义，意思是说看题目可以决定是否继续读文章，我一向遵守这个潜规则，但这一次没办法不破例，对几个问题的评论打包处理，就只好隐隐地把当事人之名摆出来，然后顺便做个有创意的广告。真的猜中了，寻正在这里口头奖励。
王澄vs.平心而论
王澄原文在对预期寿命与死亡平均寿命的描述上并非无懈可击，平常所谓的寿命，或者平均寿命，就指预期寿命，是在当前条件下，推算的活产婴儿的平均期望生命期。这一指标被广泛使用，因为它具有普遍可比性，在理论上比较“纯洁”单一，好理解。
而死亡平均年龄，指的是当年所有死亡的人的平均年龄，这个指标正如“平心而论”所言，要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可比性差。在理论上，死亡平均年龄更是有点复杂，因为它包括了从最大死亡年龄者所出生的年代，到最小死亡年龄者所出生的年代的人的综合寿命，在实践中很好计算，在理论却不好说这是一个有着稳定内涵的指标，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比较欠清晰。
王澄的批评，是既是针对王新陆这个二百五而讲的，也针对卫生部的小忽悠，在主旨上来说，“平心而论”肯定了前者，对后者没有发言。针对王新陆，寻正插一句，中医跟寿命的联系，如果有，是负相关。事实上寿命更取决于经济社会生活水平，以前论述过，不再重复了。
王澄对卫生部的批评，反映了大多数关心中国医疗卫生状况的人的心声，卫生部就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在科学上欠严谨，对数据的解释与细化不够，造成研究与理解的困难。回到王澄的批评上来，“平心而论”的确有“论”，但未必“平心”，结论“太水”未免有失公允，对相关问题可能也存在认识不足。
按“平心而论”的说法，死亡平均年龄或者说寿命相比性差，也就是说本身相比就差，那用预期寿命跟死亡平均寿命比呢？一个是馒头，一个是馒头的外公包子。卫生部难道不是常常拿1949年的包子跟现在的馒头说事么？王新陆错得更离谱你一言带过，却恶评王澄一文，不太好吧？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是比较稳定的，尽管在理论上死亡平均年龄并不是一个好的比较指标，在实际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人口结构比较稳定，死亡平均年龄一样地具有可比性，而且死亡平均年龄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卫生系统有一定规模的国家而言，是一个硬性指标，没有太多的计算，相对更不易被玩弄。中国的数据很难发掘，咱们用美国1933年至2005年的数据来说明死亡平均年龄与寿命的关系吧。
__年______寿命______死亡年龄____差值
1933______61__________51_________10
1943______64__________56__________8
1953______69__________61__________8
1963______70__________64__________6
1973______72__________66__________5
1983______75__________69__________5
1993______76__________71__________5
2003______77__________73__________5
2005______78__________73__________5
注：数据为详算后取整，相应附图请至博客阅览

也就是说，卫生部及王新陆所引用的1949年前的包子，尽管彰显成绩（肯定不是中医的），并不代表那时的馒头，那时的馒头可能在40-50岁左右。馒头跟包子的距离在缩小，但缩到5岁左右就缩不动了，因为死亡平均年龄代表的是以前出生的人的寿命，大至相当于30-40年前的人的预期寿命。
中国卫生部的尴尬，脱离不了王澄的估计，与台湾省相比，大陆的死亡平均年龄相差应在10左右，怎么估计？台湾省死亡平均寿命据王澄数据是78岁，而中国人三十年前寿命只有65－70岁。由于寿命增长的递减效应，用现在的寿命相比较，差距看上去不大，而用过去的一比，则现原形。卫生部大概又不干了，凭什么在2008年要用70年代的数据比？故意让我们显得差那么多？说这话的人，出生在哪个年代？王澄的提法就很实在，与其把大家还原为当代的婴儿来比，还是看点反应我们自己的年龄与年代的数据吧。
数据只反应片面的信息，科学讲究综合结论，衡量多个指标，可惜卫生部的数据总是藏着掖着，报喜不报忧，让咱们对其可靠性不太放心。
挑人刺总是容易的，我顺便也抓一根“平心而论”的梁：“100多年对人类的进化简直就是nothing”。在谈寿命谈人类进化时这话就没水平，无论是预期寿命，还是死亡平均年龄指标，还是人类进化中文化社会发展，这刚过去的100年，简直太重要了，不言而喻。

陶世龙vs.郭松民
科学讲求证据，在汶川大震以后，中国地震局连报个余震也困难重重，根本就搞不准，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地震学界人士，良知尚存，就当积极提倡科学，关注社会各界对地震及地震预测的认知。
地震难以预测，许多人对预测不死心，立刻为这样的科学结论加注，曰，那是指短期预测，长期与中期还是可以搞的。这里人们忽略了各期的逻辑关系，比如说，某人预测10年内汶川要发生地震，那么9年过去了，汶川仍然无事，这时长期预测自动变成中期了，中期仍然无事，那么中期就变成短期预测了！否则的话，我们对长中期的理解就变成永远的中长期，那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不能预测，地震学家的功能就有很大不同，中长期的预测会误导听众，地震学家应该对各地进行地震风险评估，让社会选择以及帮助社会选择最佳应对方式，增加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陶先生可以说刘宝珺院士是在对成都进行地震风险评估，那刘院士的说法恐怕就极不恰当，缺乏专业水准，8级以上的地震是极小概率事件，寻正随时可以预测成都五百年不发生此类大震，准确率不会低于刘院士！寻正每天给上帝级脑袋进供，也至多再活100年，难道100年后发生了8级地震，成都人找我后代的麻烦？
刘院士预测的依据是什么？我当然知道可以评估地震时释放的能量，但请问刘院士是如何测量积蓄的能量的？钢盆子里很安全？仿佛我记得有信得过的地震学家说过，硬的硬震，软的软震，钢盆子的安全性我有点怀疑。德阳绵阳在刚过去的大地震损失惨重，刘院士跳出来说这些地区是地震安全区，我不怀疑刘院士的专业水平，也怀疑他的智力！还是成都人实在，怀疑他的屁股，买房住房，苦哇，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小民百姓，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院士的屁股，也可以怀疑的，更何况很多院士屁股就不是那么干净。
我对陶先生一向敬重，有文必读，但以为刘院士的相关言论是极度不妥当，还望细察。对郭松民的批判似乎把两回事扯到一起来了，我不知道陶先生对范跑跑的态度，但以为陶先生及所引用的一些人对郭松民在范郭辩上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在此也顺便评论一下。
首先表明我跟郭不认识，也没读过他的东西，除在范跑跑事件外，不对他的一般或者特别行为有什么评价。我直到目前为止，都认为没有必要去观看范美忠道德之争的辩论，没有必要是因为预知结果，也免得自已生气。并非任何事情与看法都可以辩论，并非任何辩论都有价值，《一虎一席谈》的唬头属于这一类。
如果人理智到懦弱的程度，那么，那种理智不要也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道德要求，对大多数人来说，高了点。不平则鸣真要做起来，恐怕也需要好几分见识与勇气，不过举例就不鲜见了，起码郭松民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陶先生本人，也经常做这样的事。在道德境界里，再次一点，就是明则保身，暗助大义了，这大约是普通人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比如有人正在抢劫，你偷偷地给警察叔叔捎个信，警察来不来是一回事，你尽到了普通人的义务。再往不道德一面滑，则有事不关已，远远挂起，展示的是人自私的一面，不愿意尽常人的一般义务，但不至于为恶，这样的人虽然讨厌，但社会可以容忍，应当容忍，为什么应当容忍呢？行为并不一对一地反应内心，不容忍，则会为了一百，错杀一千。
在上述各类人中，道德良心或强或弱，但绝不在道德上糊涂，对道德的合适程度都有明确的认定，一旦犯错，则良心难安。有的人会说，那范美忠何尝不是事不关已，远远挂起？NO。范美忠是事有关已，伸手挂起，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中陷入危险状态，100%的有关自己，不主动伸手，责任推卸不出去。这种行为，叫住被动失职，对官员们来说，叫住不作为，或称渎职。相对应于渎职者，有揽利者，通俗的说法是欺诈、偷盗、抢劫、勒索等等，反正是利用手中资源，捞取不正当利益，此类行为，是主动侵犯。
无论是作为性的失德，还是不作为性的失德，其实社会道德规范一清二楚。寻正还要描述一类人，称为嘴上失德，或者社会道德规范性失德，或者纵容性失德。举个极端的例子，寻正小时候上学要行千步路，路上有一户人家，家养恶犬，远近闻名，寻正每次路过，一半时间是心惊胆颤，一半时间是屁滚尿流。纵犬威吓路人者，是为纵容性失德者也。纵容性失德最具隐蔽性，为什么呢？每次我路过那一户人家，如果主人出来喝住恶犬，我都感恩戴德。寻正说周恩来不懂地震，很伤了不少人的心，不妨再点一次火，文化大割命的元老周总理，经他手割命者不知凡已，经他手下人割命者不知凡已，但他偶尔也出来喝住恶犬，让不少人一辈子感恩戴德。
《一虎一吸痰》主持人、参辩者、以及观众，表现出嘴上失德，纵容恶行，对于道德感强的郭松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刺激，你说他恼羞成怒也好，叶公好龙也好，道德绑架也好，还是万金油也好，郭确切无误地证实了他在道德上的强烈责任感，不少人嘲笑他没有修养，意识不到缺乏道德的修养就狗屁不值。郭松民曾说过，他的义愤并不单出于对范美忠的行为的鄙视，更出于对《一虎一吸痰》组织辩论的不满，对众人把道德拿来嘴上玩耍的不满，我丝毫不认为郭的行为难以理解。面对基本道德规范进行辩论，其结果只有一个，义愤者面对狡辩者，从无例外。郭松民的失策在于上了嘴德者的大当，跟范美忠辩论，有什么需要辩论的？What’s there to debate? Nothing。无中要生有，言多即失，道德规范的证明，远比反驳困难，比如我说人肉可以吃，你要证明一般道德规范，很难，任何角度都很容易受到攻击。强盗抢劫，旁人制止，强盗说，你又不是警察，凭啥多管闲事？你是证明自已有所凭呢，还是直截了当地管闲事？搅进浆糊里的郭松民弄了个里外不是人，教训深刻呀。
我对国人中那类有教养有理性的人多少有些厌恶与厌烦，鼓吹宽容，结果宽容的是强盗，不容的是管闲事的人。对于“时评”郭松民的人士，寻正劝告一句，道德是用心去评的，其次才是理，心不行，则理不畅，不管你多么会说。

跟白衣咸饭商榷孕产妇死亡率分母
我简称白饭是觉得讨论的问题是白水泡饭，没味道，有营养，不是故意跟白衣咸饭抬杠，而是相关问题的确很重要，不能误导观众。对相关问题不感兴趣的，可以不往下读了。
白衣咸饭所要讨论的是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e, MMR），在上个世纪孕产妇死亡率大大下降以后，通行的表示为每10万存活婴儿数中孕产妇死亡的个数。这个定义一下，大家就知道白衣咸饭又想当然了，这个指标就不关心你流留之比，尽管你心肠好，想为减低MMR做贡献，可惜那样的贡献毫无意义。顺便提一句，你那个医院流留比大于2:1，难道能代表中国？那种暗示从社会层面是不可接受的，极度不适当的，切莫为已经偏见重重的误解添火了，中国社会由于普遍观念问题，流产率可能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但绝不会那样离谱，没有研究，莫乱猜，莫用自己的经验想当然。
抽样调查在80年代还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叫回顾间接计算法，或者直译为姐妹法（Sisterhood method），抽样社会成员，回顾姐妹中生产与死亡情况，汇总后推算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这样的方法同样也不考虑什么流留比，具体就没必要讲了，超出一般人需要了解的深度了。
我查了一下卫生部的数据，的确在孕产妇死亡率上只注明单位是10万分之1，没说10万指什么，之1又指什么，白衣咸饭只付部分责任，卫生部的屁股该打，数据陈述的基本要求没做好，难怪人们会误解。不过白衣咸饭还是应当吸取教训，一是以后讨论拿不准或者有什么类似的新发现的时候，要查书；二是那位搞统计的同事靠不住，回去批评提醒一下，免得当着人面出洋相；第三么，妇产科领域内的东西，尽管更靠近政策与宏观方向，作为专家，还是不要出这种错误的好。
在大多数卫生系统象样的国家里，MMR是确切的，分子由死亡登计（Death Registration）系统确定，分母由出生登计（Birth Registration）系统确定，就比如说日本，接触现代科技与中国同步或者稍晚，但在19世纪末就搞定了，而中国现在还在抽样！抽样则要给出标准差，便于大家知道这个数据的可靠程度，但卫生部的业务能力或者专业精神的确有点差，统计常识与规矩硬是不顾及，大家稀里糊涂一片好表功。

“我从未如此靠近责任” 一位留学生的万里大救援 中国青年报
灾后立即筹办物资，四天内从美国直抵灾区
一个“85后”留学生的万里大救援
“长明哥哥，我们会想你！”“长明哥哥，我们都爱你！”……
七八个十来岁的孩子，满脸泪水地“挤”在几辆自行 车上疯狂地追逐着一辆汽车，这辆汽车接走了他们的“长明哥哥”——李赛。
李赛，北京四中2004届毕业生，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新泽西州一所高校，现已大三。5月12日，当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消息后，李赛迅速行动，在结束了期末最后一门考试后，于5月16日带着几大包救灾物资抵达灾区。“长明”是他在灾区的化名。
见到李赛已是6月中旬，一米八八的身高、厚实的臂膀、黝黑的面颊、深沉的目光、不多的言语，让人无法把眼前的“黑汉子”与“85后”联系在一起。
“四川教给我的远比我留给四川的多得多”，这是几次与李赛交谈时，他都会提到的一句话。半个月是短暂的，但对李赛而言，却是改变和触动最大的一段日子。
我们用手在废墟中刨出了7名幸存者
李赛到成都后，马上就加入了一个叫“独立团”的志愿者团队，他们的战场在都江堰。
都江堰有一个幸福小区，小区旁边有一条幸福大道，大道上杂乱无章地扔着裹尸袋和抬尸板。在李赛到达的前一天，这里还摆放着三四百具尸体。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躺在“大道”上的尸体，但是几百名遇难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李赛第一次听到了死亡的声音。
这天，李赛在随身携带的小蓝本上写下了一行字：幸福大道不幸福。
救灾工作容不得半点停留，刚刚进入灾区的李赛立刻被扑面而来的死亡包围了。
“我们不停地挖，碰到尸体就抬出来，然后再挖、再抬”，李赛所在的“独立团”，要在专业救援团队放弃的废墟上继续寻找幸存者。
“我从未如此靠近死亡”，李赛说。
李赛虽然学的是数学物理，但一直很爱看书，从小学开始一直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三国》，尤其是读到‘敌人死伤近万人’时，觉得那么痛快淋漓”，但是当亲眼看到这么多人死伤，听到亲属的哭泣声时，李赛才真正知道了死亡带给人的是怎样的痛苦。
“到了灾区后，我几乎每天都在哭泣，眼泪好像都要流干了”，在不停地哭泣中，李赛他们用双手在废墟中刨出了7名幸存者，挽救了7条生命。
握住他手的那一刻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
短时间内见到了太多的死亡和伤痛，李赛消沉了，甚至不愿意讲话，他在不停地问自己几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死亡？”
“死亡就是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不存在了。”李赛自己回答。
“既然人总有一死，而且死了就什么都不存在了，那我们现在还活着干什么，活着时候的奋斗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问题不停地在李赛头脑中盘旋，他无法解答，这让他变得异常困惑。
直到有一天李赛偶然路过龙居镇（隶属什邡市，离重灾区汉旺镇不远），在一片破碎的房子前面，一位像雕塑一样的男子正呆呆地盯着这片瓦砾一动不动。走上前去，李赛吃了一惊，这名男子“毫无表情，脸上很干，好像很久没有下雨的黄土地，几乎要裂成一块一块的了”。
李赛从站在一旁的他的妻子口中得知，这夫妇一家是藏族人，地震把他们用半生心血投资的饭馆震没了，两个儿子为了逃生，从二层楼上跳下，结果腰椎错位住进了医院。男子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从不做坏事，却有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男子想不通，从5月12日后就一直不愿离开这片废墟。
李赛被这深深的绝望震撼了，他走上前去握住了那位男子的手，然后看着他的眼睛不停地说：“人活着就有希望，人活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时，男子的手突然颤抖起来，本来被李赛紧握的双手开始用力反握李赛的双手，绝望到极点的眼睛也慢慢湿润了，紧接着一行泪流了下来。这个男子“活”了，过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废墟。
那一瞬间，李赛突然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男子颤抖的双手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我明白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了，我活着就为了这一刻给他帮助、给他 带来希望。即使有一天我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被我帮助过的人还会在，为了这些我活着就值得。”李赛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5月20日，“那一天、那 一刻对我很重要”。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赛不断地体会着人活着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同时，也不断体会着帮助别人的快乐。
在5月28日的日记中，李赛这样写道：“中午，营地的第一批50户居民搬进来了，我跑上跑下地帮老人们搬家具。所有受灾群众搬进新帐篷时脸上绽放的笑容，是给我最大的礼物，这一天，我心里很甜，很甜。”
李赛说，他当时真的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以前不能理解什么样的甜才能像“吃了蜜”一样，现在理解了。
连续在太阳下劳作，李赛身上不停地脱皮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李赛很少谈到自己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总是说：“我也没干什么，很多志愿者比我做得更多。”
但是，灾区记住了他所做的一切。当他离开什邡市师古镇的时候，什邡市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感谢他在那里所做的工作。
李赛在灾区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5月17日~5月19日，他参加了“独立团”，在都江堰从事救灾工作，5月19日，为了防止出现疫情，灾区的很多志愿者组织被撤回了成都，很多志愿者组织在那时解散了，“独立团”也不例外。
第二个阶段是从5月22日~6月3日，受团省委的指派到什邡市师古镇，做比利时政府援助中国的临时医院的英语翻译。
这是李赛这次灾区之行的主要工作。
师古镇是什邡市受灾较轻的一个地区，所以临时医院和受灾群众营地就选择建在那里。
李赛是整个营地里唯一一个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汉语的人，所以，比利时人与政府官员、与官兵、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交流都由李赛一人帮助完成，同时他还要翻译很多医学术语和药物名称，就这样一天跑上跑下地翻译经常累得他头疼。
除此之外，他一米八八的身高和健壮的体魄，也成了营地里的“壮劳力”。建造帐篷和医疗器械的大箱子，解放军都要两个人抬一个，李赛经常一个人就抬一个。
穿着黑色背心在太阳底下不停地劳动，李赛身上不停地脱皮。他在6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由于没有条件洗澡，我身上很多伤口都化脓了，很痛很痛，肩 上脱皮也很严重，有时候睡觉要忍着痛躺下，然后清晨醒来，毯子上都是我肩上脱的皮。这里早晚温差很大，毯子又大部分分给了灾区群众，所以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都是半夜被冻醒，然后靠做俯卧撑来取暖。”
谈到这，黝黑的李赛说：“我以前非常白”，并且翻开背心盖住的肩膀，特意露出没有被太阳晒黑的地方。
这一刻，李赛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没想到捣乱的孩子竟然在做着这么伟大的事情
在营地，李赛也是个孩子头儿。
“营地中的孩子都在10岁上下，他们在失去亲人朋友后，来到营地成了这里的志愿者”。
因为李赛是大学生，所以管理这些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其实，从表面看我和这些孩子的矛盾挺多的，他们调皮不听话我经常管他们，甚至训他们。”李赛说。
一天，一个初二女生在营地突然晕厥了，这个女孩平时很是“折腾、顽皮”，李赛以为她无非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没想到的是，其他人告诉李赛，这个女孩最要好的朋友在地震中死了，照顾死去朋友家人的重任就落在了这个女孩身上，她每天都要到那个死去的好朋友的家去看望她的父母，并帮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这次在营地晕厥与她的劳累和巨大的心理压力都有关系。
“我震惊了。”李赛说，“我没有想到每天在营地里捣乱的孩子竟然在做着这么伟大的事情。”师古镇虽然是什邡市受灾较轻的地方，但是当地人几乎都有亲戚朋友在重灾区中遇难，“这些孩子看起来顽皮、快乐，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是我当时没能想到的”。
后来，李赛他们在营地建起了“帐篷学校”，李赛成了他们的老师，“我想不好给他们讲什么，就给他们上文学鉴赏课”，李赛讲《红楼梦》黛玉葬花一节， “葬花”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留住了事物的美好瞬间，他试图让孩子们了解人生中有很多东西是残缺和不美好的，并要珍惜美好的东西。
李赛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失去亲人和朋友的悲痛，“我知道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所说的，但是，他们听得很认真”。
李赛一直觉得很遗憾，在灾区的时间太短没能给这些孩子太多的帮助，但是，李赛走那天，营地中所有孩子都来送行了，他们骑着自行车一路追一路哭，“直到追得再也看不见了”，“这些孩子教会了我很多”，李赛说。
盗亦有道，高尚的“小偷”
这种真情流露的场面李赛在灾区经历了很多次。
在灾区每个志愿者都有一顶小红帽，“我坐出租车、吃饭，他们看到我戴着小红帽都不收我的钱，即使我硬把钱塞给他们，也会被他们扔出来”。
李赛永远也忘不了“独立团”解散的那顿聚餐，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流了很多泪。“我从未如此靠近真情”，李赛说。
就在那次聚餐上，一名为“独立团”看管物品的志愿者说自己曾经是个小偷，现在还有七个兄弟在牢房里。但是到了灾区“我绝对没有动过念头要碰你们的东 西，这几天我真的把你们当兄弟”，这名“小偷”团员说，他有这样的本事，只要看看别人的眼神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小偷，所以“我就要负责看管咱们的物品，我 就要看看这个时候有谁敢碰志愿者的物资”。
李赛评价自己曾经是个挺自负和骄傲的人，但是这次却发现原来身边有那么多伟大的人。
没到过灾区的时候总认为灾区到处都是抢险救灾、到处都是英雄事迹，“其实，到了这里才明白，灾区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和普普通通的事组成的，就像那些免费拉我的司机、免费让我吃饭的饭店老板和为我们看管物资的‘小偷’”，李赛说。
我从未如此靠近责任
两个多星期遇到的人和事改变了李赛。
“以前总被说没有责任感”，李赛这次体会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了。
在“独立团”的时候，李赛有过几次进入重灾区的机会，甚至有一次李赛已经收拾好行囊准备第二天早上出发了，但是经过一夜的思考李赛没有去，“经历了这么多，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仅要为灾区负责，同时也要为我父母负责”。
现在，李赛已经回到了北京，但是也没有闲着。他正在积极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能有美国大学在这里的一所学校设立奖学金，并且建设对口学校。
另外，还有一些美国人捐赠了一些善款，希望通过他用于灾区建设，李赛现在正在为这笔基金运作。
7月1日，李赛就要回美国了，他说回去以后他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个好工作，最好是自己能办个公司：“这样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

【这篇文章本来是跟道德搅浆糊一文一起做的，但因为太长，改成两篇文章发，此文为普世价值部分。此文经段海新审较，提供了修改意见，此为修改后版本，特此致谢。】
道德良心与普世良知
〖道德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叫良心，普世价值有一个恒定的内核叫良知理性〗
普世价值事实上跟现代道德观念是一样的，很大程度上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普世价值的最核心内容是人对外界事物人的评价与语言认知能力（可以称为良知），而道德的核心是良心，这些内核，都很大程度上说不清道不明，但却清晰客观地存在，尽管人人可以争论，可以表达对普世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的不同看法，但却不可否认那样的内核与根基，否认了，对话就进行不了。跟一个没良心或者完全缺乏普世价值的人没有对话可能，因为你说一，他说二，各自处于不同的概念世界里。比如，如果没有这些共同点，你又凭什么批评或者维护范跑跑呢？
既然人人都有那样的内核，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说存在没良心与完全缺乏普世价值的人呢？因为人的意识的特异性，人，具有改造自己的能力，通过洗脑化，人可以在高意识层次构建抑制低意识体系的系统，比如绝大多数人具有克服本能的能力。在道德上，良心的不安，完全可以以荒谬的理由自我暗示而消除，洗脑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谎言要重复一千遍，通过各种角度对同一谎言重复无数次，才能最终消除良心与良知的潜在不安，而与之相反，理性由于与良心良知天然相洽，往往讲一遍就自导心中，不需要反复重复，被洗脑化以后，要还原则需要反复重复，以期望激发人本身具有良心良知。
人类的许多争论场景，当基本内核价值观念有异时，由于失去了讨论的共同基础，非常难以达成一致。对于良心良知受到压制者，他们的行为与语言最典型的表现是不一致，不自洽，但由于洗脑化，他们并不在乎逻辑的自洽性，最常见的方式是在使用概念的过程中，任意改变概念的意义，从而取得主观自洽，逻辑不自洽会导致良知的不安，但随即被自我暗示消除。自我暗示必须要产生美好有价值的向往，所以压制良知者，往往以国家、民族、伟大、传世之类的虚荣概念来有意地把自己提拔到精英、伟人、圣人的地步，其要旨，无非是证明自己的“额外”社会价值，以消除内心良知良心的影响。
否认道德的社会一致性或者共同价值观的普世性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攻击我的良心良知观念，所以不妨再次重申我对它们的理解。由于语言的局限性，殊难定义它们，良心者，社会意识也，是人类意识中合作意愿以保证个体与种族的生存发展；良知者，个体意识也，是人类意识中智能的基础。它们是先天基因确定的，还是社会习得的，或者二者皆有，也难以搞明白，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为什么而生，如何而生，并不重要，所以我常说它们天生，天者，自然也，不受人控制也。言尽于此，习惯于玩弄概念的，最好还是多想少说，因为压制了这两样东西，一说出来，就差之天远。
在道德上，范美忠的例子就是一个经典的教案，范美忠本人的道德素质是要高过为他而鸣不平的大多数人，一个能为理想所激发而持之以衡的人，道德良心绝不会差到哪里去，他的行为一时有偏，不外乎两个行为基础，一是习惯，二是虚荣。前者就是范美忠本人试图改变的东西，中国的应试教育未能教给学生正确有用的知识，包括道德知识，所以我最早在讨论他的一文中称他为祭品，他尽管身处震区，却缺乏对地震的应对能力，产生了大恐慌，弃学生而逃，那是出于自私的习惯。
中国鼓吹“集体主义”，事实上往往挥舞的是道德评论与惩罚的大棒，是伪集体主义，国人做事习惯于想别人会怎么看，而不是从良心良知的角度，自己该怎么去做。伪集体主义实际上造就的是真个体主义，也就是中国人不善于合作的基础，面对一个虚伪的道德体系——你对国家的义务是那么的具体，动辄得疚，而国家对你的义务却又是那么虚假，以致于不少人终身未得其惠——人就变得自私，必须要看顾自已的利益，比如你去逛街，也得随时想着自已的腰包会不会被盗，因为有着垄断权利的警察看见小偷也不抓。道德要因应社会秩序，自私就既是本能，也是习得性反应。万事皆有度，良心的存在，就应当随时检查平衡这种自私倾向，即使处于不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对照这样的环境，范美忠自私可以理解，但明显过度，需要当事人及社会的原谅。
国人习惯于在乎别人的评价，也就是有面子思想，所有人都有面子思想，美国人不大批评面子，但有一个切实的词来理解它，叫住Rationalization，理性化。在一个行为发生后，你无法改变行为本身，但你可以改变别人的看法，通过理性化，你可以蒙倒不愿意思考的人，为他们对你行为的理解提供一条预设途径。理性化，既是取利，也是一种取名的行为，国人大讲面子，那么取名虚荣的成份更强，范美忠也许是无心之行，但一旦在网络上大为传播，就变成了对道德本身的挑战，这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
我在这里举范美忠的例子，不是要进一步解析范美忠的道德困境，而是要指出来，他初期的行为，并非象后期广为论争以后那样，显得跟他的不少支持者那样地道德缺失。范美忠良心并不安定，他跟朋友学生讨论，向相关人员致歉，这些都是他减轻良心负担的行动，当批评四起，公众问责之声把范美忠推向了压制良心道德感的方向，因为基于国人的想当然，面子不失，工作不丢，大多数人意识不到，道德场景中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认错悔改，主动承担责任，以赢得公众的赞同与同情。范美忠的面子，踢掉了他的饭碗。我如果是范美忠，良心有不安，则要诚心认错，分析错源，向公众承诺纠错，比如花部分时间学习传播正确的行为模式，谴责自已当初的不当行为，让他人与自已在此后引以为戒，有了这样的基础，加上没有实质性危害的事实，范美忠要取得公众及其隶属机构的谅解易如反掌。公众为什么不原谅范美忠，寻正为什么谴责范美忠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习惯于道德搅浆糊，这一搅以后，责任都变成制度与他人的了，下一次，类似场景，他们恶行如故。
良心不能完美地压制，那么良知也不能。推崇专制的，未必就是一个时时刻刻的专制主义者，只不过为了某种社会目的，继续推动着对他或有利或无利的谬论，奴隶总会觉醒，即使做着主人，某一天也会意识到专制并不就是自己的阳光。
普世价值之争
〖新语丝与新语丝读者网，方舟子跟他的支持者，并不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回到这次普世价值之争上来，最先由司马南发难，对普世价值来个裸体攻击，然后跟司马南有着私人交情的人，出面支持他，其中包括方舟子。方舟子对司马南的支持，无非是批判笑蜀与南方周末的伪普世价值，是形式上的支持，而实质上么，新语丝上长期以来对大部的司马南的谬论都有鞭挞，只不过他并不主动去反对他而已。
方舟子与新语丝饱受专制压迫，在宏扬科学与正义上从未妥协过，如果要说方舟子反对普世价值，恐怕只有笑蜀之流饱受方舟子讽刺的人才会相信，司马南都不会相信，真要方舟子来赞同司马南的谬论，恐怕司马南得跳回气功师行列，苦练改变人意识的气功，看有没有一线希望。方舟子跟我发生过争论，无非是我基于太蔟的观点，认为司马南反气功不彻底而已，而他认为司马南的立场是坚定正确的，对此我表示相信他的判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司马南的谬论，比如美国阴谋论，在新语丝上早就批得稀烂，在天地生人眼中，方舟子与新语丝就是帝国主义亡中华之心的现实体现，而司马南自己，恐怕也当过多次“美国间蝶”的。要让方舟子去支持那种谬论，不是一般地难。方舟子的支持是有限的支持，即支持讨伐笑蜀与南方周末，支持反对伪普世价值，他的这一立场，无可厚非。
观点之争就引发了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冲突的新语丝内部矛盾，因为在不少人眼中，新语丝读者网跟新语丝就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新语丝读者网就是新语丝的铁杆支持者，相信笑蜀、天地生人之流恐怕早已在幸灾乐祸地观看这次新语丝的内乱了，但结果似乎令人失望，新语丝还是那个新语丝，新语丝读者网仍然是那么讨厌，科学的大棒仍然舞得密不透风。
为搅浆糊者画像
〖搅浆糊者或有挑拨之心，但以已度人，正好让人度已。〗
寻正在新语丝上发文，在论及民主的文章中，最早的文章就态度鲜明地对伪民主观念进行了不留情的讽刺与鞭挞，方舟子在此次论争中所持的态度，跟我的观念事实上很是融洽，相信跟新语丝读者网的其他网友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看法并无冲突。对于司马南的谬论，方舟子不同意我们在新语丝上进行反驳，并不影响我们跟新语丝与方舟子的关系。对此我想以我为例，展现那种以已度人式的卑劣及其潜在无效的挑拨。
事实上我跟方舟子到目前为止，尚无私交，所有的关系，都只是作者读者与编辑的关系。但在数月前，寻正承受了大量来自医生及其“家属”的批评并进行反驳时，有人猜测寻正跟方舟子的关系，我当时觉得好笑，并不澄清，看别人以已度人是一件趣事。方舟子作为编辑也不澄清，是否也在会心一笑，不得而知。饱受寻正批评的白衣咸饭另立门户，反寻正的人聚集一堂，有人就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看“寻方情”能持续多久，寻正笑了个够，某一日实在不忍看他们猜来猜去，给白衣咸饭留言告之实情，随后不久留言被删去了，聚集者大约也无聊地散去了吧。
此次在批评司马南的反对普世价值论中，对白衣咸饭，医生“家属”之类一文不发即大起报怨者，大约终于看到了“寻方情”破裂的可能性了，就如同笑蜀之流也大大地期望方舟子的支持者反水一般，但失望，总会伴随不适当的期望。方舟子的支持者不是小方舟子那么简单，容不下异见的人，就会报容不下异见的期望，正好体现了伪普世价值。对于新语丝读者网的网友来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正好体现真正的普世价值，但看笑话的人，自以为高明的人，却毫不客气地以一贯的卑劣解读他们终身难以理解的现象。
在对普世价值搅浆糊的人中，以李乐《“普世价值”引发自由精英们的歇斯底里症大发作》最为可恶，以自己的卑劣，再次度人之心，发文一是为彰显自己的有限的学识，二是通过明搅浆糊，暗助司马南，明推普世价值中的某些观念，实际上一杆子否认到底。此君曾重复范美忠无罪论的一系列论调，专以自己的卑劣，度世人之心，以求对教师的宽大。
别人搅浆糊，都执着于普世价值的存在与否，对与错，李乐标新立异，把方舟子的支持者们拿来嘲讽一番，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看法。李乐说，“新语丝上的自由派面对此景却异常尴尬，毕竟那是方的地盘，在那发宏论就代表了对方个人的尊敬和认同，但方却跑出来发了篇《< 南方周末>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啥玩意儿》，令他们无法跟别的地方的自由派一样简单地以高道德姿态歇斯底里一下。于是乖觉的，就先批下笑蜀，再批司马南，那言论总结起来就是‘虽然笑蜀己身不见得能代表普世价值，但他既然喊出了普世价值，反对他就是不对，反对他就是反对普世价值’。更有自以为‘好心’的，以貌似公允的口气议论道，方说得没错，但不该在这时候发表，在这自由派团结一致站在‘普世价值’横幅下的时刻批评南方周末，就是站在了‘民主自由’的反面。”
要维护普世价值，那当然既要面对明火执杖者如司马南，也要当心挂羊头卖狗肉的笑蜀，这哪是只懂屁嘴关系的李乐能懂的。要让别人不诛心，自己莫发诛心之论，自己习惯于屁股决定立场，切莫以为天下人都是一般，用自己卑鄙的眼睛为世界着色，并不代表那就是世界本色。方舟子批判笑蜀，所以方的支持者就要批判笑蜀，因为“那是方的地盘”，那么李乐其人，也坐到“方的地盘”上了，是不是在“方的地盘”上的屁股，就决定了他在“方的地盘”上的那张嘴呢？
李乐的屁股跟嘴的距离不是一般地近，因为寻正在批判范美忠的支持者里捞了一网，他的《被贞节牌坊压扁的范美忠》一文也中奖了，于是乎恨上了寻正。寻正多日前发过《教育界要放弃军管模式》一文，忽然他有了兴趣恶评，搞了一文《寻正眼中的离奇图景》，其中充斥漫骂之言，读者网管理小组用一般规则警告他，他也能扯到寻正挟私泄愤上去，请别用自己的卑鄙去度量别人，管理小组意见如果涉及寻正，当然我会回避，以为跟你一样么？
李乐大概是教师，师德不修，不懂，不学，拿着一张屁股直接了当地坐在范美忠一边，同类相怜嘛，受了寻正批判，于是乎跟寻正较劲上了。方舟子也批范美忠没有教师的样子，那是一块什么“贞节牌坊”？贞节是YY类的忠诚道德，叫你做人有人样，讲人类道德秩序，你跟“贞节”联系在一起，恐怕是自己贞节有问题，节操有亏吧！
不提李乐的那般嘴脸，咱们回到普世价值上来，对普世价值搅浆糊的人来点价值观念的科普。首先要辨是非，即司马南是否在反对普世价值，正如这位献宝的李乐所宣称的那样，司马南反对是普世价值的提法，从未反对过民主自由人权等等，绝大部分搅普世价值的浆糊者，无一不持此类观点。国人受过传统教育，辩证法玩得溜熟，名实之争象李乐一般，嘴角一裂，随时吹得遍地都是，你谈这个，他偏偏说那个，其实还是那句话，嘴角漏风吐词不清，并不是语言有问题，而是自己要看口腔科。
浆糊的价值观
〖虚其名，脱其实，搅混概念〗
李乐的虚吹毫无反驳价值，咱们抓点搅浆糊实在的人看看。最早在新语丝上帮司马南腔的人是陈祖甲，秀了一下英文，强行给普世价值抓了一个宗教的根源，可惜没有把真正的普世价值的英文搞懂。这般没意思的讨论丝毫无损于普世价值，但谬种流传，用名实做文章还不是一般地多，在XYS20080619期上又有“逐草天涯”的《谷哥学研究》，下了一个可笑的结论，在英语世界里，关心普世价值的人，只有关心家庭价值的人的不到4%，而在汉语世界里，则有25倍。
寻正做一个小检验，用“食品价值”（Food value/s）去谷哥了一下，在英文世界里，只有171000-314000个检入项，不错，看到英文世界里大家都喜欢吹牛谈家庭价值，对食品价值不重视，连普世价值都不如！其迂若是，不可教也，好在寻正有耐心，帮你们这些浆糊脑子梳理梳理。
在普世价值的争议中，搅浆糊者最可怜，因为他们暴露出来了最无知的一面——无知到连自己屁股在哪里都不知道！司马南清晰而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立场所在，跟人辩论，不至于空发弹矢，而搅浆糊者，都是到处乱放流弹，强改司马南立场，司马南可能看不惯，维护普世价值的人也把他们看作笑料。不懂就虚心学习，哪有来搅概念的，贻笑大方。
普世价值概述
〖普世价值观念是人性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念选择，一般而言，指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法治、人权这些普遍价值观念的信任与推崇。〗
我在前面谈了普世价值的良知内核，但良知的可操作性差，用于交流也甚是不便，那么人类的语言功能自然而然要发挥作用。有人问道德干嘛跟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因为良知与良心的内核或者就是一个也说得通的，普世价值本身就包括着道德判断，在良知中，以内心的诚实最为首要，因为那是科学的基础，人必须有认定事实的能力与欲望，否则一切白搭，不洗脑，人是不易走到否认事实的地步的。
太蔟发文倡兴科学在普世价值中的核心地位，类似的观点我以前也表达过，如果不用科学来鉴别发现事实与真理，那么人类共识就靠不住，因为那样的共识就无非是臆想，经不起现实的检验。科学是一套又一套系统的方法，其博大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掌握范围，那么贯穿科学学科的基本精神就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跟人的良知内核是相洽的，非科学的手段之所以无法普世，因为它们无法跟人类认定事实与真理的基本手段相洽，尽管可以洗脑化地存在，但无法永远存在，即使是在信奉者中，也常受良知良心的质疑，只不过此类质疑不被洗脑化的人承认罢了。广义的科学，就指贯穿在各具体科学学科的共性——科学精神，也就是人类实证与逻辑的理性。
在科学的基础上，有平等、人权、民主、自由、博爱、法治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组建原则，它们构成了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对某种社会行为方式的认同，是一种思维趋势或者先验性的存在，是人性妥协的结果。科学由于更接近良知内核，那么在社会中应当首先受到推崇，方舟子就曾评论说，科学讲求证据，证据一出，争议自然而解，为什么？就因为科学的绝对普世性，在事实与证据面前，人们无法抗拒良知而生异议。面对证据，人们不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不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只需要服从理智良知，但这当然得有一个条件，脑子是纯洁的，没被洗过。
所有的普世价值观念，都是理智良知在社会中的组合与认定。比如在政治领域，民主与人权，就是人们考虑人性与所有人的利益时达成的一般行为模式。大家都看重自己的生命，都看重自己的利益，都看重自己的孩子，我们身处有限的环境，现代经济又要求职业化，大家必须交换才能维持生活，用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才能让大家妥协呢？一个人做主，或者构建金字塔，从人类良知上我就知道不行，因为谁都想做主，谁都想分得大蛋糕。而社会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维持区别于民主的专制政权就必然产生压迫，发生周期性的动荡与抢劫剥脱，社会不安定性大增，整体效益下降，很多时候会下降到连统治者都无法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程度。
民主为什么是普世价值？因为它是所有人面临政治决策时不存在搏弈的选择，所有人都会认命于所选定的角色，然后按照民主规则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一旦使用独裁体制，谁都想当独裁者，谁都愿意标榜道德高尚，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统治者。民主的自由竞争，可以产生最有效的领导人，而不是让愚蠢的专制者当政。普世价值由着科学的求真求实精神，在社会领域的创造，是社会组织效益的体现，普世性，体现在与所有的其它价值观念选择比较而言，它最易被所有人所接受，是人类理智在理想化的场景中所能推导出来最有效率的体系。这里的效率是综合价值，并不单指一时的经济增长，还要包括社会公正、整体的幸福、成长前景等等。
在普通场景中，民主代表了普世价值的所有政治诉求，不是单一的多数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在普世价值中的人权观念，就很大程度上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对政治的无知，使得他们无法把握民主观念。广义的民主就会包括所有的关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念，所以常常把民主与科学当着人类的两大支柱，因为科学就关注自然界（也包括人类与社会的自然现象），民主是科学与理性在社会领域的结果。民主被推理与实证以后，自然而然取代传统的所谓替天行道式的政治主张，成为新的普世价值观念，就象科学中的进化论一样，一旦确立，社会只需承认教授即可，哪能每个人都去推理实证一遍的？这跟道德规范的道理也一样的，经过时间、理论、与事实检验，那么人就只需要内化这些规范一样，哪有处处寻根究底，要问规范来源、道德理性、以及实证的？你吃饱了没事干，别人可没那么多空闲。道德上搅浆糊者无非是吃饱了撑的，故意通过烦琐的论证来否认道德规范，而他们的同行，普世价值的搅浆糊者，也如出一辄。其实论证道德与论证普世价值一样，并不困难，困难者，这些缺乏道德良心与理性良知者把人性内核往往一杆子打死，通过概念忽悠否认了，你把他们的脑子去洗脑化，不难，但费时超出了一般人对旁人的教导提醒义务。
对着普世价值搅浆糊之辈，有意或者无意地混淆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本身与其内容的区别。普世价值是一个宏观概念，讲普世价值，就是倾向于用普世二字强调那些价值观念的普适性，大家都知道讲的是什么，司马南也不例外，他根本就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内容，而是在不同的场合，通过否认民主自由等观念来否认普世价值的。普世价值在英文世界与中文世界里讲的程度不一样，因为环境不同，在英文国家里，多实现了普世价值，探讨的就是普世价值的实际内容，而在中文国家，我们还需要不停地努力使得国人，主要是统治阶级，承认普世价值的普世性。我们连普世价值的框架都没搭好，还谈不上进一步打造基于普世价值的社会体系，所以内容多泛化而欠具体，不象民主体制中的国家，不再考虑实现普世价值。
搅浆糊者可以休矣
〖搅浆糊者并不能把握任何一方的立场，没有立场，失去立场，即使是宣称承认具体的普世价值，也不懂那些价值观。〗
懂得普世价值的内容，搅浆糊类的人的谬论则迎刃而解，不说其他的，单民主（Democracy）英文一词，谷哥就列出86100000项检索项，是家庭价值的起码十几倍！在汉语世界里也不差，有69200000项，也更不是家庭价值能比的。说实在的，对那位搅浆糊的“逐草天涯”，我猜测他懂家庭价值的机率也小得可怜。
大多数的搅浆糊者，对新语丝读者网上的“自由主义者”冷嘲热讽，无非是自以为正确地解读了司马南，司马南不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他只是反对普世价值本身，就如同他不反对黑马，只反对马一样，而这些得意洋洋的自以为高明者，认为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搞不清黑马非马论的要诀。还有些人，本身就是吃着狼奶放狼屁的，就不用说了。令那些搅浆糊的人失望的是，司马南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他们的隔山马屁，阐述自已如何地不反对民主自由人权等实际普世价值观念。
奉劝那些戴着傻帽就冲进自己从来没搞懂的战场的人士，你们的流矢混弹，两边都不受欢迎，因为两边争论者，在各自的理念中，起码是真诚的，哪象你们这些投机偷油派，整个儿就搅浆糊，有的甚至人格低劣，不堪一读。

我在批评大寨地震学家耿庆国时，指出了他的旱震理论的荒谬，因为所谓预测，指的是在某事件未发生前对其进行描述，一般而言，要描述出发生事件的时间、地方、与其性质来。对于神秘主义相信者来说，预测就不需要依据，有的人有特殊能力，称为先知，当然先知也未必没有依据，比如占卜打卦，星相风云，不说出一点点依据，即使是先知，也难以服人的。
常人对预测的依据要求是要高于占卜打卦的，大家去庙里游玩，伸出手掌听神汉巫婆吹爱情预测，那至多算是文化体验，真要当真，就不免有点蠢了。我儿时最常接触的预测是下雨，预测下雨的名堂很多，但我就只记住了蚂蚁搬家。
蚂蚁搬家预测下雨总的准确性还是很高的，因为大多数时候大家并没有进行预测，几个孩子正在玩牌，或者走路，天开始下雨了，于是乎某个人就会记得看见过蚂蚁搬家了，大部分的预测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小孩子的责任就是关心蚂蚁，所以偶尔也有未雨之际，大家就聚在一起看成群结队的小蚂蚁、中蚂蚁、以及大蚂蚁搬家，然后赌会不会下雨，凡是预测要下雨的，都很准确，因为如果终究没有下雨，大家都玩儿别的，把早先打的赌搞忘了。
做预测研究，可不是蚂蚁搬家跟下雨的关系那么简单，民科式的想当然就一辈子搞蚂蚁搬家，包括那位大寨专家耿庆国。预测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预防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者促进良性事件的发生，包括改变发生事件的某些特性以争取对人的最大利益；二是当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时，提前对事件的后果进行准备，以减少损失，或者进一步获得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的预测比比皆是，比如说，大家赶地铁，自己所要乘的那班车在何时会到，大家都会进行预测，然后进行相应规划，这样的预测过程是模糊的，尽管此种预测也符合预测的一般规律。在科学上，进行预测时就有严格的要求，预测阶段性明显，大多会寻求预测背后的机理，科学研究一般注重机理，而专以预测命名的研究则偏重预测，对机理要求就不那么高了。
所有的经验性的科学研究，都是广义的预测研究。一般而言，预测研究是针对系统复杂性很高或者机理很不明的事件的研究，预测的目的指向单一的后果减灾或者获利，而非对事件本身发生的机率与性质进行改变。比如说天气预测，目前大家都只想及早知道恶劣天气的发生，以便及早应对，而非想去改变它，那么气候的研究，就是预测研究。在医学上研究致癌物质，其目的就是改变癌症发生的机率，所以大多集中在机理上，尽管也预测后果，但一般不称为预测研究。
预测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预测阶段、与机理阶段。狭义的预测研究，就指对机理阶段无能为力时，只管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所谓探索阶段，指研究者对某个事件（预测事件B）感兴趣，这个事件的事前与事后预防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事件发生的条件、机理、某种程度上其性质，研究者要试探性地归纳此事件的发生规律。比如说下雨，由于人类的局限性，我们对任何外在信息都要进行选择性地保存，我们在探索下雨之前，对下雨之前发生的事情多半没兴趣进行系统地收集信息，我们只对下雨的发生感兴趣，以及其它生活中吸引我们兴趣所在的事件留有印象。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探索阶段是很自然的事，回想下雨前看到的东西，不少人就想得起蚂蚁搬家，于是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为这二者建立联系，在科学上，称为假设。不懂科学的“哲学”家喜欢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假设必须要有归纳或者演绎（理论研究中）的基础，在实践研究中，假设就源于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缺了这个基础，大胆假设就毫无科学价值，很多自以为是的“哲学家”，就喜欢把毫无科学价值的假设称为大胆假设，然后叫别人去小心求证，贻笑大方。假设就是寻找一个事件A，它发生在B以前，我们假设A的发生，跟B有一定联系，基于这个联系，可以产生A＝＝》B的联想，上述探索，可以简单地表达为B《＝＝A。
以医学上妇产科老祖英格纳日*塞莫维斯为例，当时他任主管医生，他注意到一个现象，在他的医院里有两个诊所，其中一个诊所的产妇死亡率显著高于第二个诊所，如何显著呢？当时维也纳总医院对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服务，来到医院就诊的孕产妇都不愿意到臭名昭著的第一个诊所中所诊，而第二诊所则挤成一团。那么明显的东西都注意不到，实在不可想像，但很多很明显的东西就在想当然中存在，事后都骂自己当初笨。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就诊者，都有能力预测，这个预测是机率性预测，大家都预测进入第一诊所比第二诊所死亡的机率要大得多，所以不愿进住第一诊所。这个机率性预测别人或许奇怪，但当时的医疗条件，没人问为什么，只有塞莫维斯觉得奇怪，把大家常识性的预测，当作了灵感，进行了下一步研究。在地震预测术的研究中，大寨专家耿庆国也在老农的指导下走到了这一步。
灵感只是探索阶段的第一步，因为灵感就只是一个非定量非定性的可能性猜测，A之后有B，可能大旱（A）之后有大震（B），可能进入诊所（A）对死亡B有联系。在探索阶段中需要进行下一步，定性定量的衡量已发生事件。
塞莫维斯对比了两个诊所（A，即潜在的事件指到诊所就诊）历年的死亡数据（B），根据维基，其数据分布如下：
__年______第一诊所_________第二诊所
1841________237______________86
1842________518_____________202
1843________274_____________164
1844________260______________68
1845________241______________66
1846________459_____________105
基于上面数据，塞莫维斯很容易证实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死亡病例来自第一诊所而不是第二个诊所。也就是说对于预测事件的追查，我们回访到感兴趣的B前有A的关系。类似的，耿专家也回访了几百个，跨跃数千年的大震，在大震前都发现了试图用于预测的A事件：大旱。
在探索阶段，塞莫维斯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实测数据，但耿专家则不然，他宣称看了那么多大震，而事实上大震的稀有，使得收集此类数据殊为不易，他收集到了史前地震，此类数据的可靠性大减。缺乏可靠性的数据是很难进一步进行分析的。
在探索阶段是由B回顾到A，其逻辑关系很明确，要预测B，最好是能预测到所有的B，如果B只能部分地回顾到A，即B以前发生A只是一部分，这个预测的价值大减，因为将会是不完全预测，预测研究则需要对剩余无A前导的B要选取另外的前导事件。对于塞莫维斯来说，他有一个简单的封闭式场景，即所有的B他都知道，就无需采样。而在开放式的场景中，比如耿专家跨越几千年，有很多大震他都没办法收集到数据，面临的就是一个采样问题，也就是他必须要有采样说明，并能评估样本的代表性。遗憾的是他不懂，抛出一个检验几百例就完了，我们不知道他的样本是否覆盖了所有的B事件，无从得知预测的完全程度。
如果耿国宝的数据为真，他也算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如同塞莫维斯得到他的假说一样。假说假说，可能有假，可能成真，我们得到探索阶段的假说，还必须进一步地加以验证，既然要预测，就要预测验证。
在第二阶段，预测阶段，是验证A＝＝》B的关系，也就是先观察A，再验看B的发生，是所有预测研究的关键，所有的研究，没走到这一步，就没有任何实践价值。由于绝大多数预测研究都实际上是机率性预测，那么验看的是B的发生机率。一般而言，验看的A与非A的条件下，B的发生机率，如果只有A没有非A，则验证不完全，因为缺乏对照。不少场景中非A是隐含的。
预测验证要分两种，一是初期的回顾性验证，即假说的提出者针对原来已发生事件进行从A＝＝》B的验证，即看是否A的发生，伴随着B的接着发生。第二当然是动真格的，对未发生的B进行预测，看时间的演进，是否证实假说的价值。塞莫维斯的回顾性验证是针对所有在两个诊所就诊的人是否死亡进行验证，在第一诊所就诊是A事件，在第二诊所就诊是非A事件。原先资料中逐年死亡率如下：
__年______第一诊所_________第二诊所
1841________7.8%_____________3.5%
1842_______15.8%_____________7.6%
1843________9.0%_____________6.0%
1844________8.2%_____________2.3%
1845________6.9%_____________2.0%
1846_______11.4%_____________2.8%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塞莫维斯毫无疑义地通过了回顾验证，我们可以准确地说，从患者进入哪一个诊所就诊，可以机率性地预测患者的死亡。一般而言，回顾性验证由于研究的可控可观察因素少而可信度较低，必须有进一步的前瞻性预测研究提供证据才有预测价值，但显然塞莫维斯的研究不在此列，因为他所观察的对象不存在抽样问题，时间序列足够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变化，上面观察到的趋势将继续。
对比塞莫维斯的研究，耿庆国专家这位100多年以后的有过正规科学训练的人的研究就惨不堪言，因为他画了一个蛇头而已，对于探索阶段勉强合格的一个假说，他再也做不下去了！不需要科学训练就凭直觉也当懂得的A＝＝》B的关系需要验证，因为那是一种显然的逻辑关系，很难相信耿国宝连这个道理也懂不起，由于耿国宝展现在众人面前只有一张厚脸，寻正为他添了一个身子，简单地验证他的旱震关系，结果他的假说丝毫经不起检验！
对于耿庆国这类大寨式的学者，有时真的会高估其智识能力，所以我也不能肯定他不是一个大傻瓜，不懂得基本的逻辑关系，即任何预测必须是确定A事件发生后B事件的发生率。他可能曾经做过类似寻正帮他做的的验证，但结果正如寻正所示的那样，不能见人，于是乎他无耻地忽略了身子，仅伸出一张厚脸来，当着预测研究的所有。大寨学者跟民科一样，无耻也往往没有底线，还真的是很难判断是无德呢，还是无知（猜中了寻正有奖）。
话分两头说，耿国宝的厚脸就不继续刷了，咱们回到塞莫维斯先生的研究上，他清晰明确地预测到了诊所与死亡这一恶性事件的关系，那么剩下的就是预测研究的第三阶段了，机理研究，通过机理去改变后果。大家如果比耿庆国的智商稍高，就不难知道塞莫维斯的选择，关闭第一个诊所，扩大或者复制一个第二诊所。
塞莫维斯开始了第三阶段的研究，在理论上关闭了死亡率高的诊所，对比两个诊所的不同，把不同于第二诊所的特点改成第二诊所的就行了。经过详细对比，塞莫维斯发现两个诊所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用于医学生教学的，后者是用于助产士教学的，这下麻烦了，医学生教学在维也纳总院是必不可少，当医生的总不能宣布以后产科只能由助产士负责而不要医生了，哪有自己踢自家饭碗的。
塞莫维斯的路就得继续走下去，医学生跟助产士有什么不同？性别、技能、习惯、以及其它一切有助于区别二者的都可能是机理考虑对象。在现在看来很简单，对塞莫维斯来说，肯定是一个系统地探索过程，99滴汗水，震动一丝灵感（寻正式汗震理论），塞莫维斯的一位朋友在尸解时受伤，发生类似于产褥热的疾病，塞莫维斯假定医学生在医院里解剖死者，导致了致病因素从医学生的手，传到了病人体内，从而介导到了上述预测关系。机理研究探索到这里，这个假说就很好验证了，从手介导，那洗洗手不就完了。
按现代科学习惯性的严密研究方式，要验证塞莫维斯的假说，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不洗手，一组洗洗手，对比结果的显著差异性，就可以下结论了。塞莫维斯的年代，毕竟科学方法论还没有那么完善，他直接让所有医学生洗手，进行前后对照，下面是死亡率数据：
年月________________行动________死亡率
1846.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3.4%
1846.0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8.1%
1846.0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5.4%
1846.0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9.0%
1846.0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3.4%
1846.0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2%
1846.0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3.1%
1846.0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8.1%
1846.0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4.4%
1846.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5.0%
1846.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0.8%
1846.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4%
1847.0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2%
1847.0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9%
1847.0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6%
1847.0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8.3%
1847.05___________月中开始洗手______12.2%
1847.0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2%
1847.0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2%
1847.0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9%
1847.0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6%
1847.1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0%
1847.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5%
1847.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9%
1848.01________严格洗手规定堵防漏洞__3.5%
1848.0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0.7%
1848.0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0.0%
1848.0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0.7%
在上面时间序列中，对比如此清晰明确，在洗手上还有明显的量效关系，塞莫维斯的理论得到完美验证，为他在妇产科学上作出这一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添上句号。塞莫维斯的理论在现在看来当然粗糙，但就他所研究的课题而言，无疑得到了从预测到机理几乎完美的结果，对比同有此心，欲在地震学里建立类似不朽功勋的耿某、孙某来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只懂得由A预测B，在实践中验证B《＝＝A关系的大寨学者或者专业户们，还是不要宣称自己在搞预测研究的好，你们虽然脸厚，但传出去了，咱们替你们害臊。

这是友人传来的一篇关于在灾难中人类行为的综述一篇，说明人类精神道德并不因为危机而丧失，与普遍看法相反，绝大多数人，都会相反激发道德感，共渡危机，连平时作奸犯科的小偷强盗，都会体谅人类的处境，对不当行为进行收敛，而普通人，都能帮助家人与领居。四川大难，从广义的层面上说，也体现了这一点，不少人，即使余震连连，仍旧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震区。面临大危机时人会陷入恐慌（Panic)，但很短暂。
文章是英文，仅供懂英文者阅读。
危机人类行为的常见误解

我对拥范美忠派人物与观点捞了一网，就知道要打道德官司，许多人就意识不到自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有多深。不少人出国，觉得外国很新鲜，从不讲什么五讲四美，不讲爱国，不讲雷锋精神，不讲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于是乎回首一看，中国道德讲多了，以德治国，做事全无效益。对这些人来说，大部分观察是对的，但未能注意到精神，事实上发达国家更讲道德，如果你的专业涉及到人类行为，那伦理学就必不可少，哪里有反对以德治国，就把道德一杆子打死的。
发达国家的道德都很具体，涉及各行各业，都有行业伦理，也都有研究伦理学的学者，研究泛化的伦理学的学者较少，而研究行业伦理的比比皆是。研究伦理学有什么作用？伦理是法律的基础与补充，适当时机，伦理的条款取得共识，会被增补到法律法规中去。
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条件之一。理论家可以有种种解释与理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如从一些简单的观察入手，确定道德的存在与公义性。俗话说，不平则鸣，在新语丝上的大多数人，所讨论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笑蜀讲私权，以为要各自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作奸犯科事，被我嘲笑了，那么嘲笑笑蜀给我什么实利？多得罪一个人。
再比如说，方舟子打假，数次被告上公堂，既赔精力又赔钱，别人行骗，方舟子懂骗术，那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至多不被骗就行了，干吗花时间资源揭骗？还得罪人，面对睚眦必报的小人，还得冒极大风险，更何况许多骗术很简单，方舟子干嘛不掺和骗子取利？
最令人伤心的是，奴隶做惯了的，你掺和进去要解放他们，他们嫌你多事，没有主人的指使，也可能操棍子冲向你，因为做奴隶某种程度上不但有社会安全感，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位。被骗的人，比如那些中医维护者，很多人就未必是用中医行骗的人，而是被骗之人，他们一听你揭骗，抄棍子上来了。 方舟子干嘛要舍弃“合谐”而取骂名？
道德是如此实在，即使是否认者也无法脱离它，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完全缺失道德，就无法被人类社会相容。但这么实在的东西，都会有人为了辩论寻找“根据”而否认，比如范跑跑名言，“道德底线是你定的？”这些人的决定脑袋的屁股，不是一般地大。我极度鄙视否认良心与道德的说法，因为那不是一般地缺乏道德。
传统道德讲究黑白分明，其实还停留在道德的表面水平。所谓道德的表面水平，那是就是传统道德制定的条条框框特多，你按规行事，传统道德讲孝道，你帮父母暖被子了，那就是尽孝，处处维护老父老母的利益，就算孝子，否则就不孝，考查行为执着于一点。这个道德体系有大麻烦，因为道德规则无法覆盖所有场景，道德条款必然发生冲突。
在传统道德观中忠孝节义是讲究次序的，因为儿子可以因为尽忠而不孝，比如说服事国君就要优先于服事老子，你把老父饿死，但一旦被定为忠臣，这不孝的名就挂不到你的头上，同样的，面对子女妻子，无法尽义，但你守了节，尽了孝，后面的丑行，全遮盖了。你有资源，那么子女妻子朋友父母王君都要在道德体系中竞争这样的资源，在黑白分明的规矩体系中，传统道德只有用排序的方式解决道德冲突，这个序是人为的，取决于社会中的普世价值观念。作为传统道德的最大受益人，国君与统治阶级，把忠（于国君、国家、民族、族群）定为首要道德，不难理解，这样的道德必然产生假打，也容易理解，因为人类天生的道德观念并非如此。
道德是基于内心的，表达在行为与语言上。道德就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人类如何相处取得社会最大效益，儒教就试图用一个他们想当然的人类秩序来排布道德，在他们的排布中，人类秩序是一个简单的金字塔，底层的人敬畏上一层的人，上一层的人照看下一层的人，君主就提拨到非人半神的高度，他充满永远用不完的爱心与智慧！事实上中国文化在五四运动以前，就从来没有脱离过奴隶时代的烙印，金字塔式的道德与社会构建，基本上不容许处于低层的人质疑上一层人的责任，因为君主对臣子的爱护，完全被省略了，这个省略不是故意的，而是不得不进行的，因为如果不省略掉上层对下层中的责任，而把这种责任加入进金字塔中，就没有办法排序，基于道德规范的体系就乱成一团。
为什么传统道德体系是错的呢？因为其基本社会理想是错的，普世价值是错的，没有搞明白人类秩序。所以我们总是说，传统道德跟人性冲突，是压抑人性的，按照金字塔结构，低层的人合理的人性被压抑，而高层的人恶劣的人性被诱发。不高不低者，人前面目可憎，人后却又是可怜虫。
按照经济学的假定，人都是自私的，我曾经论证过，这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因为人只对自己拥有信息优势，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婴幼儿，那时反倒是父母有信息优势，所以人是自私还是为公，取决于信息，人面对成人，则要爱惜自己，面对幼苗，则要爱惜幼儿，这就是人性。人类合作的效益不言自明，而人如果一味地按本性行事，那么合作就无法达成，道德与法律，就是人类生活合作的基础。
道德跟人性冲突太历害，这样的道德就靠不住，因为人人犯规，千方百计掩盖狡辩，造就国人的劣根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说来说去，还是讲中国人缺乏道德规范。自家人足不出户，要发现国人的劣根性是很难的，流传了上千年，很少有人发出异议，反而天朝上下，全都一片心，自大自傲。西方的先进文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也给了中国人一个自省的机会，柏杨与鲁迅以及一大批国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对着旧传统道德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批判，但遗憾的是，批旧有力，立新不够，没有合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模式填补道德的真空，不少人，读着鲁迅、柏杨、李宗吾时是新人，关上书就是旧人了。
无论是道德，还是普世价值，都是基于人性这个内核，动物既无道德，也无普世价值。人性就不是很容易谈得清楚的东西，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诠释，有时指其善，有时斥其恶，其实也并不需要过多地解释，成人之间的对话，如果有一定经历，沟通起来并不难，只要沟通者不是太另类，太起意搅浆糊，因为普世价值与道德的核心就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总的来说，逻辑与常识，一个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说的不一样，那人类就无法交流。
无论是道德，还是普世价值，只要人愿意服从理性这个核心，几乎都会殊途同归，不归者，有的人的理性核心出了问题也。比如传统文化之“节”道德，很大程度上是气功走火入魔式的，因为归根结底，那是“忠”这个最高级道德在夫妻关系上的体现，所以在不少“忠”的场合，也讲“节气”，所谓“节气”，无非是更大观念上的忠而已。人的思绪走入牛角尖，不愿意承认社会秩序的冲突性，没有用逻辑与常识来考验、论证、以及接受道德与普世观念，其结果就是一个严重压抑人性，毫无社会效益的“节”道德。“节”道德在中国现代社会已经烂如狗屎，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包括不少自以为是文化传播者的精英），还在成天修补处女膜。
普世价值就是人人都接受的价值，或者说在理想状态下人人都可以妥协接受的价值观念。动辄狂呼“谁动了我的处女膜”的国人就意识不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根本就不把“节”当回事，更有文化把那一层膜当住障碍的，“节”文化道德观念就无法成为普世价值。有的人脑子一转，马上有了借口，你所宣称的普世价值，我不承认！那你所说的普世价值就不是“普世”价值，那样的心态，未免太把自己当根葱了，一、你抬杠式的不认账，未必普世价值就不在你的意识中起作用，除非移居外星球；二、你如果只是极少数的真正不信普世价值的另类，人类容忍你也自有办法治你；三、普世价值与道德是在理想状态下人人妥协接受的价值观，是通过理性达成的，一些人，一个族群，不认账，那是次要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机会来检验价值观而已。
怎么来检验价值观与道德？那就得诉诸理性，比如“节”女情结，到底在人类关系中起什么作用。“节”为忠，忠并非全无价值，但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发现处女膜不能完全地代表忠诚了，更有甚者，现代医学基于那种愚蠢的处女情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掺合着搞了什么处女膜修补术，更是对处女情结的极大嘲笑。进一步地检验“节”女情结，会发现其中忠诚的单向性，违背了人类基本道德的互惠关系，“节”之极致，要殉夫，违背了生命法则。对于概念搅屎棍一类的“哲学家”而言，马上张口而来，互惠关系？生命法则？给个定义先，看我同意不同意。人人都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那是生命法则，人人都懂得接受别人的善举，自己要回报，那就是互惠关系，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念就不需要进一步地阐述，因为它是无可争议的人性内核，故意在这上面搅浆糊，人性丧失，什么讨论都没有必要了。
那么“节”女情结究竟有何价值？殉葬的价值来源于迷信，以为人死变鬼成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可以继续享受服务或者爱情（恐怕前者多得多）。退而求其次，不求殉葬者，也只是一种心理满足，守节者给予受节者一种名义上的所有权、霸权、独占权、崇拜与价值认同，当然深受这样的观念影响的节女节妇也能得到受虐狂式的精神享受——这些精神享爱，说穿了，臆想而已，是行为人持续地压抑正常价值观而取得的精神胜利。其本质却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差，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迫不得以，没有社会代价，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叫住心理调剂的，而“节”女情结则是以受虐人的巨大实利与社会发展为代价的。
基于上面同样的原理，专制独裁者对社会的危害也是以社会及他人的实利为代价，为统治者取得精神胜利，在他们的眼中，崛起、大国、霸权、命名权、不朽、传世、立言、立名、倡兴、天下、盛世等等主观观念，比鸦片与可卡因还能给予他们及其狗腿子更大的兴奋。一个人道的政府，愿意以超出社会预期生命价值（即经济学上的平均人生价值）的代价去拯救一个公民，而在专制政权中，毫无疑义宣扬忠诚观念，要普通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保护统治者的虚名与实利。在为范美忠搅浆糊的拥护者中，不乏反对虚假道德的人，他们认知糊涂，把反对专制道德的逻辑大方地给予了范美忠，即要求范美忠做出的个人牺牲是虚假道德，而没有认识到在范美忠的场景中，他触犯的是社会实际利益，为了他的小私利而舍弃了社会大公利，一切都是那么的实在，虚假的反而是范美忠的自由与权利。
普世价值的反对者与搅浆糊者，无一不采用概念忽悠来诋毁普世价值，而专制政权的代言人，则用伪价值与伪道德，来搪塞民众。不少人完全不懂得民主与君主体制可以妥协，而跟专制势不两立，不少人用了可笑的中国去除了君主世袭来代表中国在社会上的进步，事实上我怀疑，中国社会也同日本一样，保留了君主体制，可能民主进步更快，因为那会形成天然的分权与政府监督。在众多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中，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是，一个发达的现代民主社会，完全有能力不减少世袭君主的实利，而保证社会合谐发展，人民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君主要损失的，无不是虚名假利——事实上，君主们在精神上更充沛，生活上更充实，一旦在精神上产生突破，民主国家的君主，不增加薪水，没人愿意回到过去的时代当专制独裁者，那太累了。
在道德体系中，并不太讲究道德观念的等级与秩序，也就是说，传统道德体系是形式体系，没有体现人类关系与精神实质，所以条款众多，比如说如何尽孝，那是有一条铁律把关的，在语言上，儿子得随时毕恭毕敬，在物质上，儿子用的，必须要比父母差一个等级，在行为处事上，儿子得把父母的利益排在自己的利益之前。这类道德条款的唯一好处是制造傻瓜孝子，道德简化成为操作规范，人们时刻考虑的是别人可以依据道德条款判定自己的社会价值，人，从而失去道德心，也失去了社会独立性。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讲究集体主义的文化，其实那是一种假相，是国人失去自我的假相，是道德假打造成的错觉！在这样的道德体系中，还产生什么公德私德的说法，都是垃圾概念，道德忽悠。
道德体现人类合作的意愿，道德的根本，就讲内心的诚实与恒守。父母在幼年的照顾，产生子女在老年时看顾的义务，那就是孝。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功能的完善，会弥补增强父母在幼年对子女的照顾，而在老年时会增加社会保障，从而减少子女对父母的看顾义务。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看顾随着具体需求而变化，一切都取决于内心对父母的感情与理智对现实的把握。换句话说，道德的判决首先发自自己的内心，在有着普通道德感的人，就不需要旁人来进行道德提醒，因为在决策因素中道德成了先验性的存在，就不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道德探讨，原有行为道德适当性已经得到了保证，进一步的讨论，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如果范美忠真如他所言，把学生的利益放在了心上，他的选择就会优化行为，不致于一溜而去，人不能说我比较自私，自私是一种无法比较的素质，先天的存在，而克制自私冲动的道德才是区分人的关键。
道德不同于法律，无论你愿不愿意，只要你遵守了法规，就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你迫于社会压力尽孝，内心把父母不放在心上，那还是不孝，在传统道德观念上以德代法，往往模糊了道德与法制的区别，结果造成一个虚伪的社会，人的内心总是迫于社会压力行事，而非自由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有的人一看到自由两个字就要发情，仿佛我倡导的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你的价值观念符合社会伦理，那么你想干什么就在干什么，而你的价值观念有问题，那一生就苦不堪言，因为社会伦理会强迫你干你不想干的事。一个内心里能随时审较别人的利益而不是朝着自私一奔而去的人，他的行为往往无可厚非，但也未必全对，那时就是一个道德的学习过程，错了就道歉与弥补承担责任，由于发自内心，行为上始终是自洽的，也不会跟社会发生冲突。
道德上搅浆糊者，他们就没有道德心，也就是良心——良心者，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善心也。他们的脑子里充满着道德条款，那些他们认为可以让他们免于社会道德责罚的条款。由于人类语言文字的限制，没有哪一条道德条款与概念不可以被扭曲的，于是乎，他们可以创造性地自洽——说穿了，就是精神胜利法，既骗别人，也骗自己，但似乎前者最是不易。道德缺失者，也极易动辄设置道德悖论，无非是，一、为自己非道德行为开托，二、彰显自己学识丰富，能言善辩。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由于对一些道德条款绝对化，比如忠孝节义，在推崇者眼中，无不是绝对的规条，是行为人在面对道德场景中绝对地压抑自私，而无条件地实现所谓的道德行为，这样的道德体系是荒谬而不可被接受的，必然产生道德假打，大家假打多了，就对道德免疫，很多时候动辄叫别人莫讲道德，因为大家都知道传统的道德实行不了，包括推崇者本身。对于律法式的道德条款的讽刺与反驳，最好的利器就是设置道德悖论，比如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义等等，但道德悖论的设置者丝毫没有意识到，即使是传统的道德体系中，那些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否认了道德条款的有序化以后。在传统道德中，尽忠高于尽孝，尽孝大于尽义，大多数悖论的设置者，只显示自己对于传统道德体系与现代道德体系的无知。
基于普世价值的道德体系简单明确，对于个体来说，就是长期与短期利益的平衡，短期利益就是自私，长期利益就是理性，长期利益的推理就是当我维护他人的利益时，基于回报原则，将来他人会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来回报于我。在这个隐含的理性中，表现为在具体行为上平衡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这样的计算是很辛苦的，人类会偷懒，更高一级的是认可社会普通行为规范，因为那行行为规范是经过长期验证的合乎上述平衡要求的行为模式，从而极大地减轻道德思想负担。但当社会规范不存在时，行为人则要有道德考量，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道德考量也经常存在，所以伦理学也进一步发达，以减少普通人的道德考量。在这个动态的世界中，道德规范是始终不可能覆盖所有场景的，人在需要时还应当用常识、逻辑、与参照已有道德规范对新的场景进行评估，采取最佳行为方式。
面对范美忠事件搅浆糊的道德法律专家，寻正的劝告有四：第一，克制自己做传世文章的欲望，本意只为彰显学识者，往往彰显自己的无知，就象那位罗锦祥律师一样，你不出头，大家不知道你原来那么无知；第二，恒守道德心，待人如已，指的是行为要求，不是思考方式，不是以已度人，为了范美忠的立场而辩，贬低天下人，那是要不得的，更显得自己的道德有了问题，指责别人是跳跳的，结果寻正来一招姑苏慕容绝学，自己也跳得天高；第三，要当道德法律裁判，要学会精细分析，一是一，二是二，切莫搅到一锅里，成了大锅饭，成了浆糊粥，定罪量刑，法律与道德，各自的程序与界限要分得清楚明白，没有这个本事，就潜心学习；第四，增强自己的道德观念，要领会现代社会道德的精神实质，别人的屁股可以踢，那么自己的屁股更要踢，要对道德保持恒守的心态。要完完全全克制住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完人思想，道德是动态的，既讲如何做，还讲错了如何行，即使是在传统道德体系中，这也是另一半，可惜由于道德假打以及人人皆有的完人心态，大家对这一半打折得太历害。
对于寻正的指责，肯定很多人很难受，国人的习惯是脑羞成怒，跳得老高反击，比如有人就在我博客里把文章逐条逐句进行反驳，说来说去，无非是对寻正的批评不认账，大玩文字游戏而已（顺便提醒一句，文章不是沙堆）。对寻正的反击有一条最实在，实际上有不少人要中招，本质上就是“你也一样论”，比如有人在地摊上占小便宜，趁摊主不注意，拿了价高的苹果，混到价低的苹果中过称，事后同行的人批评，他张口就来，“你上个月不是把办公室的报纸偷回了家么？我起码还付了钱！”付了钱就不算偷的逻辑是搅混概念，更有效的是针对批评者的人身攻击，就象那些动辄指责寻正是道学家一样，先前中国的不少医生排着队这样指责寻正的，难道寻正就处处光明正大，一身洁白无瑕，守身如玉？对于不少脑子里还残留了完人观念的人来说，这样的指责非常有效，因为那样的人就忙着洗白自己去了。可惜寻正不吃那一套：好吧，假如寻正是小流氓，难道小流氓就不可以揭发你这个大流氓了？有的人不干了，凭啥给自己定个小流氓，而把我老人家定个大流氓？寻正很有弹性的，好吧，假如寻正是个大流氓，难道大流氓就不可以良心发现，阻止你这个小流氓？对着寻正跳得老高的人需要牢牢记住，把别人拖下水，你并没有上岸！

唐山大地震，究竟死了多少人都没搞清楚，就象中国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现在也搞不清楚一样，专制制造成的浓雾，可不是好么容易穿透的，所有的信息，都必须审慎地考察，有限地有条件地接受。大寨地震学家耿庆国，在国际组织基于减灾目的搞了个UNGP－IPASD顾问当当，无非是当年他曾活跃过，是知情人之一，而国人又刻意把唐山大地震时青龙县经验包装成奇迹，再一次证明了外国人不见得不上当。可惜此项目并不跟联合国常规项目联系在一起，2003年就结束了，而且好象此项目还是有条件资助项目，即NGO出钱，联合国出名主义的研究项目，主要目的跟灾难预测没有关系，但中国参加者无不咬着牙往灾难预测上奔，联合国官员是不是见不惯这些楞头青而终止该项目的？
一个2003年就终止的项目，不应当在其后还打联合国的招牌，肆意地卖弄青龙预测，或者象耿专家那样，一辈子都是联合国的顾问，但中国地震预测术者们的无耻，是没有底线的。众人金口铁牙，咬着牙把无耻时代的造假做秀，坚持到二十一世纪，挺出国门，几十万生命的丧失，他偏要强行宣称也曾预测到，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硬科学不行，他们采用一时的软管理入手，在非地震学界骗得别人一时，于是乎什么底气都有了，反正时过境迁，也没得人能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无耻与荒谬，就象传统文化鼓吹者一样，你凭什么判定庄子孔子的无知？说不定他们比你我更懂科学！
我不否认青龙县在大地震前比其它地区更有准备，在那个年代，大家屁事不做，成天斗来斗去，搞防震演习，还算有效益的事情，但正常年代与地区哪能比？大家都成天琢磨地震，还搞不搞生产了？所谓青龙奇迹，无非是海城地震的翻版而已，海城地震，经中国专制政权一吹，一个人没死，奇迹呀！可惜经不得检验，地震局花了十几年，最终还是数出来了，死伤成千上万，但还是在吹海城预测。
吹青龙预测的那帮虾子，纯粹就是为地震而活，巴不得中国天天发地震，他们好搞预测，其他人不搞生产，专门研究鸡飞狗跳，鱼虫鸟叫，晚上就做梦找神仙去，然后他们一总结，哪儿会发地震，长长的票子流到手中。他们似乎忘记了，除了地震，这个世界上还有其它的事情。
青龙奇迹经那些善于做数字游戏的人一吹，硬是了不起，不说其运气的成份，其实青龙县在唐山大震时表现也并不出色，数据中隐藏着一个更大的运气，青龙离震中太远了。下面的图是鼓吹中国地震预测术的那帮闲人挂在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千方百计要挂联合国名的网站上的东西，以证明青龙奇迹。不善于分析数据的，肯定被蒙倒，狐狸尾巴那么好藏匿的么？我查不到唐山地震各地区具体死亡数据，所以只能从技术角度点出尾巴所在了。
首先作此图的人是不诚实的，青龙县并非零伤亡，而是有一个人死亡，有一个人死亡，就不是零死亡，伤者恐怕也更多。同样地，其网站上还有一个弱智的图，蒙得倒图腾崇拜者，但在经常作图分析的人看来就很好笑，毫无价值。
大家从下图上看得出，青龙县本身就在低伤亡区，跟北京到震中的距离差不多，只不过作图者为突出青龙县，故意忽略了那一例死亡，把青龙县染成了它不该有的色。沿着北京青龙那一弧形带，在低伤亡中，肯定有高有低，低者如青龙县，高者可能接近较高伤亡地区，在地理学上未必随机，但从数据分析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是必然现象。换句话说，青龙县比临近地区或者同一地带的死亡率要低，未必有显著意义。我们看到天津成为死亡率高于较高死亡率弧形带一个特别地区，它体现了一个地震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参数，也就是人口密度，如果按人口密度来算，青龙县的死亡率，跟处于同一地带的北京相比，更加不具有显著性。
有人肯定还会以青龙县塌了多少房子来作为佐证，死亡率可能硬度更高一些，况且死亡率也未必可信，一个事前采取了行政防范措施的地方，事后夸张其成绩的可能性更高，至于房屋的损毁与垮塌，各地始终有经济动机进行夸张的。
我无意否认青龙县的领导在抽风式的防震年月里多抽了一次，运气好碰到了唐山大地震，但很明显所谓的“青龙奇迹”言过其实了，其社会效益毫无借鉴可能，谁能象青龙人那个年代里，吃个二分饱，成天干嚎，或者没事就搞防震演习呀？在高震地带，有那种愚蠢的精神，再在演习中多碰上几次地震，也不难理解！

智弱者不妨对此进行图腾崇拜，很有“架子”的。